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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演义》是隋唐历史题材创作的集大成之作，也是隋唐系列小说的代表作。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再世姻缘”为线索，将从隋炀帝到唐玄宗近二百年的史事连接起来，艺术地再现了隋、唐两朝兴衰的历史。长期以来，学者对此书的评价不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再世因缘”问题的认识。如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撰的《中国小说史稿》说：“由于作者旨趣只是介绍宫廷艳史、帝王逸事，宣扬一些迷信宿命思想和封建伦理观点，……所以价值不大。”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把历史事件予以轮回报应的阐释，大肆宣传迷信落后观念，以及穿插一些不必要的爱情描写，都使这部小说减色不少。”②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志》说：《隋唐演义》“把历史事件予以轮回报应的阐释，大事宣传迷信落后观念，更显下乘。”③马积高、黄钧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认为：“由于作者思想水平的限制，对历史本质缺乏认识，单纯满足于表面现象的渲染，客观上流露出对糜烂生活的津津乐道。加上封建正统思想、因果轮回观念的宣扬，使得这部作品成就不高。”④由此可见，对“再世姻缘”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了对此书价值的评判。那么，褚人获为什么要采用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在作品中有何作用？其意义何在？本文想就此略加探讨。

一

就创作方式而言，《隋唐演义》是一部典型的“累积”型小说，在它之前，不仅出现了众多关于隋、唐两朝的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而且还产生了一批以这段历史为题材的通俗小说，褚人获的创作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缀集”、加工而成的⑤。在《隋唐演义序》中，褚人获对该书的编创情况作了这样的交待：

《隋唐志传》，创自罗氏，纂辑于林氏，可谓善矣。然始于隋宫剪采，则前多阙略，厥后铺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观者犹有议焉。昔萚庵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殊新异可喜。因与商酌，编入本传，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合之《遗文》、《艳史》，而始广其事，极之穷幽仙证，而已竟其局。其间阙略者补之，零星者删之，更采当时奇趣雅韵之事点染之，汇成一集，颇改旧观。⑥

由此可见，褚人获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借用了《逸史》所载的“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并将它作为全书的“始终关目”。

“再世因缘”的故事首见于小说第三十五回。朱贵儿深得隋炀帝宠爱，她为此感激不尽，在隋炀帝病危时，她不仅“虔诚叩祷”，还效仿“割骨疗亲”故事，从自己臂上割下一块肉放在药中给隋炀帝服下，炀帝竟因此获救。隋炀帝知道此事后深受感动，于是对天盟誓要与朱贵儿结“来生夫妇”。书中写道：

炀帝见他说得激烈，也就落下几点泪来道：“美人，你既如此忠贞明义，朕愿与你结一来生夫妇。”就指天设誓道：“大隋天子杨广与美人贵儿朱氏，情深契爱，星月为证，誓愿来生结为夫妇，以了情缘。如若背盟，甘不为人，沉埋泉壤。”朱贵儿见炀帝立誓，慌忙跳下马来俯伏在地，听见誓完，对天告道：“皇天在上，朱贵儿来生若不与大隋天子同荐衾枕，誓愿甘守幽魂，不睹天日。”

这桩誓愿在第六十八回有了回应。唐太宗“入冥”，目睹了朱贵儿和隋炀帝的“证前盟”：

见一对青衣童子执着幢幡宝盖，笑嘻嘻的引着一个后生皇帝，后面随着十余个纱帽红袍的，两个官吏随着。崔珏叫道：“张寅翁，这一宗是什么人？”那官吏说道：“是隋炀帝的宫女朱贵儿，他生前忠烈，骂贼而死，曾与杨广马上定盟，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后面这些是从亡的袁宝儿、花伴鸿、谢天然、姜月仙、梁莹娘、薛南哥、吴绛仙、妥娘、杳娘、月宾等。朱贵儿做了皇帝，那些人就是他的臣子。如今送到玉霄宫去修真一纪，然后降生王家。”……又见两个鬼卒，引着一个垂头丧气的炀帝出来，后面跟着三四个黑脸凶神。崔珏又问跟出来的鬼吏押他到那里去。那鬼吏答道：“带他到转轮殿去，有弑父弑兄一案未结，要在畜生道中受报。待四十年中，洗心改过，然后降生阳世，改形不改姓，仍到杨家为女，与朱贵儿完马上之盟。”崔珏问道：“为何顶上白绫还未除去？”鬼吏道：“他日后托生帝后，受用二十余年，仍要如此结局。”

朱、杨二人转世为何人？作者在这里没有明言，只是借崔珏之口表明，昏君隋炀帝之后要转世为后妃，主要原因是要“完贵儿盟言”。

在小说第一百回，由仙人张果出面，最终揭示了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前因后果”，总的来看，所谓的“再世姻缘”包涵了这样几层因果关系：

上皇宿世乃元始孔升真人，与我辈原是同道。只因于太极宫中听讲，不合与蕊珠宫女相视而笑，犯下戒律，谪堕尘凡，罚作女身为帝王嫔妃，即隋宫中朱贵儿是也。贵儿再世，便是大唐开元天子了。

炀帝前生乃终南山一个怪鼠，因窃食了九华宫皇甫真君的丹药，被真君缚于石室中一千三百年。他在石室潜心静修，立志欲作人身，享人间富贵。那孔升真人偶过九华宫，知怪鼠被缚多年，怜他潜修已久，力劝皇甫真君暂放他往生人世，享些富贵，酬其夙志，亦可鼓励来生悔过修行之念。有此一劝，结下宿缘。此时适当隋运将终，独孤后妒悍，上帝不悦，皇甫真人因奏请将怪鼠托生为炀帝，以应劫运。恰好孔升真人亦得罪降谪为朱贵儿，遂以宿缘而得相聚，不意又与炀帝结下再世姻缘，因又转生为唐天子，未能即复仙班。

你道炀帝的后身是谁？即杨妃是也！炀帝既为帝王，怪性复发，骄淫暴虐。况有杀逆之罪。上帝震怒，只判与十三年皇位，酬其一千三百年静修之志。不许善终，敕以白练系颈而死，罚为女身，仍姓杨氏，与朱贵儿后身完结孽缘，仍以白练系死，然后还去阴司，候结那杀逆淫暴的罪案。

这几段文字将隋炀帝与朱贵儿、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再世因缘”说的清清楚楚。最后，在杨通幽的追问下，张果又补叙了梅妃江采萍的“前因”：

梅妃即蕊珠宫仙女，也因与孔升真人一笑，动了凡念，谪降人间两世，都入皇宫：在隋时为侯夫人，负才色而不遇主，以致自尽；再转生为梅妃，方与孔升真人了一笑缘。

由此可见，小说中的“再世因缘”实际上包含了三个仙、怪的故事，其关系大致如下：

原始孔升真人 →朱贵儿 →唐玄宗

终南山怪鼠 →隋炀帝 →杨贵妃

蕊珠宫仙女 →侯夫人 →梅 妃

这就是小说中“再世因缘”的主要内容。

二

从全书来看，作者对“再世因缘”这个“关目”十分看重，不仅以隋炀帝起，以唐玄宗结，使“再世因缘”的故事贯穿全书，同时很多情节也都围绕这个故事来安排。作者将佛教的“转世”和道教的“谪世”观念结合起来，演绎了这个两世姻缘故事，其中确实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但正如陈洪先生所说，此书对宗教“是偶尔涉及，只有一些无关大局的枝节描写”⑦。从作者“自序”看，褚人获之所以采用这个故事，首先是基于结构上的考虑，即：以“再世因缘”为线索，将隋、唐两代的历史串联起来，使全书的结构更为完整。

美籍学者马幼垣先生在《中国讲史小说的主题与内容》一文中指出，“历朝纪事主题”的小说写得好的较少，“就结构上来说，小说家机械性的有意包罗一切，同时在本能上有照抄正史的倾向，使得历史的戏剧性高潮大为失色。所以，许多这主题的小说，在结构上几乎都免不了松散。”造成这种缺陷的主要原因是“范围太广，焦点不能集中，情节看来像流水账，没有着力写好，因为小说家要顾到各方面，注意力分散了。”⑧这指出了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这种缺陷在《隋唐志传》中也很明显。全书123回，从隋文帝即位始，到唐僖宗中和二年(882)止，叙述了隋、唐两朝299年的历史。前面用了91回的篇幅写了隋亡唐兴的历史，而贞观以后的二百多年历史，仅用了二十多回就作了交代，前后比例严重失衡。小说的基本素材来自史书，全书的叙事结构也是按照《资治通鉴》的编年顺序来安排的，叙述多而描述少，对史料缺乏必要的提炼、加工，因此大多是平铺直叙，人物性格也不够鲜明。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忠于史实，这就使作者的创作受到了很多限制，因此，相对于其他题材小说，历史小说的结构比其他小说更难经营。晚清学者张冥飞曾作过这样的分析：“历史小说最难著笔。以其人多事杂，不易抽出线索，无以提纲挈领。次之，则穿插各人各事，为时地所限，不能运用自如。次之，则弃取之间，剪裁恰难悉当，或增或改，煞费经营。故非才、学、识三者兼长，亦不能作此种稗史。”⑨要想让小说好看，就离不开巧妙的结构，因此，一部好的历史小说，就既要按照史实，又要精心组织结构。

褚人获是在《隋唐志传》等小说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他在“自序”中指出《隋唐志传》的不足有两点：其一，“始于隋宫剪采，则前多阙略”。该书叙事起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一开始就是炀帝的“纵心为乐，欲穷耳目之观。”(第一回)对文帝朝24年的历史只提到了杨广谋立太子和弑父两件事，而且都没有正面展开，对开国皇帝杨坚则几乎没有涉及。因此，所谓的“两朝志传”在开头这个环节就很不完整。其二，小说第十二卷卷首注明，该卷叙事从“唐代宗广德元年癸卯(763年)岁起，至僖宗中和二年壬寅岁至，凡一百二十年事实”。实际上全书结束于僖宗乾符五年(878)唐将“剿戮王仙芝”(第122回回末)，这离唐朝灭亡还有将近30年时间，而且该卷共12回，却叙述了将近120年的历史，结果只能是“零星不联属”，结尾同样不完美。中国古代小说比较重视结构的完整和统一，故事完整，有头有尾，血脉贯通，前后统一，可以说是古代小说的一个传统。对褚人获来说，究竟怎样来展示隋、唐两代这段兴亡的历史，这是他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时候，《逸史》所载的“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给了他启发，他觉得这个故事“殊新异可喜”，于是决定将它“编入本传，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这样，小说开头就借用《隋史遗文》的写法，从晋王杨广统兵灭陈开始，比较详细地写了他“馋谋易位”(第2回)、弑父“升御座”(第19回)的全过程，弥补了“前多阙略”的遗憾；最后又以唐玄宗归天、“遣鸿都结证隋唐事”(第100回)结束，尽量避免了《隋唐志传》虎头蛇尾的毛病。总的来看，作者选取了隋、唐两朝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这段历史，又用隋炀帝和唐玄宗两个颇有争议的帝王来连接全书，总体构思是十分巧妙的。小说第八十九回“总评”中的一段话较好地说明了作者的用意：

隋自隋，唐自唐，传以“隋唐”立名者，以李渊与世民即肇基于开皇中，故以隋唐合传。但唐至太宗即位，而隋之气数已终，作者乃先于炀帝清夜游幸之时，幻出与朱贵儿马上定盟，愿生生世世为夫妇；遂于太宗魂游地府，目睹听勘炀帝一案，以贵儿忠烈，降生皇家，以炀帝荒淫反现妇女身，完马上之盟，正见隋唐之所以合处。

就这样，经过作者的精心营构，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几组人物就通过转世的方式被联系起来了，百余年的历史被浓缩为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几个帝、后的故事，情节相对集中，头绪也比较清晰。虽然这样的结构形式难免会使作品笼罩上一层浓厚的因果报应色彩，但由于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人，是历史人物的七情六欲和真实的生命历程，于是，“转世故事中原有的迷信因果成份被淡化了，留下的主要是转世的结构框架”⑩。

三

如上所述，褚人获采用“再世因缘”故事的主要目的在于结构布局，但这个故事的意义又不仅仅在于此。因果框架将两组本不相干的历史人物联结起来，不仅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还蕴含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明显动机。小说以隋炀帝、唐玄宗的“再世因缘”为线索，艺术地再现了隋、唐两代兴衰的历史，体现了作者对国家兴亡这个敏感问题的宏观思考。

用隋炀帝和唐玄宗结构全书，作者的构思颇有深意。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和唐玄宗都是著名的风流天子，同时也都是比较受人们关注的历史人物，在唐、宋时期的传奇小说中，两人的故事就已成为小说家热衷的题材，明清时期他们更成为小说家、戏剧家关注的焦点，并出现了像《隋炀帝艳史》和《长生殿》这样的优秀作品。总的来看，在文学家的笔下，隋炀帝和唐玄宗形象都比较复杂，作家对他们的态度也充满了矛盾。《隋唐演义》中的隋炀帝和唐玄宗都是风流天子，但同时也都是亡国、误国之君，两人的共同特点是“驰了朝纲，占了情场”，因沉溺于儿女私情而招致国家和个人的悲剧。

《隋唐演义》给读者留下的一个突出印象是，作者对隋炀帝、唐玄宗之类的风流天子充满了同情和宽容。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在作者笔下，隋炀帝、唐玄宗是天子，但他们首先是具有七情六欲的人，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小说中的隋炀帝与历史原形，甚至《隋炀帝艳史》中的隋炀帝都有了根本性不同。作者笔下的隋炀帝是一个纵情声色之徒，但在好色中又带有真情，因此作者对他批判中有同情，甚至还有赞赏。但无论如何，作为皇帝的隋炀帝无疑是失职的，作者毫不隐讳地写了他的弑父、杀兄、乱伦，同时也写了他种种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暴行。小说第三十二回还安排了一个怪诞的情节，指出隋炀帝“是老鼠变的”，这些都表明了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基本态度。

作者肯定了帝王之情的合理性，但与此同时也揭示了情与政的矛盾。与普通人不同的是，帝王的情感生活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寄情声色势必会对朝政有所影响。帝王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而这些欲望的满足又常常是以牺牲百姓的利益为代价的。为了自己的享乐，隋炀帝不断大兴土木，骚扰百姓。小说第二十七回对此有一段比较集中的描写：

炀帝荒淫之念日觉愈炽，初命侍卫许庭辅等十人，点选绣女；又命宇文恺营显仁宫于洛阳；又令麻叔谋、令狐达开通各处河道；又要幸洛阳，又思游江都。弄得这些百姓东奔西驰。不是驱使建造，定是力役河工。各色采办，各官府州县邑，如同鼎沸。

为营造显仁宫，“凡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各样材料，俱听凭选用，不得违误。其匠作工费，除江都东都，现在兴役地方外，着每省府、每州县出银三千两，催征起解，赴洛阳协济”，弄得“四方骚动，万姓遭殃”(第20回)。为点选秀女，就派出十个太监“分往天下”。在贝州，“州中市宦村民，俱挨图开报，分上中下三等”。窦建德之女被报在一等里边，“费了千金有余，方才允免”，为了不再受纠缠只好离家去外地躲避。介休也是如此。为免女儿入宫，这家送几千两，那家送几百两，夏家有个独生女儿，“把家私费完了，止凑得五百金，那差官到底不肯免，竟点了入册”。老百姓愤恨地说：“这个瘟世界，那里说起，弄出这条旨意来！扰得大家小户，哭哭啼啼，日夜不宁。”(第26回)在小说第三十七回作者有这样一段议论：

天下最荼毒百姓的，是土木之工，兵革之事；剥了他的财，却又疲他的力，以至骨肉异乡，孤人之儿，寡人之妇，说来伤心，闻之酸鼻。

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之欲，若无有效的约束与限制，必将弄得民穷财尽，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

就“占了情场”而言，隋炀帝与唐玄宗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在表现他们的“驰了朝纲”时小说的侧重点又有不同。写隋炀帝突出的是他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荒淫生活，而写唐玄宗时更多表现的是因沉迷声色而造成的一系列重大失误。杨妃入宫后，玄宗从此“深居宫中，日事声色”。玄宗“只道天下承平无事”，于是“一切朝政，俱委之李林甫”；“又命安禄山与杨国忠兄妹结为眷属，时常往来，赏赐极厚，一时之贵盛莫比。”而李林甫、杨国忠与安禄山等人先是“朋比为奸，迎合君心，以固其宠”(第81回)；后则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大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小说第八十八回开头有这样一段议论：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所赖为君者，能觉察于先，急为翦除，庶不致滋蔓难图。更须朝中大臣，实心为国，烛奸去恶，防奸于未然，弭患于将来，方保无虞。若天子既误认奸恶为忠良，乱贼在肘腋之间而不知，始则养痈，继则纵虎。朝中大臣，又询私背公，其初则朋比作奸，其后复又彼此猜忌。那乱贼尚未至于作乱，却以私怨，先说他必作乱，反弄出许多方法，去激起变端，以实己之言，以快己之意。但能致乱，不能定乱，徒为大言，欺君误国，以致玩敌轻进之人，不审事势，遽议用兵。于是旧兵不足，思得新兵，召募之事，纷纷而起，岂不可叹可恨！

这比较清楚地揭示了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归根结底，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唐玄宗自己的怠政和用人不察，过分沉迷于个人的情感，于是“驰了朝纲”，对杨国忠、安禄山的种种不轨行为坐视不管，最终重蹈隋炀帝之覆辙，历史的悲剧竟然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间重演。

总之，褚人获之所以用“再世姻缘”故事结构全书，有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明显意图。在小说第3回开篇有这样一段议论：

从来国家吉凶祸福，虽系天命，多因人事。既有定数，必有预兆。于此若能恐惧修省，便可转灾为祥。所谓妖由人兴，亦由人灭。若但心怀猜忌，欲遏乱萌，好行诛杀，因而奸佞乘机，设谋害人，此非但不足以弭灾，且适足以酿祸。

国家的兴亡，“虽系天命，多因人事”，冥冥中虽然有一个“定数”存在，但只要统治者“能恐惧修省，便可转灾为祥”。作者继承了传统史学的道德理性精神，在因果轮回的荒诞形式中融入了“人事”决定兴亡的观念，于是，虚幻的“再世姻缘”故事中注入了真实的历史内容，使小说带上较强的反思意味。

注：

①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中国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67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9-1030页。

③ 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志》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

④ 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7页。

⑤ 欧阳健《〈隋唐演义〉“缀集成帙”考》，《文献》1988年第2期。

⑥ [清]褚人获《隋唐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本文《隋唐演义》引文皆引自该书，不一一注出。

⑦ 陈洪《结缘：文学与宗教——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⑧ 马幼垣《中国小说史集稿》，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86页。

⑨ 冥飞等著《古今小说评林》，民权出版部1919年印本。

⑩ 孙逊《释道“转世”“谪世”观念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