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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领袖型人物，从文化程度来说，一类是文化程度高的，一类是草莽英雄类文化程度较低的。文化程度高的，大多与文学结缘，深明“马上”得天下，但治不了天下，武力必与文治结合才能制胜，才能治平。草莽英雄后来也明此道，并思补救，如梁山好汉之请军师，请说书的讲故事，如张献忠、李自成，包括洪秀全等，多请人读《三国演义》给他们听，并明确从中学习排兵布阵歼敌的战法，等等(请注意，不是从“孙子兵法”学打仗，而是从通俗小说、民间传说、故事学打仗)。于此也可见领袖型人物与文学关系之一斑。即文化程度高者，为达政治目的，必须充分发挥文化功能。文化程度低者，为达制胜目的，也必须吸取文化优例，夺取胜利。这就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学的力量，和对国家治平、发展的重要性，也展示了作为领袖人物青史美誉度与文采紧密相联，文采高低决定他们的美誉度高低！

“五四”以来的领袖人物，同样展示了上述规律，不过增添了异样发人深省的光彩。试从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陈独秀、毛泽东对《水浒传》的关注、评论作点探索。

一

陈独秀评《水浒》的资料主要有：《水浒》序言和《水浒》吟几首诗，现分别引录评析。

《水浒》新叙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四句诗就是施耐庵做《水浒传》的本旨。

《水浒传》的理想不过尔尔，并没有别的深远意义，为什么有许多人爱读他？

是了！是了！文学的特性重在技术，并不甚重在理想。理想本是哲学家的事，文学家的使命，并不是创造理想；是用美妙的文学技术，描写时代的理想，供给人类高等的享乐。……亚东图书馆将新式标点加在《水浒传》上翻印出来，我以为这种办法很好，爱读《水浒传》的人必因此加多。他们要求我做篇叙，我没甚多话说，惟有指出这书主要的理想和技术，请读者注意。

民国九年(1920年)七月七日，陈独秀叙《水浒》亚东发行。

陈独秀写《水浒》新叙时的背景是1920年8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汪原放用新式标点，分段排印的《水浒传》，这是中国出版史上了不起的大事。正如胡适所言：“这是用新式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亚东版《水浒传》同亚东版的其他古典白话小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景观。因而胡适为之作长序(《水浒传考证》)，陈独秀作短序(《水浒新叙》)强化该书主旨与技巧，为白话小说论证与呐喊。

陈之短序劈头就引：“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首山歌，是《水浒》第十五回“吴用智取生辰纲”情节中，挑酒汉子白日鼠白胜在黄泥冈所唱的民谣。最早揭示民谣妙处的金圣叹说：“上二句盛写大热之苦，下二句盛写人之不相体恤，犹言农夫当午在田，背焦汗滴，彼公子王孙深居水殿，犹令侍人展扇摇风，盖深喻众军身负重担，反受杨志空身走者打骂也。”金氏之论只限情节内涵，而陈独秀却从中发现了封建社会“农夫”与“公子王孙”贫富两个阶级的对立，并升格到全书的“本旨”。今天看来不免有些简单化，类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若置之整个《水浒》研究史，则不难发现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突破。在陈氏之前，人们对《水浒》本旨众说纷纭，有“忠义”说，“盗强”说，“英雄”说。即使与陈序同登卷首的胡适长序，主要在通过水浒演化历史的考证而传递一个“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说到《水浒》之本旨则防止“官逼民反”含糊地说，梁山义军是在“反抗政府”。这与封建士大夫所谓“澄清吏治”说无本质差异。

陈独秀早就有贫富对立的观念，然自觉尝试用阶级斗争观念分析问题是1920年前后的事，亦即其为《水浒》作序时期。在作《水浒新叙》的前几个月，陈氏著有《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答知耻》、《答章积和》等文论及工人的地位与待遇。他说：“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在《水浒新叙》之后，陈氏于1920年下半年更有多篇文章论及中国工人的处境与出路，正式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尤其是9月5日所写《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简直与《水浒》中白胜所唱民谣有异曲同工之妙：

开着电风扇打麻雀。/坐汽车四处兜兜风。/住着高楼大屋还嚷天气热。/吃荷兰水冰淇淋还嫌不凉，吃西瓜还嫌不甜。/睡在纱帐里，床前放着一盘水，点着根蚊香。/肥肉大鱼嫌腻口，海参鱼翅又嫌腥。(《富人生活》)

昼夜在烈日里面火炉旁边做工。/拉车运货，走一步出一阵汗。/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又小又矮的屋里，出气不得。/路上遇见自来水或施茶，不管脏不脏便骨嘟嘟地喝下。/睡在矮檐底下，或小客栈里，终应供蚊虫蚤虱大开宴会。/当了一件破棉袄，买来二升米，一家老小才吃得个半饱。(《穷人生活》)

如今谁都明白，阶级分析的方法并不是分析文学作品惟一最佳方法。但要讨论《水浒》这部小说的主题，却是离不开阶级分析方法研究《水浒》的成功尝试。但在当时(1920年前后)来说，确是陈独秀高居前人乃至同代人之上的关键所在。

与某些认同于《水浒》情结的共产党人不一样，20世纪20年代的陈独秀理论焦点在工人运动，而非农民运动，因而他虽认清了《水浒》所揭示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冲突，却并不怎么看重《水浒》的理想。他在引了白胜唱的民谣之后指出：“《水浒》的理想不过尔尔，并没有别的深远意义。”既然如此，“为什么有许多人爱读他？”

陈独秀又对《水浒》的文学成就提出了自己看法，他说：

是了！是了！文学的特性在技术，并不甚重在理想。理想本是哲学家的事，文学家的使命，并不是创造理想；是用美妙的文学技术，描写时代的理想，供给人类高等的享乐。

此话虽不无偏颇，又不无道理。由此出发，陈氏高屋建瓴地把握了《水浒》的艺术成就：“在文学的技术上论起来，《水浒传》的长处，乃是描写个性十分深刻，这正是文学上重要的。中国戏剧的缺点，第一就是没有这种技术。”当然，《水浒》的艺术技巧、文学成就决不仅此，但陈独秀指出的这一点就先锋而又切中要害的，正是文学家的眼光，用文学作品的标准来评论文学作品，这才是文学评论的要旨，才是对文学作品评论的楷模，也才是促进文学作品健康发展的文艺评论。这种开创意义，经典意义，值得我认真学习、推广。陈独秀诗作甚多，但关于《水浒》的，只今所知的《水浒吟》六首，录列如下：

水浒吟(陈独秀)

白衣秀士

三年造反竟难成，死重生轻辩不清；大好梁山竟拼火，秀才到此误平生。

卢俊义

居奇罔利富家身，口口声声大宋民；我笑黔驴无技甚，绰名枉唤玉麒麟。

吴军师

军师才识竟如何？上应天星号智多；挑拨好凭三寸舌，看他同室又操戈。

李铁牛

天杀星原不可当，亦思反哺费奔忙；须知作贼终愚孝，莫向荒山笑老娘。

林教头

五虎声名丈八矛，今为上将昔为囚；假名公义销私憾，功首尤推豹子头。

清道士

叛教离宗大不该，恨成千古费人猜；三清殿上齐都冷，那管青生染指来。

(笔者按：第四首末句中的“笑”字，疑为“哭”字；第六首第三句中的“齐”字，疑为“斋”字，查证多人，均未得解。)

这六首诗发现、发表的情况是200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陈万雄先生著的《学术随笔文从·历史与文化的穿梭》中曾载陈独秀佚诗。书中介绍《水浒吟》是绝句六首，刊登于1917年7月20日的“谐著”栏，署名“仲子”；而《杂感》属古体长诗，刊登于该报同年同月22日“文苑”栏，署名“陈仲子”。“仲子”和“陈仲子”都是陈独秀在清末民初惯用的名号。这两篇诗作都反映和洋溢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向往民主政治的思想感情。

《水浒吟》共涉及水浒人物六人，分别是王伦、卢俊义、吴用、李逵、林冲和公孙胜。诗中对六人或讽或斥，抱否定态度，其实意不在此，都是借古讽今，矛头所指是为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而张目的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所谓“洪宪六君子”，所以《中华新报》把它选登在“谐著”栏。

从这组诗既可看到陈独秀深厚的中文修养，又可看到一位炽烈的爱国者对时事、国运的念念不忘和时时针砭。他善于吟咏旧体诗，在思想内容上表现爱国思想，直接以诗歌议政，描写人民艰苦劳动和苦难生活以及民风民俗的社会生活画面；在艺术特色上能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体现求细、求新、求透、求活以至求精，抓住宋诗的特有造诣。

二

毛泽东点评《水浒》。《水浒》是毛泽东较为欣赏的古典小说之一，对《水浒》点评颇多。据薄一波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很喜欢看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不少小说读过多遍，在讲话和文章里，时常引用小说里的人物、事件和典故，用独到的见解介绍给别人。例如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

毛泽东可说是研究《水浒》的专家，一生读了七十年的《水浒》，谈到很多梁山人物。说梁山第一任领导人王伦，“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第二任领导人绰号托塔天王的晁盖，晁盖是好的，可是却被摒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让他早死了；《水浒》的主角是第三任领导人宋江。4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延安曾说过：“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给了梁山好汉很高的评价。曾对身边的同志说：《水浒》中的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打三次？我看宋江这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得学宋江，要谨慎。他也谈后期宋江不行，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

毛泽东也谈及其他梁山好汉。他说，“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开”。开酒店的朱贵是“做特务工作的”，“专门打听消息”。还说“要有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毛泽东谈到的还有鲁智深、武松、李逵、柴进、三阮、张顺等人。毛泽东肯定吴用和三阮的人品，也赞扬武松、鲁智深和李逵。在长征途中，说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武艺，“都赶上景阳冈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开辟晋察冀边区时，称赞他是“新的鲁智深”；建国后，又称李达是哲学界的“黑旋风李逵”。这是因为他们颇有斗争精神，浑身是胆，才力过人。

1949年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演讲，其中提出：“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1954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散步时，和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起了《水浒》。毛主席问孙勇：武松这个人怎么样，他是英雄吗？孙勇答：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武功高强有血性，是个大英雄。毛主席说：你讲得具体一点。孙勇说：武松在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猛虎，为人民除了害；西门庆诱奸霸占他嫂子潘金莲，并用毒药害死了他兄长武大郎，他查明真相为兄报仇，杀死了西门庆、潘金莲，提着人头去县衙自首。由此可见，武松是一个嫉恶如仇、敢作敢当的人。在被判刑发配孟州的路上，两押差看到他一身正气，不敢打骂和怠慢他。后来，他醉酒痛打蒋门神显示了胆识。因此，武松是个真正的英雄。毛主席听了，说：你答的不错，给你打90分吧！1959年8月2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诙谐地说：“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3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从毛泽东点评水浒人物来看，他喜欢富有血性、嫉恶如仇、敢作敢当的人，而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反观现实生活，一些党员干部却不是这样，他们习惯看领导的脸色说话。在新形势下，历练官德，纯洁党性，一些人的确该反躬自省了。(参阅2011年08月20日08:59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萃岚：感毛泽东联系实际点评《水浒》)

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论述，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1975年夏秋之际，在中国突然冒出来一场所谓的“评《水浒》运动”。从1975年8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976年秋“四人帮”覆亡之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刊出梁效、柏青、罗思鼎、竺方明、方岩梁等的文章。他们疯狂叫嚣党内出了“投降派”，在各地掀起层层揪“宋江”的恶浪。“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在1975年9月4日的社论中说：“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本报和其他报刊开始了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当时，人们怀着深深的迷惑和忧虑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不禁从心底发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随着揭批运动的深入开展，这个疑团终于解开了。“四人帮”策划的“评《水浒》运动”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的。事实的真相是1975年8月13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卢荻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作品，然后又谈到《水浒》。毛泽东针对卢荻提出的“《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的问题，对《水浒》作了精辟的评论。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讲到《水浒》时，完全是作为学术问题进行探讨的。在评述过程中，他旁征博引，谈笑风生。很显然，毛泽东关于《水浒》评价问题的那番话，丝毫没有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掀起批判《水浒》、揪现实生活中宋江这样一场运动的意思。8月14日，“四人帮”把经过记录整理的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内容弄到手之后，不到3个小时，就提出了所谓“贯彻”毛泽东指示的“办法”。姚文元袭用林彪的伎俩，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卑劣手法，歪曲毛泽东谈话的原意，别有用心地大谈这次谈话“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有着深远意义。当日深夜，姚文元打电话把这件事告知《人民日报》的鲁瑛，要他做好准备，同时，姚文元又召见出版局负责人，命令赶印出书。第二天，姚文元把毛泽东对《水浒》评论的整理记录稿同他炮制的所谓“贯彻”毛泽东指示的信印在一起，送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其在上海市委、北京市委内的亲信，要他们立即组织人马，加紧炮制黑文。他们故意蛊惑人心，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这一切活动都是背着党中央，违反党的组织原则，鬼鬼祟祟干的。(参阅芦荻与毛泽东谈《水浒》引发政治运动)原来“评《水浒》运动”是“四人帮”蓄意借毛泽东的几句对《水浒》和宋江的评论，大肆歪曲，搞成批判周恩来，妄图打倒周恩来，顺利篡党夺权的大阴谋。

三

一叶知秋，片脔知味。从陈独秀、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议，可以约略窥见古今领袖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识、运用方面的几点共识。

(一)凡是有点文化的领袖人物，都会热爱中华文化，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有的擅诗能文。即使如秦皇、汉武也只是“略输文采”，即诗文未必是当时一流，不能与韩非、司马相如相比吧。至于中国历史上领袖人物中文采不略输者，那真叫灿若群星，数不胜数，著名的刘邦“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唐玄宗的咏孔子(“夫子何为者”)等等，无不让人有口皆碑，代代称道。李后主的词作更不用说了，是人和诗都可入“无双谱”的。民国时代，即如孙中山、蒋介石也是书法、文章皆足称道。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除前述的陈独秀、毛泽东外，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等多位也是如此，诗也好，文也好，在当时都是“名属教坊第一部”的。所以上述观点，史证多多。

(二)文学作品启发和强化了领袖人物的品节、情操和兴国、济民的理想。打开中国历史，翻开领袖们的言行录和有关文字，可以说无一不受到古典文学的薰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怒发冲冠凭栏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多少人诵读着这些诗句、警言，拍案奋袂，誓死报国，上阵杀敌，血染沙场，从容就义。“不作寻常床箦死，英雄含笑上刑场”，正是品节流芳、文采飞扬的烈士写照！

(三)文学作品开拓了领袖人物认识世界、洞明世事的思路、说服别人的方法和克敌制胜之道，又让自己的文章和演讲格外出彩。我们仔细思考前述陈独秀、毛泽东引用《水浒》事例，引申发挥，议事说理，就可知道上述论点并非虚美。如陈独秀的《水浒吟》，虽评议的是《水浒》里的六个人物的几件小事，但却双关当时国家大事，将劝袁世凯当皇帝的“六君子”的丑态和心劳日绌、逆革命潮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妄想，进行了“一枪毙命”式的讽刺，诗中选的这几个人的几件事，都和要讽刺的人巧妙联结，也让人们读书时思想开阔，作触类旁通的联想，以昭警戒。

毛泽东所用的《水浒》各例，更是信手拈来，妙语风生。如前述例中未及的，讲说要后发制人，用的林冲和洪教头的比武之事，洪教头无真本事，又轻敌，大喊“来来来”，发动进攻，结果未近到林冲之身，就被林冲“一棒打翻在地”。还有如何打破祝家庄，以及要介绍李逵、武松、鲁智深入党。虽系诙谐述古，但确是以古励今，令人震撼而又深思。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三个人的核心长处，是正直、坚强而又勇、谋兼备，完全可作当代战士的楷模！这些都是既活用古书，又让人深明处世视事之道和克敌制胜之法，真是不可多得的活学活用。

至于文学作品让领袖人物的文章、演讲更为出彩，这一点只要略味陈独秀和毛泽东咏《水浒》、评《水浒》的例子，就可以欣然认同，也就不需笔者多说了。

综上可知，文学作品对领袖人物来说，是人生、功业的望远镜、显微镜、照妖镜，有不可抗拒、不可或缺的魅力和功能！

凡是想当领袖的，或已当上领袖，想维护自己的权威、胜利果实、路线和政策的，都不能离开文学，都不能不从文学作品获得保持青春的营养。不学之人，无文之人，是当不成、也当不好领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