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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诠释学的理论，文本意义的实现有赖于理解和诠释，诠释是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如同加达默尔所说：“谁通过阅读把一个本文表达出来(即使在阅读时并非都发出声音)，他就把该本文所具有的意义指向置于他自己开辟的意义宇宙之中。”①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其片面之处。文学作品既是读者阅读的对象，同时也对阅读、诠释有着客观规定性。文学作品的客观规定性包含着众多因素，文本构成则是众多因素之一。

一、《儒林外史》诠释的多样性

《儒林外史》面世两个多世纪以来，对其意义的诠释可概括为以下几种：

首先是“穷极文人情态说”，《儒林外史》问世之后，吴敬梓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第十六首中就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②在吴敬梓身后，程晋芳所撰写的《文木先生传》中又说：“《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③天目山樵《识语》称此书：“描写世事文，实情实理，不必确指其人，而遗貌取神，皆酬接中所频见，可以镜人，可以自镜。”④近代浴血生将《儒林外史》归入“社会小说”，认为“读《儒林外史》者，盖无不叹其用笔之妙，如神禹铸鼎，魑魅魍魉，莫遁其形”⑤。天僇生也认为“《儒林外史》之写卑劣”属于“痛社会之混浊”之列⑥。鲁迅认为《儒林外史》是吴敬梓“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乃在目前……”，“敬梓多所闻见，又工于表现，故凡所有叙述，皆能在纸上见其声态，而写儒者之奇形怪状，为独多而独详”⑦。

其次是“功名富贵说”，最具代表性的是“闲斋老人”的观点，他在卧闲草堂本的序中说：“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⑧卧本第一回回末总评指出：“‘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故开口即叫破，却只轻轻点逗。”⑨在第二回回末总评中又说；“‘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⑩张文虎在《天目山樵识语》中说：“功名富贵具甘酸苦辣四味，炮制不如法令人病失心疯，来路不正者能杀人，服食家须用淡水浸透，去其腥秽及他味，至极淡无味乃可入药。”东武惜红生《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序》说：“其命意，以富贵功名立为一编之局，而骄凌谄媚，摹绘入神，凡世态之炎凉，人情之真伪，无不活见纸上。”

再次是“反科举说”。胡适在1920年写的《吴敬梓传》中首次提出“反科举”说：“这书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全书的宗旨。”在分析了马二论举业的言论后指出：“就是要提倡一种新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

第四是“反儒说”。“文革”后期在所谓“批林批孔”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一批文章，认为《儒林外史》是反儒之作，如《儒家知识分子的百丑图——谈〈儒林外史〉》、《撕去“仁义道德”的遮羞布——从王仁的绰号谈起》、《对儒家教育的形象批判——读〈儒林外史〉》、《批判儒家教育思想的生动材料——读〈儒林外史〉》等等，仅从此类文章的题目便不难看出其完全是为了迎合政治的需要。1977年“文革”结束后，人们对“反儒说”提出了异议，丰家骅《〈儒林外史〉“反儒说”质疑》、任访秋《反儒欤？尊儒欤？——就〈儒林外史〉思想主流问题谈一点看法》、陈美林《略论吴敬梓的“治经”问题》等都对“反儒说”提出了批评。

第五是“痛史说”。上世纪80年代，傅继馥发表了《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文中指出：“第一回回目大书‘敷陈大义，隐括全文’。作者提示全书的主旨大义是什么呢？打开第一回，迎面便刮起一阵可怕的怪风，传来一声惊心动魄的呼喊：‘一代文人有厄！’这就是作者对全书主题思想的提示，并且确定了对一代文人遭遇厄运的基本态度是同情，一代文人形象的主要特征是厄运的受害者，而不是厄运的制造者。……《儒林外史》为一代文人请命，写的是儒林痛史，而不是儒林丑史。……小说对广大士子在讽刺其‘把文行出处都看轻了’的同时，又描写他们虽然在长期腐蚀和百般折磨下，仍然在心灵上保持着一些值得同情的、甚至是善良的品格，明确地显示他们并不是什么丑类。”“他们中了毒还没有觉悟，放了毒却不是有意害人。小说把他们写成是厄运的受害者，而不是写成群丑。在进行辛辣的讽刺的同时，倾注着深切的同情。”随后，郭因在《知识分子的痛史——评〈儒林外史〉》一文中指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个痛苦了一生的儒……他写的《儒林外史》，实在是哀人写哀事，悲人写悲剧，痛人写痛史，惺惺惜惺惺。要说讽刺，那也是含着泪花在讽刺，是一种不幸的知识分子对不幸的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辛酸的自我嘲弄式的讽刺。”

第六是“文化反思说”。如戴燕的《从马二先生到四大奇人——〈儒林外史〉对封建文化的深刻批判和对新文化的模糊向往》认为：“《儒林外史》是对封建文化严肃的反思，日益没落腐朽的封建文化毒害和麻醉着中国士大夫，马二先生比范进等人更深刻地体现了封建文化的反动。……人们一方面无法彻底摆脱封建文化深入骨髓的浸蚀，但又是在憧憬着朦朦胧胧的未来。四大奇人的出现似乎便寄托了吴敬梓的希望，尽管对封建文化的反思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但有悲剧比没有悲剧好，有悲剧说明了站在时代思潮最前列的文学家们已经从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宁宗一的《一个古代小说家的历史反思》指出，吴敬梓“意在通过自己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素质的宏观的历史反思，引导当时和以后的知识分子走向更高的精神境界”；《儒林外史》“通过几个典型人物的活生生的心灵世界，展示了民族文化的实相，从而强劲地呼唤人们对民族文化的积极扬弃和择取”。王平《〈儒林外史〉：文化反思与整合的艺术显示》一文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清醒文化意识的古典小说，这主要表现在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对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根据自身的经历感受和时代思潮的要求，对这一文化体系又给予了重新整理组合。”其他如皋于厚的《祭泰伯祠与〈儒林外史〉的文化意向》、胡发贵的《一曲文坛的挽歌：试论〈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等，也都从文化反思角度对《儒林外史》作出了各自的诠释。

以上概括充分说明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于《儒林外史》的诠释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尽管这些诠释都有其合理性，但却未能从整体上把握作品，以至于将一部前后关联的有机体割裂成了一个个片段。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与《儒林外史》文本构成的独特性相关。鲁迅先生早就指出：“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与其他长篇章回小说不同，《儒林外史》没有中心人物和贯穿始终的情节，但作为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却有一明确的创作意图纵贯全书。这一创作意图决定了全文的有机构成，而绝非毫无逻辑地将若干故事拼凑在一起。

现今所见《儒林外史》最早刻本卧闲草堂巾箱本共十六册，五十六回。第一回回目“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便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全书有一个“大义”，而且全书由此“大义”所贯穿。这一“大义”不是别的，就是王冕对八股取士制度的评判：“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儒林外史》并未仅仅停留在这一“大义”上，继否定八股取士制度后，又揭示了功名富贵对人们的戕害，并试图为文人寻找一条理想之路，这就是“文行出处”和“礼乐兵农”，但这些理想一一归于破灭，最终只好将希望寄托于四位市井奇人身上。这就是《儒林外史》文本结构及其所表达的意义。

二、关于八股取士

《儒林外史》首先对八股取士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正是八股取士制度将文人引导到了无知、无识、无用、无耻的邪恶道路之上。八股文又叫经义、制义、制艺、时文，是以《四书》命题的书艺和以《五经》命题的经艺的通称。它规定必须以朱熹等人注解的儒家经典为作文的依据，即所谓“代圣人立言”，不准自由发挥，在形式上也有极为严格的限制和标准。这本来是对士子思想的禁锢和愚弄，但在功名富贵的引诱下，许多士子却将八股文奉为神明，在于世无补的文章中玩花样，而品行道德、经世济民统统可以置于脑后。

八股取士造成了士子们甚至女子心灵的扭曲，周进、范进、荀玫、梅玖、严监生、马二先生、鲁翰林及其女儿等就是此一类人。卧闲草堂评语称周进“乃一老腐迂儒，观其胸中，只知吃观音斋、念念王举人的墨卷，则此外一无所有可知矣”。他来到贡院，“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当几位商人表示愿借银子帮他纳监进场时，他“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使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悲。范进应当说还是一位朴拙之人，中举之后就发生了变化，竟然借安葬老母的题目，去高要县汤知县处打秋风。汤知县设宴款待，他假惺惺地不使用银镶杯箸，换了一双象牙箸，他仍然不肯举箸，以此表明他恪守孝礼，但是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到嘴里。荀玫也是一位诚实忠厚的青年，中进士之后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他的母亲去世，按照规定丁忧三年后才能参加考选。但他经不住王员外的一番诱导，便要匿丧不报，又去求周司业、范通政两位老师保举在任守制。功名富贵之心完全压倒了百行之首的孝礼。严监生“空拥十数万家资，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见其受用一天”，临终因心疼两根灯芯费油而不瞑目，结果家产全部落入他人囊中。鲁翰林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便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鲁翰林自幼就教导独生女儿鲁小姐学习八股文，看到丈夫对八股文不感兴趣，她长吁短叹，愁眉不展，却领略不到新婚的幸福。马二先生心中只有八股举业：“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他的头脑中只有八股举业，而对西湖美景却毫无感受。

八股取士还造成了文人们的无知无识，范进的八股文，周进反复看了三遍之后，才认定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取为院试第一名。如此说来，范进应该有真才实学了吧？他后来也果然中了进士，并且做了山东学道，但是他竟然不知道苏轼为何人。再如进士出身的汤知县和举人出身的张静斋缺乏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刘基明明是元朝至元年间的进士，他们却说是明朝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又把宋代赵普的故事也安到刘基身上。就是这位汤知县，不仅无知无识而且无用。他身为父母官，却毫无主见，随意听信他人之言，只盼望早日升迁，将一桩小事激成大乱，草菅人命，率性而为。回民老师父送他50斤牛肉，请他不要禁绝牛肉的买卖。他小题大做，要在这事上出个大名，竟把老师父枷死，引起回民聚众闹事。事态平息之后，他为保持脸面，还要发落几个为首的回民。再如彭泽县知县审理盐船被抢一案，不是想方设法捉拿盗贼，反而认定“本县法令严明，地方清肃，那有这等事”。不由分说，把原告舵工水手各打二十板，寄监再审。但汤少爷拿帖子一说情，就扯个淡一齐开恩赶了出来。江湖术士陈和甫玩弄的一套把戏，“略有识见者必不可信”，但王惠、荀玫两位进士却深信不疑，奉为神明。

八股取士导致了许多文人迂腐呆傻，不辨良莠，一味附庸高雅，娄三、娄四公子最为典型。盐店的管事杨执中人称“老阿呆”，“一切账目却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闲游，在店里时也只是垂帘看书”，结果亏空了七百多两银子，还“咬文嚼字，指手画脚的不服”，吃了官司，被关在监里追比。这样一位无用之人，娄氏兄弟却视为高士，捐银将其赎出。还有那位“贤士”权勿用，被杨执中吹嘘为“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是“当世第一人”。认识他的人却称其为“不中用的货，又不会种田，又不会做生意，坐吃山崩，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县考的复试也不曾取”。不仅如此，他还奸拐霸占尼姑。这样一位恶棍，娄氏公子也将其奉为座上宾。最可笑的是那位“侠士”张铁臂，用猪头假冒仇人之头，骗取了娄氏公子的五百两银子后，消失得毫无踪影。另外，蘧公孙好心帮助王惠，却惹祸上身；马二先生解囊救助蘧公孙却被差人蒙骗，都表明了文人的不谙世事，

更为严重的是，八股取士还造成了文人们的无耻无行，严贡生欺压乡里，强夺寡妇财产，坑骗船家船钱。王德、王仁两位廪生见利忘义、趋炎附势。王惠做南昌太守实行峻刑苛法，只知敛财，贪生怕死，归降宁王。匡超人停妻再娶、有恩不报。这一辈人就更等而下之，毫无羞耻之心了。

三、关于功名富贵

前面已经引述，卧本曾反复指出，“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大主脑，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所谓“千变万化”，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笔墨既揭示功名富贵对人们的毒害，又肯定对功名富贵的鄙视。首先是那批所谓的“名士”，实际上是一些科举不得意转而招摇撞骗的食客。他们假装高雅，扯谎帮闲，诌几句诗，骗些银子。那位牛浦郎说得好：“这相国、督学、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马、明府，都是而今的现任老爷们的称呼，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功名心是促使他们丧失廉耻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位牛浦郎，在功名心的引诱下，由一个纯朴好学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冒姓字以求名的骗子。其他如牛玉圃、景兰江、赵雪斋、浦墨卿等，也都是这一类无聊且无行的文人。

其次是一批所谓的选家，如果说马二先生还将选文章当做一件正经事来做，那么匡超人、季苇萧、随岑庵、金东崖、萧金铉、辛东之、金寓刘、诸葛天申等就完全将此视为捞取钱财的手段了。马二先生要两个月才能批完三百篇文章，匡超人却仅用六天就完工，其间还没耽误喝酒会客。季恬逸客居南京，“因缺少盘缠，没处寻寓所住，每日里拿着八个钱买四个吊桶底作两顿吃，晚里在刻字店一个案板上睡觉”。恰好诸葛天申拿着二、三百两银子来寻“选文章的名士”，季恬逸如获至宝，心想“且混他些东西吃吃再处”，于是满街去“捉名士”。果然碰见了刚刚进城的萧金铉，开口便说：“如今有一桩大生意作成你，你却不可忘了我！”又说“包你有几天快活日子过！”毫不遮掩地将选文章视为“一桩大生意”。随后每天要吃四五钱银子，“到四五个月后，诸葛天申那二百多两银子所剩也有限了。季恬逸担心钱花光了，书却印不出来，萧金铉却说：“这是他情愿的事，又没有那个强他。他用完了银子，他自然家去再讨，管他怎的？”

然而，《儒林外史》并未就此止笔，《儒林外史》还刻画了许多轻视功名富贵的高士，倾心赞美了他们的品行。正如闲斋老人的序言所说：“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第一回中的王冕就是这样一位高士，尽管他“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是却不肯出来做官。为躲避朝廷的征召，竟连夜逃往会稽山中隐居，直到去世。庄绍光也是这样一位高士，但他与王冕又有所不同。虽然他并不热衷于做官，当有人荐举他入京谒见皇帝时，他并未拒绝，他说：“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当天子问及教养之事时，他也准备认真奏对。“不想头顶心里一点疼痛，着实难忍”，只得作罢。回到住处，“除下头巾，见里面有一个蝎子”。庄绍光笑道：“臧仓小人，原来就是此物！看来我道不行了!”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极为隐晦的象征手法，将执政的权贵喻为毒蝎，既然政局如此险恶，当然正道就难以施行。庄绍光深明此理，当即就写了一道“恳求恩赐还山”的奏本。事实果然不出所料，大学士太保公欲拉拢庄绍光，庄婉言拒绝，太保便在天子前进了佞言。在返回故乡的途中，庄绍光厌烦与官场上的人应酬；回到南京之后，索性住到了玄武湖中的洲上，过起了隐居生活。

庄绍光的遭遇表明了作者的这样一种见解：在政治功利与品行德操不可兼得时，宁可保持高洁的品德，也不要博那功名利禄。杜少卿便是这样一位高洁之士。巡抚李大人是杜少卿先祖的门生，出于一片好心，荐举杜少卿做官。杜少卿以“麋鹿之性，草野惯了，近又多病”为由推辞。李大人不允，又委托县令敦请，他干脆躺到床上装病，拒绝与县令见面。县令亲自来到他的家中，他“做个十分有病的模样，路也走不全”。李大人恰好调离，此事只好作罢，他心里欢喜道：“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杜少卿不愿出去做官，并非是毫无用世之心，他对好友迟衡山说道：“这征辟的事，小弟已是辞了。正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尚未出去做官，就预知“做不出甚么事业”，并不是杜少卿自己感到才力有限，而是出于对政治现实的认识和憎恶。

由对现实的不满到鄙薄功名富贵，是为了保持醇正高洁的人格。《儒林外史》描写了许多淳朴敦厚、超然脱俗、疏放旷达的人物形象，寄寓了作者的人格理想。虞博士是作者所推崇的一位“真儒”，其性格特征便是冲和淡远。余大先生赞他“难进易退，真乃天怀淡定之君子”。杜少卿赞他“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杜少卿被作者称为“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其性格特征便是纵心肆志、恣情任性。他轻财好士，“大捧的银与人用”。田产卖尽之后，移居南京，虽贫穷到“卖文为活”，但却“布衣蔬食，心里淡然”。他率性而为，蔑视世俗之见，酒后携妻之手同游清凉山，泰然自若，旁若无人。辞去征召之后他对妻子高兴地说：“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什么要送我到京里去?”沈琼枝不甘为妾，逃到南京自谋生计。当她向杜少卿求助时，杜少卿慨然说道：“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当即送给她诗集和四两银子的程仪，知县见到这些东西后果然为她开脱。在翰林院侍读高老先生心目中，杜少卿是“杜家第一个败类”，“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两银子弄的精光”。但迟衡山却说：“方才高老先生这些话，分明是骂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分。众位先生，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四、关于礼乐兵农

《儒林外史》塑造了几位热心于礼乐名教的“真儒”形象。王冕的政治见解便是儒家思想，主张“以仁义服人”。庄绍光辞去征召后，在南京“著书立说，鼓吹休明”。虞育德能够以自己的德行感化他人，小说借人物之口赞美道：“看虞博士那般举动，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已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来。”迟衡山的最高理想是经史上的“礼乐兵农”。他说：“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他生平所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倡议在南京建一所泰伯祠。他说：“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他的倡议果然得到了实现，小说极为详尽地叙写了用古礼古乐祭泰伯的盛典，由此不难见出吴敬梓对礼乐名教的熟稔与追求。小说特别推崇孝行，用许多笔墨描述了郭孝子西蜀寻亲情形，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孝子的赞美颂扬。

吴敬梓以虞育德等“真儒”形象和杜少卿等名士形象为儒林树起了两种类型而又具有同一实质的楷模。需要指出的是，吴敬梓所向往依遵的是正统而又合乎情理的礼乐名教，如果仅仅为了青史留名而违背正常自然的人情事理，他就表示反对或不满。如他借杜少卿解说《诗经》发表议论说：“但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便先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闹起来。你看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他虽然不反对旌表节烈，但是对王玉辉的女儿自杀殉夫却流露出了不满。王玉辉鼓励他的女儿殉夫首先想到“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为了这个“青史留名”，就将女儿送上绝路，这与人的自然本性格格不入。所以王玉辉内心深处是十分矛盾的，他不肯参加女儿入烈女祠的公祭，到外地游玩仍然“悲悼女儿，凄凄惶惶”，看到一位穿白的少妇，又想起了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儒林外史》塑造了几位致力于礼乐兵农的正面形象，迟衡山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这样说道：“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于是他竭尽全力地组织了祭泰伯的盛典。另一位人物萧云仙则全面履行了礼乐兵农的主张。他奉父命，投效平少保军帐之中，夺下了青枫城的门户椅儿山，又用炮火攻打青枫城，将叛乱的番子击溃。然后他“奉着将令，监督筑城，足足住了三四年，那城方才筑的成功”。这是他在“兵”方面做出的成绩。他“出榜招集流民进来居住，城外就叫百姓开垦田地”；又兴修水利，开沟凿渠，“开得高高低低，仿佛江南的光景”。这是他在“农”方面做出的成绩。他在各处犒劳百姓，“建一坛场，立起先农的牌位来，摆设了牛羊祭礼”。他“纱帽补服，自己站在前面，率领众百姓，叫木耐在旁赞礼，升香、奠酒，三献、八拜。拜过。又率领众百姓望着北阙，山呼舞蹈，叩谢皇恩”。百姓们的生活有了着落，他又开了十个学堂，教农民的子弟读书上进。这是他在“礼乐”方面做出的成绩。然而尽管他的功绩如此显赫，却丝毫没有居功自傲之意。可笑的是，朝廷不辨是非，反而加以“任意浮开”的罪名，要他赔款。他将家产全部赔上，还少三百多两银子。作者借武书之口赞美萧云仙道：“飞将军数奇，古今来大概如此。老先生这样功劳，至今还屈在卑位。……老先生这一番汗马的功劳，限于资格，料是不能载入史册的了。”作者将萧云仙比作汉代名将李广，对他不能载入史册表示惋惜。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萧云仙建功立业并不是为了“青史留名”，他的政治抱负十分远大而又切合实际，那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干一番事业。这与那些只知博取功名却于世无补的名利之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萧云仙命运相似的还有一位汤镇台。他奉总督之命平定了逆苗，立了大功，朝廷却说他“率意轻进，糜费钱粮”，并要“降三级调用，以为好事贪功者戒”。作者将他比作从不表功的东汉名将冯异，又借余大先生之口道：“老先生功在社稷，今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功，真古名将风度。”萧云仙和汤镇台并非儒林中人，但作者却用许多笔墨描写他们在“礼乐兵农”方面做出的功绩，赞美他们不居功自傲的品行，正是要借此表明作者“礼乐兵农”的主张。有的学者曾经指出，萧云仙劝农兴学、汤镇台野羊塘大战等片段，“有的写得完全不真实，有的写得概念平板，总之都没有现实生活体验”。的确，这几段文字与其他比较生动形象的片段相比，是显得有些概念化。也就是说，作者对萧云仙和汤镇台的故事不如对儒林中的人物那么熟悉。但是，作者对自己不太熟悉的人物却十分向往，因为这些人物身上体现着作者的理想。作者正是以萧云仙、汤镇台为实行“兵农”主张的形象而写入书中。《儒林外史》中的理想人物都重视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王冕不满二十岁就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虞华轩也精通“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杜少卿“祖上几十代行医”，虞育德也准备教儿子在读书之余“学个医”。吴敬梓鄙薄功名富贵，但并非要弃世高隐，他主张做些有补于世的实事，而不计较名利。

五、关于市井奇人

但事实是非常残酷的，不仅萧云仙、汤镇台等人的努力付之东流，虞育德、杜少卿、迟衡山等“真儒”的理想也同样烟消云散。第四十六回“三山门贤人饯别，五河县势利熏心”，一方面用黯然凄凉的笔触写了虞育德的离开，一方面以鄙夷而又无奈的态度写出了势利熏心的现实状况。虞育德对前来送行的杜少卿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天目山樵(张文虎)在此评道：“阅者至此亦不禁潸然泪下。或问何故？曰：《儒林外史》将完了。”的确，虞育德的离开标志着作者理想的破灭。接下来作者以漫画式的手法描摹了唐三痰、唐二棒椎、姚五爷、成老爹等俗不可耐的嘴脸，他们开口闭口离不开五河县的彭家、方家，趋炎附势的丑态暴露无遗。紧接着第四十七回“方盐商大闹节孝祠”，“作者虽以谑语出之，其实处处皆泪痕也。薄俗浇离，人情冷暖，乌衣子弟触目伤心”。第四十八回“泰伯祠遗贤感旧”，“凄清婉转，无限凭吊，无限悲感。非此篇之结束，乃全部大书之结束”。

诚如卧闲草堂所说：“虞博士既去，以后皆余文矣。”儒林中既然已无可叙可赞之人，作者自然将希望寄托在了侠士豪客、市井奇人身上。首先出场的是凤四老爹，他行侠仗义，帮助万中书由落魄书生变为衣锦还乡，帮助素昧平生的丝客从行骗者处追回二百两银子，又帮助陈正公讨回一千两银子的欠债。

接下来出场的是四位市井奇人。第一位是会写字的狂士季遐年，他写字“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他写字全为自己的情趣，“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一位姓施的乡绅自恃有钱有势，让他写字，他大骂道：“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一顿大嚷大叫，把施乡绅骂的闭口无言，低着头进去了。”第二位是卖火纸筒子的王太，他自幼喜欢下围棋，让所谓的国手马先生输得心服口服。别人请他吃酒，他大笑道：“天下那里还有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得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第三位是开茶馆的盖宽，年轻时候家里有钱，他嫌有钱人俗气，“每日坐在书房里做诗看书，又喜欢画几笔画”。他爱才如命，经常“几百几十与人用”。没有多久，家产就全部消耗殆尽。但他却毫不在意，依旧看书画画。第四位是从事所谓“贱行”的裁缝荆元，但他却认为这是一种独立的营生：“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他看到老朋友于老者也不读书，也不做生意，带着几个儿子在清凉山浇灌花园，不禁感叹道：“古人动说桃源避世，我想起来，那里要甚么桃源？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住在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这实际上正是吴敬梓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理想。

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出，《儒林外史》的文本由四个部分构成：从制度层面揭示了文人的厄运在于八股取士；从精神层面揭示了文人的可悲在于挣脱不了功名富贵的诱惑；指出解脱的途径一是鄙薄功名富贵，二是实行礼乐兵农；但遗憾的是，这些努力都无法奏效，只好将希望寄托于儒林之外的市井奇人。这就是《儒林外史》文本与意义的逻辑关系。

注：

① [德]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649页。

②③ [清]程晋芳《勉行堂诗集》，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11页。

④ [清]天目山樵《识语》，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⑤ 浴血生《小说丛话》，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页。

⑥ 王无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见郭绍虞《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223页。

⑧ [清]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见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87页。

⑨ [清]卧闲草堂第一回总评《儒林外史》，见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⑩ [清]卧闲草堂第二回总评，见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