黄万华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后的香港，刚刚走出战争浩劫，又开始经历“再殖民”，却在中国大陆之外再次开辟了一个接纳、延续、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多种血脉的空间。与同时期的中国大陆、台湾不约而同盛行“战歌”、“颂歌”不同，战前与小说相比并不显得强盛的香港新诗，此时却以左翼诗歌、都市“乡土”诗、现代主义诗歌等多形态并存的局面跨越了“1949”，成为日后中国新诗史重要的一段历程。

一

战后香港首先聚集起大批左翼诗人，包括黄药萌、邹荻帆、楼栖、薛汕、戈阳、黄雨、陈残云、黄宁婴、吕剑等，其掌控的《中国诗坛》、《文艺生活》、《新诗歌》以及《华商报》副刊刊发了大量左翼诗歌。左翼诗人团体“中国诗歌艺术工作社”(1946)、“中国新诗歌工作者协会”(1946)更是有组织地开展左翼诗歌运动。“战后香港左翼诗歌的独特之处，是它同时具有国统区和解放区诗歌的特点，既有‘翻身诗歌’、方言诗，也有城市讽刺诗。”［1］69但“国统区和解放区诗歌的特点”都是中国大陆文学的产物，这使得此时香港左翼诗歌强调的“斗争”、“革命”等新的主题［2］59和大众化的取向基本上服务于大陆的政治性目标，等到大陆政治性目标实现，左翼诗人再次北上，此类左翼诗(可称为“南来左翼诗歌”)也呈现衰微。所以，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类香港左翼诗歌。

战后香港左翼力量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南来文人中，就连曹聚仁、叶灵凤“都已经左倾”［3］。但因为香港文坛的左、右翼都处于体制外的“自由竞争”状态，作家的左、右派身份往往是广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