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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胡适、鲁迅以来，学术界公认吴承恩是古典小说名著《西游记》的作者，但有一部分学者对此看法表示怀疑，甚至加以否定。平心而论，认为吴承恩就是《西游记》的作者，这个论断并无铁证，还需要我们继续加以研究。因此，本文论述的主要依据仅是吴承恩本人的诗文集，而将《西游记》暂时搁置起来。但本文对吴承恩思想的解析，也许有助于我们解决《西游记》的作者问题。

一、吴承恩的文学思想

吴承恩在《留思录序》里说：“乌呼！是辑也野人之辞也。吾观于野，而知情之极挚，文之所由生矣。”①所谓“情之极挚，文之所由生矣”，意思是说，真实的强烈的感情是文学的源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当代文学理论也认为，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典型反映。没有生活，就没有真实性；而没有真实性，就不能感染人，不能给人们带来审美的体验和快感。

我们知道，吴承恩生活的时代正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思潮极为盛行的时期。复古主义思潮在当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大多数文人墨客都受其影响。吴承恩虽然有点特立独行，不愿依附于人，但也难免受其影响；而且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崇古、好古、迷信古人一直是文人学士的通病，也是历朝历代的社会风气，所以吴承恩的思想里有复古思想的因素，也就不足为奇。

据陈文烛记载，他与吴承恩、徐中行曾经在淮安的韩侯祠里喝酒谈天，“酒酣，论文论诗不倦也”；“汝忠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近时学者，徒谢朝花而不知蓄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溢缥囊于无穷也难矣！徐先生与余深韪其言”②。这段话经过清代的朱彝尊的转述，其意思就更加清楚一些：“汝忠论诗，谓近时学者，徒欲谢朝花之已披，而不知漱六艺之芳润，纵诗溢缥囊，难矣。故其所作，习气悉除，一时殆鲜其匹”③。所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这种论调与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思想主张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所以后七子之一的徐中行与他的好友陈文烛对吴承恩的这番话都表示赞许。所谓“谢朝花”、“去陈言”，是指在创作上不要堆砌华丽的辞藻，也力戒千人一腔，陈词滥调；所谓“蓄多识”、“漱芳润”，是要求文人学士加强儒家经典的学习、继承和发扬，同时必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平心而论，这些主张既有其合理的地方，也有其不合理的地方。所谓“谢朝花”、“去陈言”，这种论调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盛行的台阁体的，所以是合理的，正确的。但吴承恩与前后七子一样，过分强调儒家经典对文学创作的作用，以及过分强调学习和模仿古人，因而丧失了自我，丧失了真实性。这就是他们的文学思想中最不合理的地方。

吴承恩在《花草新编序》里曾对历代诗词的兴衰做过如下评论：“诗盛于唐，衰于晚叶。至夫词调，独妙绝无伦，宋虽名家，间有未逮也；宋而下，亦未有过宋人者也”④。在吴承恩看来，中国诗歌到了盛唐，达到了鼎盛，以后就逐渐衰落下去。这仍然是“诗必盛唐”的思想主张。吴承恩认为，唐代的词是中国词的巅峰，宋代虽然出现了很多有名的词人，但从总体上来说，宋词还是赶不上唐词。这种见解与我们今天的看法有些差异。今天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宋词的成就最高，词在宋代达到了巅峰。

二、吴承恩的政治思想

吴承恩的《秦玺》是一篇立意新颖的好文章。在这篇论文中，他严厉批评了自古以来人们对秦始皇传下来的代表皇帝权力的那颗传国玉玺的迷信。他认为历代皇帝不应当看重传国玉玺，更不可迷信它。首先，传国玉玺已经流传了很多不同的朝代，它并不能保佑一家一姓的江山永固，所以不应当迷信它，把它当作心肝宝贝。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传国玉玺出现于秦朝，而秦朝是个短命王朝，它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君主专制，是急功近利、不仁不义的暴君政治，所以后世要以秦为戒，而不可学习它，崇拜它。吴承恩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夫秦者，德耶，范耶，守耶？蔑仁义而重威刑，四海离矣；坏王制而焚诗书，黔首疑矣；礼乐不闻，而律令是训，二世不保矣。三者咸无焉，斯秦之所以为秦也，而奚以慕哉？⑤

在吴承恩看来，秦朝之所以不值得效法，是因为它的思想和制度与儒家的仁义道德是相背离的。吴承恩在政治上是反对暴政，反对君主专制的；在政治思想上他服膺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才是他的主要思想。我们知道，儒家并不赞成君主专制，儒家反对暴君暴政，提倡仁政、王道。

吴承恩之所以写文章反对迷信秦玺，是针对秦朝以后历代专制君主的：

虽然，世之袭秦旧者，岂特一玺哉？郡县犹秦，阡陌犹秦，称号忌讳犹秦，然此特其迹耳。至于首功好杀，秦俗也；尊君蔑臣，秦仪也；妖言腹诽，秦律也；则并其意而用之，秦亦何尝亡于后世也哉？⑥

吴承恩认为，秦朝虽然早已灭亡了，但它的灵魂未死，它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制度依然被后世的专制君主所继承，甚至变本加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秦始皇其实未尝亡也，他已经化身为后世无数个专制君主了。吴承恩能有这样的认识，真是难能可贵。我们知道，自秦朝建立君主专制制度以来，一直到清朝覆灭，中国在政治上一直就是君主专制制度，其实也就是秦朝制度的延续。自汉武帝以来，虽然儒家思想被历代统治者尊为统治思想，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幌子、招牌而已，历代君主从来也未打算切实实行儒家的政治理念，因此历代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外儒而内法的。我们知道，秦朝的治国思想正是法家的思想。

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到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个典型的专制暴君。他建立明朝后，为了巩固自家的政权，不讲仁义道德，大肆滥杀功臣。他废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他对臣下任意使用廷杖，丝毫不尊重士大夫的人格和尊严，使君臣关系逐步转变为主仆关系。他大兴文字狱，任意诛杀臣民，在文化领域制造高压和恐怖气氛，大大抑制了思想学术方面的创造力。朱元璋之后，明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昏庸、荒淫、残暴之君，是秦始皇和朱元璋的孝子贤孙，如正德、嘉靖、万历年间的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等人无不是这样的昏君、暴君。吴承恩正生活于这几个皇帝统治的时期，所以他的这篇文章应当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是利用历史对专制君主进行严厉抨击。吴承恩的这种思想和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吴承恩的《申鉴序》这篇短论也是借古讽今之作，是针对现实政治而发的。他在文中写道：

嗟乎！高帝豁达，陆子进规；太宗止辇，粤有《至言》；皆广于陈谊，而敢于劘上，是以士贵而君尊，天下之盛美也。党禁一倡，清流颠顿，致使时人惩创，抱微言而委蛇，炎汉四百，卒为黄初，是岂非万世之永鉴哉！是岂非万世之永鉴哉！⑦

意思是说，历史上的开明君主，如汉高祖刘邦等人，都是些胸怀宽广、气量广大的人，能够容忍臣下大胆地指陈时政得失，善于吸收别人的不同意见和批评，所以才能够创造出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盛世。但到了后汉，宦官当权，以党禁政策排斥、迫害正人君子，使人人自危，不敢开口说话，不敢议论时政，结果导致汉朝倾覆，被曹魏政权推翻、取代。后人要吸取汉人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吴承恩这番话显然是针对明朝政治而发的。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在位的时候，都曾经大兴文字狱，致使读书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明世宗甫即位，就一手制造出大礼议事件，大发淫威，对满朝文武百官任意廷杖、贬官、撤职，最终使臣子们屈服，满足了他自己的私欲。这个震动朝野的大事件，吴承恩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他是了解的，因为他正生活于那个时代。当时很多人也是了解的，朝野上下都在谈论这事。吴承恩写《申鉴论》自然是对明朝皇帝表示不满的，也是向朝廷委婉进谏，希望明朝皇帝学习历史上的圣明君主，多多听取臣子的意见，所谓兼听则明，从而使明朝的统治更加巩固、长久。

我们知道，儒家的政治目标、政治理想是仁政、王道，儒家的治国理念是以仁义道德为主，以法律为补充和辅助，而不是偏重于使用严刑峻法。如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⑨。孟子对梁惠王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仁者无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⑩。儒家强调以仁义礼乐治国，这虽然看上去似乎有点迂腐，是不现实的，但其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是我们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切实实践过而已。如果我们没有做过某一件事，我们就不能说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做了而没有取得成功，我们也不能说这件事必定是不现实的，错误的，因为也可能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诚心，或者还不够努力。正如佛教所说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

儒家认为，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正是仁政、王道，所以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是后世学习和效法的楷模，尤其是西周，是文明的集大成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巅峰，更是万世楷模。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文王、周武王是西周的建立者，而周公则是西周各项制度的创立者，所以孔子特别推崇这三人，其他儒者也经常把文、武、周公并称为圣人。历代儒家人士的政治目标就是力图恢复三代的思想和制度，从而实现天下大同，建立人间乐土。吴承恩也有类似的思想意识，他的政治理想同样是恢复三代之治。在《两汉书抄序》里他说：“三代至矣，秦赘疣其后，汉起革秦，固三代之续也。”其意是说，三代之治是最完美的，而汉代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三代的优良传统，所以也是值得后人效法的。在《春秋列传序》里，吴承恩写道：

夫周出于王，春秋出于伯，战国无伯矣。春秋诸臣者，其伯之极显，而王道之逾微乎？然皆未易才也，是周之余教存焉尔。夫昔者文、武、周公之治，养士之法大备矣。故自家塾、党庠、术序，至于国学，不一其地；司徒、司马、大司成、大小乐正，不一其官；而兴之以七教，节之以六礼，习之以四术，八政以防淫，三物以宾贤，讲之射，肄之雅，示之祭菜，收之以槚楚，而观之六代之乐，其规条节度，岂不极盛也哉！故士生其时者，耳目之所安习，意志之所厌饫，日渐而月涵之，犹性生也。世至于春秋，末矣。然庠序固在，布之方册者昭焉；若诸臣者非列国之支庶，即乡党之俊造也。西都之旧，犹有承焉者。是以服职者守周官，论学者宗周道，征文者秉周礼，览德者观周乐，言议风采，宪盛际而称先王，彬彬然其有遗风乎？五伯起而德音微，古意衰矣，飞扬震耀，学士翕而从焉。

吴承恩认为，西周实行的是仁政、王道，春秋时期则各国争霸，王道衰微了，但还保留一点王道的遗意。而到了战国以后，连仅有的一点王道也没有了，各国注重的是实力和利益，几乎不讲求仁义礼乐。吴承恩认为，西周之所以能够实行王道、仁政，是因为西周的教化制度异常完备，士大夫从小就接受仁义礼乐的教育和熏陶，使他们的善良本性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善，所以他们长大后自然而然能够实践王道、仁政。但春秋以后，这些完备的教化制度被破坏和舍弃了，春秋五霸的兴起诱导世人一味地追求实力和利益，而不再重视仁义礼乐，从而导致人心不古，世道日衰，王道仁政不复见矣。

三、吴承恩与道教

与大多数人一样，吴承恩从少年时代起读儒书，考科举，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所以在他的思想里，儒家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但由于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对佛、道二教的经典也比较熟悉，所以道家、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对他也有一定影响。

吴承恩对田园生活的欣赏和向往明显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因为道家追求的正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修真养性、恬淡自然的生活，不愿被世俗生活所束缚，所异化。而要过这样的生活，只有归隐田园和山林才能够实现，如历史上著名的隐士陶渊明、林和靖、《论语》里的长沮、桀溺等人就是这样。中年和晚年的吴承恩大致上过的正是这样的生活。吴承恩与一些山人、道士有交往，他的思想和志趣必然会受到道家、道教的影响。这在他的诗歌里有诸多表现，如《赠雅宜王丈》将画家王宠描绘成一个超凡脱俗的神仙，并对他流露出羡慕和爱敬之意。在《金陵客窗对雪戏柬朱祠曹》一诗里，吴承恩将梦境与现实打成一片，创造了一个梦幻般的神仙世界：

我梦倒骑银甲龙，夜半乘云上天阕。

星河下瞰冻成石，卷起随风散为屑。

划然长啸斗柄摇，两岸缤纷堕榆叶。

仙娥并驾白鸾凤，顾我殷勤赠环玦。

觉来开户仰视天，拊掌惊呼太奇绝。

乾坤表里总一色，但见梅花扑香月。

狂铺鹿革坐翳花，长笛横吹古时铁。

飞来老鸦鸣向我，顾影蹁跹弄明灭。

是时身在水精域，肝胆森森共澄澈。

呼童问此何物邪？童子无知强名雪。

祠曹老郎隔桥住，鼻气吹珠挂寒鬣。

披书缩颈映窗读，声与饥鸦和鸣咽。

茶香酒美君倘来，火蔟铜瓶水方热。

吴承恩梦见自己骑着飞龙升到了天上，看到天河被严寒冻成冰川，像石头一样坚硬；被狂风卷成碎屑，就好像榆树的叶子，纷纷落下，撒满空中。又见到很多仙女骑着仙鹤，在空中翩翩飞舞，并与自己热情地打招呼，还赠给他礼物。此时吴承恩感到狂喜，所以一下子惊醒了，连忙推开窗户向空中寻找仙女，但见满天飞雪，白茫茫的，整个天地被染成一色。腊梅在雪地里绽放，散发出扑鼻的香气，沁人心脾。此时的吴承恩已经分不出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他异常兴奋，在花下铺上鹿皮，坐在上面呜呜地吹着笛子。美妙的笛声引来一只乌鸦在他身边翩翩起舞。这是多么美妙的图画！它引导读者仿佛进入了仙境！

《海鹤蟠桃篇》一诗是吴承恩为漕运总督唐龙的祖母祝寿而作的。吴承恩运用丰富的想象力虚构了一个神奇的仙境，即传说中西王母居住的瑶池：“蟠桃西蟠几万里，云在昆仑之山瑶池之水。海波吹春日五色，树树蒸霞瑞烟起。倚天翠巘云峨峨，下临星斗森盘罗。开花结子六千岁，明珠乱缀珊瑚柯。彼翻知是辽东鹤，一举圆方识寥廓。八极孤抟海峤风，千年邀寄神仙药。此桃此鹤世有无？细视始惊为画图……”。根据道教传说，昆仑山上有仙境曰瑶池，是女仙西王母居住的地方。瑶池有蟠桃，三千年才开花，再过三千年才结果，人吃了可以成仙。西王母又有仙药，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夏朝的时候，后羿之妻嫦娥偷吃了不死之药，飞入月宫。汉武帝时期，西王母曾经驾鹤降临汉武帝的皇宫，与武帝相会，传给他不死之药。唐龙的祖母已经八十岁，可谓福寿双全了，所以吴承恩恭维她是来自仙界的神仙，借以表示祝寿之意。

二郎神是道教神话中的著名人物，《二郎搜山图歌》就是咏叹二郎神的。吴承恩期盼人间出现二郎神那样的大英雄，以铲除官场上的奸邪小人，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太平、安乐。在《和吴山人长吟阁韵因赠》一诗里，吴承恩将吴山人描绘成一个神仙，与天上的飞仙谈笑往还，风流洒脱，超然物外。此外，与吴承恩有交往的隐士或道流还有沙星士、郭山人、贾山人等人。吴承恩之所以喜欢同这些人来往，当然是因为他欣赏他们，将他们引为知己和同调。

四、吴承恩与佛教

吴承恩也很喜欢佛教，佛教思想对他也有一定影响，所以他自称射阳居士，并与佛界中人颇有交往。这些情况在他的诗里可以看得到。如他的《西山》诗：

信马游春山，山回得兰若。

停鞍聊引步，房院欣幽雅。

僧茶献新烹，款曲意相假。

禅谈豁沈抱，欲去终不舍。

霁竹浮暖光，松风澹飘洒。

空阶忽闻响，冰筍脱檐瓦。

人生足身谋，荫庇茅一把。

缁尘改容鬓，扰扰何为者？

遥忆我朋从，翱翔钵池野。

吴承恩在西山游览的时候，忽然遇到一所寺院，于是入内游览。寺院里面甚是幽雅，僧人对他也很热情，拿出新茶招待他，并与他谈禅论道，令吴承恩身心愉快，感到很有收获，所以久久不愿离去。此时的吴承恩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一直以来他与多数人一样忙忙碌碌地求名逐利，劳碌的生活使黑发少年变为白发老人。但佛教教义和寺院的环境、氛围使吴承恩一下子觉悟了，看开了：人生在世，其实不需要很多名利，不需要住高楼大厦，不需要吃山珍海味，不需要穿华美服饰，同样能够活得很好。少欲知足、淡泊宁静的生活才是更真实、更快乐的生活。过分追逐名利反而会使人造作很多罪恶，到头来必将遭受恶报。

再如他的《古梅为僧赋》：

野梅多年骨如铁，柯干凌兢冻肤裂。

忽然夜半吹妙香，起见瑶华缀烟雪。

是花试问安所生，香与花耶孰分别？

清闻妄自眼根生，因色生心太痴绝。

巡檐未嗅香臭我，口已忘言鼻能说。

高楼吹笛任摇落，诸幻空中互生灭。

因因得果了然见，葆蕾初敷子先结。

奇酸入口定何日？顿使尘心失焦渴。

酸耶与否那得知，吩咐瞿昙广长舌。

佛教认为，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所生法，是生灭无常的，无自体，无自性，不是永恒存在的；或者说是我们的妄心分别所产生的，其性本空，虚幻不实，犹如空花水月，了不可得。根据这种理论，吴承恩说，梅花虽美虽香，但诸法性空，梅花的美丽外表和它的香气都是我们的眼根、眼识、鼻根、鼻识分别出来，“虚构”出来的；包括眼根、眼识、鼻根、鼻识在内的五蕴、十八界也都是性空假有的，所以我们所见到的，闻到的，听到的，触摸到的，想象到的，都是虚幻不实的，都是性空假有的生灭法。可见吴承恩对佛教教义是有所了解和领悟的。

南京的鸡鸣寺和镇江的金山寺都是著名的佛教寺院，也是名胜古迹，很多人都曾去那里游览、随喜。吴承恩在南京的时候，多次去鸡鸣寺游玩，有《鸡鸣寺》一诗为证：

地拔凭观豁，廊回引步深。

晚云山有态，秋寺树多阴。

徙倚弥成趣，频来为写心。

平生奇尚在，随处剧登临。

鸡鸣寺周围的美景固然令吴承恩陶醉，而寺院的气氛更让他的心灵得到放松、安宁，所以他喜欢鸡鸣寺，多次来此游玩。金山寺自古以来就是著名寺院，游览胜地。人人皆知的许仙、白娘子的故事就以此为背景。清朝的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也特地来这里游览。无数的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吴承恩多年以来就想去游览金山寺，但由于俗事缠身，一直未能如愿。现在他终于来到金山寺游览，心里感到特别高兴，所以写下了《金山寺》一诗：

几年梦绕金山寺，千里归舟得胜游。

佛界真同江月静，客身暂与水云留。

龙宫夜久双珠见，鳌背秋深片玉浮。

醉倚石栏时极目，霁霞东起海门楼。

据我们推测，这一次吴承恩是来南京参加乡试的，考完后他坐船从南京来到镇江，准备沿运河回淮安老家，这样就可以游览金山寺了。白天的金山寺必定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但吴承恩恐怕是不愿与凡夫俗子混在一起游览的。到了夜晚，那些凡夫俗子离开了，他才独自在寺里各处游玩，感觉整个寺院好像是属于自己似的，任由他一个人仔细欣赏。金山寺建在临江的小山上。吴承恩站在山上左右顾盼，一边是长江，月亮映照在水里；一边是寺院，寂静而神秘。此时夜深人静，万籁无声，吴承恩感觉整个身心没有任何束缚，自由自在，异常高兴，于是喝得酩酊大醉。天似乎很快就亮了，还未完全醒酒的吴承恩扶着身边的石头栏杆，纵目远眺，欣赏东方天空中鲜艳动人的朝霞。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有一座山叫钵池山，山中有一座寺庙叫景会禅寺。由于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有两个和尚发愿重修庙宇，就出来化缘。吴承恩知道这事后，很受感动。但他没钱，就作了一篇《钵池山劝缘偈》，劝人家捐款修庙：

世尊在西天，名曰极乐界。

种种供养具，杂宝为庄严。

我今供养佛，彩绘庄严之。

但于有佛处，即是西天竺。

淮安名显地，无如钵池山。

景会古招提，颓落今可叹。

狐狸穴败屋，蝙蝠钻空梁。

僧众无安居，何以供养佛？

慈悲二禅衲，稽首告十方。

告汝在家僧，告汝现世佛，

愿汝发喜舍，积少而为多。

舍汝所有余，凡此所当用，

砖灰瓦石木，粮食并银钱，

舍汝所有余，偿汝所不足。

富贵多男子，安乐寿命长；

随汝之所求，委曲方便报。

若肯大喜舍，全无悭吝心，

是人所证受，服报真希有。

愿随汝力量，而兴成就心；

汝若兴此心，一钱亦成就。

吾今告檀越，论汝为人家，

天明下床来，事事要钱用。

虽非浪花费，过手归虚空。

向佛少结缘，万代不磨灭。

何况浪花费，犹之雪填河。

身劳心不安，将钱买罪业？

移来向佛舍，福积罪业销。

诸佛为证盟，了了不差别。

昔有童子戏，垒瓦成浮屠。

善根之所成，后得无上果。

何况舍钱帛，真实修佛庙。

犹如种五谷，照种而收成。

自佛行中国，于今数千年。

若有半米错，一刻行不去。

吾今告大众，愿汝信不疑。

因信生喜欢，千界皆欢喜。

这篇偈语的目的是劝人捐款修庙，所以写得如同白话，通俗易懂。由此可见，吴承恩对佛教事业也是颇为热心的，他对佛教的态度是同情的，赞赏的。

吴承恩还有一首《金陵有赠》诗，这首诗也有佛教色彩：

天女将花欲染衣，禅心似絮已沾泥。

风情不待中年减，空色唯将一笑齐。

眉妩任从京兆尹，斋居惭愧太常妻。

青鸾自有青霄伴，莫向场间顾木鸡。

这首诗写于吴承恩在南京国子监读书的时候，不知是写给谁的。但据此诗的内容推测，大概是写给一个有点姿色，有点才情的女性，甚至可能是一个妓女，如李香君、柳如是之类的风尘女子。这位女子可能很欣赏吴承恩，有意于吴承恩。但吴承恩不敢胡为，或者他对女色已经无动于衷，完全看得开了，所以作诗表示拒绝。吴承恩运用自己的佛学知识对这位女子说：我心已经归依于佛法僧三宝。在我的眼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与色是一样的，了无分别；不但色空不二，就连构成我们人类的色受想行识等五蕴也是空的，即无自性，无自体，了不可得，所以不值得执著、贪恋，更不用说女色了。虽然我还没到中年，但早已对女人不感兴趣了。在《陌上佳人赋》里，吴承恩对美色更是作了严厉批评：“至美必恶，色哲德凶，深山大泽，实生蛇龙。纷生民之众欲，唯此弊之难攻……子无爱佳人之难得，须知尤物之当惩。余方禅味如蜜，心灰欲冰，水莹霜涧，云晴雪峰，肯晚途之转谬，起狂念于孱躬？”由“晚途”二字可知这篇赋应当写于吴承恩的晚年。这篇赋以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美女的惊人美艳。但在文章的结尾，吴承恩却把笔锋一转，严厉掊击美色的危害性。这种论调是中国古代社会里颇为流行的红颜祸水论。而“余方禅味如蜜，心灰欲冰，水莹霜涧，云晴雪峰”这几句话却显示出，吴承恩在晚年似乎热中于打坐参禅，他的思想确实受到了佛教禅学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吴承恩完全具备写作《西游记》的条件，他确实有可能就是《西游记》的作者。有学者认为吴承恩没有佛教方面的知识，所以他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本文认为这种论调是难以成立的。

注：

① 见刘修业辑校，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吴承恩诗文集》第2卷，第59页。下同。该文集实为明代《射阳先生存稿》的排印本。

② 《吴射阳先生存稿叙》，见《吴承恩诗文集》附录。

③ 见《明诗综》第48卷，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

⑧⑨ 见《论语·为政第二》。

⑩ 见《孟子·梁惠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