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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前人和时贤的研究已经很全面很深入了，我只就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写下几则札记，就教于方家和读者。

一、议王惠

王惠在第二回以举人身份登场，趾高气扬，视周进如无物。一会儿说自己在考场有神助，所以写出好文章，“可见贡院里鬼神是有的”，而且预示有“鼎元之分”。一会儿又自我吹嘘：“况且功名大事，总以文章为主，那里有什么鬼神！”吃饭时“鸡、鱼、鸭、肉，堆满春台”。虽然周进只有“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但他“也不让周进，自己坐着吃了”。走后“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这一回主要是写周进所受的屈辱，他后来哭贡院、撞号板正是所受屈辱的总爆发。同时也写出王惠利欲熏心，骄横无礼。

到第七回他再次登场，应了他早年的梦，和当时还是周进学生的荀玫同中进士，但这时他已是“须发皓白”，五十岁了。他觉得和荀玫很有缘分，“我同你是‘天作之合’，不比寻常同年兄弟”。他对荀玫很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天作之合”，另一方面是为“将来‘同寅协恭’，多少事业要同做”。

他和荀玫一起为问功名事，请陈和甫扶乩请仙，正如卧闲草堂评语所说：“最可笑是关帝亦能作《西江月》词，略有识见者必不肯信，而王、荀二公乃至悚然毛发皆竖；写无识见的人，便能写出其人之骨髓也。”①接着荀玫母亲去世，荀玫要报丁忧，而王惠却让荀玫瞒报，说：“现今考科、道在即，你、我的资格都是有指望的。若是报明了丁忧家去，再迟三年，如何了得？”黄小田评语：“何苦陷人于不孝，此从贼之根。”荀玫瞒报不成，他陪荀玫回家，借银，协助料理丧事。这回回目标出“敦友谊”，并非嘲讽之意。他劝荀玫瞒报，从他的功名心来考虑问题，确实是为荀玫好，以免因丁忧耽误前程；至于借银，协助料理丧事等更是“敦友谊”了。齐省堂评语说：“王惠待友颇厚，所以得蘧公孙赠银之报。”吴敬梓所写完全切合特定人物的心理，而且“憎而知其善”，写人物不绝对化，写出真实的人，正是他的高明处。

前面这两回初步揭露王惠，到第八回集中彻底地批判他。他被任命为南昌知府。在办交接时，他先是不肯就办，蘧公子送了两千两银子后，他就“满心欢喜”地办了。接着抱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目的，问蘧公子“地方人情可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通融？”蘧公子见他“都是些鄙陋不过的话”，就讽刺说父亲蘧太守衙门里只有“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到王惠接任后恐怕就要换成“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而王惠竟不知是讽刺他，还真去打了一把头号的库戥；用头号的板子打人，“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于是王惠就成了“江西第一能员”，升为南赣道。恰值宁王造反，他逃走，被俘，投降。宁王造反，很快被被朝廷镇压下去了。王惠只在衙门里取了一个枕箱，里面几本残书和几两银子，连夜慌不择路地逃走了。

到此为止，王惠从贪图富贵，“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到投降宁王，成为叛臣逃犯。作者好像对他已经盖棺论定了，他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被否定的人物。作为讽刺批判的对象，其性格塑造已经完成，可以像书中很多人物一样退场了。但是，王惠以后虽然很少露面，但他却牵出了三件大事。其一是他给蘧公孙的枕箱惹出的风波。其二是引出了关于宁王反叛的议论。其三是他儿子郭孝子寻亲。这三件事却耐人寻味，值得深思。

王惠在逃亡途中遇到蘧公孙，蘧公孙虽知他是逃犯，但出于同情心，把刚刚替他祖父收来的二百两银子都送给王惠，让他去“寻个安静处安身”。当蘧公孙把这件事告诉祖父时，蘧太守虽然知道王惠投降了宁王，是朝廷追捕的逃犯，不但没有责备他，“还不胜欢喜道：‘你真可谓汝父之肖子’”。当蘧太守和娄三、娄四议论王惠时，娄四公子说：“宁王此番举动，也与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为贼为虏，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这种大胆的议论，把皇帝天授君权的神话戳穿了。后来，鲁编修和蘧公孙、娄三、娄四谈起王惠时说：“古语道得好：‘无兵无粮，因甚不降？’……”。对这个朝廷的通缉犯持同情的态度。

王惠从中举、升官，飞黄腾达到成为通缉犯，落荒而逃，人生像过山车，大起大落。经过这场宦海风波，他好像恢复了一个读书人的良知，吴敬梓也换了一付笔墨，讽刺批判变为同情。他逃亡时，没有带金银财宝，却只带了个枕箱，箱里放了他珍藏的《高青邱集诗话》，如蘧太守所说：“这本书多年藏之大内，数十年来多少才人求见一面不能，天下并没有第二本。”有人说，王惠把箱子和书送给蘧公孙是嫁祸于人，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之所以把这本秘籍带在身边，是因为珍惜它，是读书人的习性；把它送给蘧公孙是为了报答在穷途末路时对他的救助。后来蘧公孙想：“此书既是天下没有第二本，何不竟将他缮写成帙，添了我的名，刊刻起来，做这一番大名？”于是把书刻出来，“把高季迪的名字写在上面，下面写‘嘉兴蘧来旬夫氏补辑’”，印了几百部遍送亲友，“人人见了，赏玩不忍释手”，至此，成了令人仰慕的少年名士。娄三、娄四还把蘧公孙的诗和这本诗话送给鲁编修，“极夸少年美才”。蘧太守没有制止；鲁编修和娄三、娄四没有谴责；印了几百部送人也没有惹出麻烦，说明这时它不是禁书，王惠赠书也不是嫁祸于人。至于蘧公孙把枕箱给丫头双红，由此而引起的公案，有人说是因为《高青邱集诗话》，是文字狱云云。这不符合小说里的描写。书里写的只是与枕箱有关，而与《高青邱集诗话》无关。看双红是怎么说的：“我也是听见姑爷说，这是一位王太爷，就接蘧太爷南昌的任，后来这位王太爷做了不知多大的官，就和宁王相与。宁王日夜要想杀皇帝，皇帝先把宁王杀了，又要杀这王太爷。王太爷到浙江来，不知怎的，又说皇帝要他这个箱子，王太爷不敢带在身边走，恐怕搜出来，就交与姑爷。姑爷放在家里闲着，借与我盛些花，不晓的我带了出来。我想皇帝都想要的东西，不知是值多少钱！”这里没有一句涉及书，所以，后来差人只要马二先生出钱赎了箱子，蘧公孙这场危机就化解了，丝毫没有提及《高青邱集诗话》。说“王惠将此书赠给蘧公孙后，公孙因此被告，用银了结”②，没有文本的根据。

宁王造反是正德十四年(1519)，王惠把箱子给蘧公孙也在这一年。马二先生救蘧公孙大约在嘉靖二年(1523)，在这四年间《高青邱集诗话》事并没有惹祸。可是时隔三十多年，到了嘉靖三十五年(1556)，小说又一次提起高启的书。庄绍光奉旨进京，卢信侯在路上拜见他。卢信侯说他收集到高青邱集，庄绍光说：“青邱文字，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恶其为人，且现在又是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后来，果然因此书卢信侯被捕，庄绍光托朝中大老斡旋，释放了他，反将诬告之人治罪。

为什么在三十多前没有惹出麻烦，而这时成为禁书，以至卢信侯因为家里藏有《高青邱文集》而被捕？高启的书在明代的命运如何？《四库全书总目》：“《大全集》十八卷，明高启撰。启字季迪，长洲人，元末避张士诚之乱遁居松江之青邱，自号青邱子。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至户部侍郎。后坐撰魏观上梁文被诛，年仅三十九，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所著有《吹台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凡二千余首。自选定为《缶鸣集》，十二卷，凡九百余首。启没无子，其侄立于永乐元年镂板行之。至景泰初，徐庸掇拾遗佚合为一编，题曰《大全集》，刘昌为之序，即此本也。”③高启在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被腰斩，书当然被禁。但是到了永乐元年(1403)，他的侄子就刻了他的集子，景泰初就编了十八卷的《高太史大全集》，可见高启的著作在永乐年间就不是禁书了。高启是明代最有成就的诗人，他品格高尚，朱元璋让他当户部右侍郎，他以年少不能当重任而辞官。又因《宫女图》诗触怒朱元璋，借魏观案把他腰斩了。吴敬梓敬仰他的人品，推崇他的诗歌，同情他的悲惨命运，所以，用他所受的迫害来批判清代的文字狱。陈美林先生指出：“《外史》中所叙写这一文字狱案，亦非作者向壁虚构，而有其亲见亲闻为基础。其子吴烺所师事之学者刘著，曾馆于文木老人至友程廷祚家，因其收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而为顾燝诬陷下狱。刘著原籍湖北江夏，居江南九年，而被捕下狱‘前后七年，父死家破，几至刑戮。’(程廷祚《青溪文集续编·纪方舆纪要始末》)此案发生时，吴敬梓已移家南京，对此案之经过知之甚详。《外史》所叙，必以此案为基础，参酌其他文字狱案，予以改写。”④吴敬梓是借《高青邱文集》写他亲见亲闻的事，信手拈来，没有严格按照历史来写，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杜少卿等人都知道郭孝子是王惠的儿子，他们却热情招待，杜少卿没钱，把衣服当了，资助他四两银子。虞博士、庄绍光、武书等除资助银子外还写了两封信，让同官县尤知县帮忙。尤知县热情接待，送五十两银子做盘费，写信给萧昊轩让他关照。郭孝子寻亲虽然遇到一些风险，但在这些真儒高贤的帮助下都逢凶化吉了。这些真儒高贤，有的还是朝廷命官，他们不但没有为朝廷追捕逃犯的想法，也没有害怕受牵连，而视为崇尚孝道的义举。

郭孝子寻到父亲时，王惠坚决不肯认他。这固然有怕旧案未了，惹祸上身，牵连儿子的顾虑，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王惠经过大起大落，已大彻大悟，黄粱梦醒，看破红尘了。

综上所述，王惠这个形象的意义在于：第一，王惠醉心功名富贵，一度飞黄腾达，“骄人傲人”，后又跌入深渊，成为朝廷通缉犯，最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为痴心追求功名富贵者，敲起了宦海警钟，为全书批判功名富贵的主题服务。第二，通过王惠一生际遇和相关的情节，表达作者的政治观点和伦理观念。“成则为王，败为寇”，揭破君权神授的谎言，闪耀着叛逆思想的光辉。第三，对王惠前后两付笔墨。在他成了逃犯后，同情他，既有高贤相助，又有孝子尽孝。第四，通过王惠故事表现相关人物的性格，如周进受欺凌的境况；蘧太守、蘧公子淡泊名利的品格；蘧公孙求名心切的心态；马二先生的古道热肠，仗义疏财等等。

二、谈永乐

燕王朱棣以“靖难”的名义用武力夺取了他侄子建文帝的天下，建立了永乐王朝，这不但是明初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永乐皇帝一生虽轰轰烈烈，但争议不断。《儒林外史》里多次谈到永乐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书中涉及永乐问题有四处。

第八回，蘧太守和娄三、娄四公子烹茗清谈，说起宁王反叛的话，蘧太守和娄三公子赞扬新建伯王守仁平叛的功劳，娄四公子说：“据小侄看来，宁王此番举动，也和成祖差不多。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个为贼为虏。”蘧太守说“成败论人”是“庸人之见”。娄四公子接着骂道：“自从永乐篡位以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

第九回娄府的看坟老仆邹吉甫大骂永乐：“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样的，事事都改变了，二斗米只做的出十五六斤酒来。”他吃着酒又说：“怎得天可怜见，让他们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老人接着说：“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娄三娄四听到老人的话与自己同调，很兴奋，当知道邹吉甫是从杨执中那儿听来，引起娄三、娄四对杨执中的兴趣，转入探访杨执中的故事。

第七回写陈和甫扶乩，吹嘘他请神的灵验，说有一次请到的就是建文帝，诗云：“梦到江南省宗庙，不知谁是旧京人?”陈和甫借扶乩随手引来的两句诗，反映了同情建文的心情。

蘧太守和娄三、娄四公子聊天是正德十四年(1519)，可是到了二十九回，从书里所写的时间来看是嘉靖三十年(1551)左右，时隔三十多年，另一个公子杜慎卿却跳出来发表了和娄三娄四公子完全相反的看法：“列位先生，这‘夷十族’的话是没有的。汉法最重，‘夷三族’是父党、母党、妻党。这方正学所说的九族，是高、曾、祖、考、子、孙、曾、元，只是一族，母党、妻党还不曾及，那里诛的到门生上?况且永乐皇帝也不如此惨毒。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软弱，久已弄成个齐梁世界了！”议论方孝孺：“方先生迂而无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皋门、雉门怎么？这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的。”

娄三、娄四公子和杜慎卿都是作者有所贬抑，又有所肯定的人物。娄三、娄四公子想做信陵君，落得一场扫兴，但他们“科名蹭蹬”，“激成了一肚子的牢骚不平”，有不同凡俗的见解；杜慎卿矫情，一付名士做派，但他不同于那班斗方名士，有身家，有才情，有自己独立的见识。一个举办了莺脰湖聚会，一个导演了莫愁湖大会。他们这场超越时空的论战，那一方代表作者的观点？学界或避而不谈，或含糊其辞，观点最明确的是张国风先生，他说：“可以断定，杜慎卿对永乐的肯定不是作者的见解，而是作者要讽刺和否定的观点。……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凡提及永乐、建文之处，均与情节发展没有关系。既不是情节发展的结果，也不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全书的基本倾向是批判、否定功名富贵，如果把关于永乐的穿插理解为对雍正嗣位的影射，这些穿插和全书基本倾向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显露出来了。”⑤

张国风先生的意见可备一说，对我们很有启发。但我有些不同看法。第一，关于建文、永乐的议论，并非与情节发展都没有关系，就是听了邹吉甫有关的议论，娄三、娄四才去找杨执中，引出莺脰湖名士聚会等故事。第二，吴敬梓的先人也是平民百姓，其远祖因永乐时“从龙”才开始发家的。《移家赋》：“有明靖难，用宣力于南都(自注：远祖以永乐时从龙)，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看来他对永乐没有反感。第三，更重要的是双方看似尖锐对立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杜慎卿说“方先生迂而无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皋门、雉门怎么？这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的”。也就是说，方孝孺为维系建文正统名分而反对永乐是“迂而无当”，这和娄四公子永乐、宁王的议论如出一辙，讲什么正统不正统，还不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吴敬梓并没有表现出他站在那一边，是同情建文还是支持永乐；是赞成娄三娄四的观点还是同意杜慎卿的看法。他是把明末清初关于明代历史上这场大辩论双方的观点客观地介绍出来。

朱棣起兵“靖难”，夺取皇位是明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永乐是不是篡位；如何评价建文的忠臣如方孝儒；建文帝的下落等问题，从嘉靖年间不同的看法就开始表露，到明末清初，争论就激烈起来了。明之遗民对“故国”灭亡教训的探讨；明史馆修史时的争论⑥等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吴敬梓当然关心这场论战，了解争论的观点。他写到书里的几个问题，都是有根据的。

嘉靖时的文人郑晓《今言》卷1第73条：“成祖于建文己卯七月起兵靖难，宸濠亦以正德己卯六月反湖广。”⑦王世贞曰：“文皇靖难师在己卯秋，宁庶人作难亦在己卯秋，相去正得二甲子。文皇之起，以都督三司谢宴，伏兵僇系之，宁庶人亦然。岂偶合耶，抑有所借袭耶？”⑧这就曲折地把永乐和宁王等同了。难怪娄四公子说：“据小侄看来，宁王此番举动，也和成祖差不多。”黄宗羲则将成祖与七国之乱的吴王濞相比：“夫分封太过，七国之反，汉高祖酿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败。成祖之智勇十倍吴王濞，此不可以成败而誉咎王室也。”⑨将明成祖比之吴濞，其所暗含之意已十分明显。只是郑晓、黄宗羲等是明朝人，还没有把“篡”字说出口而已，到清初直指永乐篡位就是普遍的看法了。

遗民们在总结明亡的教训时，指出永乐杀戮忠臣、重用宦官、复置厂卫、东南赋重等等，如顾炎武所说，造成人才之衰、道德之衰(“十族诛而臣节变”)、文化之衰(“八股行而古学废”、“大学出而经说亡”)，成为明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娄四公子骂道：“自从永乐篡位以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

永乐是个有为之君，“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明史·成祖本纪》)。因此，不少文人虽然同情建文帝，但又认为建文帝柔弱，使朱元璋开创的基业难以为继。“师称靖难，或疑无难可靖，是不睹善述为功而忘二百年治安赐也”⑩。认为朱棣以守兼创，如周代的武王，“尝考商周之际，武王克商，夷齐饿死，圣贤之行若甚不能同者。然究而论之，武王之所行者仁也，夷齐之所守者义也。不有武王固无以安天下，不有夷齐，又何以风励后世，而绵八百年之精神命脉哉？”这个比喻就是说，朱棣夺取皇位是对的，否则“无以安天下”；建文诸臣尽忠也是对的，否则就没有风励后世之精神。杜慎卿所说：“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软弱，久已弄成个齐梁世界了！”也反映了当时对永乐、建文一种见解。

对方孝孺评价和“诛十族”事的辨析，见于朱彝尊的《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第四书》：“建文帝既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哭阙下，语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王谓曰：‘独不顾九族邪?’答曰：‘便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为一族戮之，此则三家村夫子之说矣。欧阳夏侯尚书虽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马、郑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孙。九峰蔡氏从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为九，其实本宗一族尔。迨秦汉诛及三族，则兼逮母妻之党。村夫子不知九族尚轻，三族为最酷，而造为是说。使文皇果用是刑，无舍母妻之族而遽株及于弟子友朋者。”杜慎卿好像就是把朱彝尊的话复述了一遍。朱彝尊文中还驳斥茅大芳妻死，成祖命饲狗的说法，认为永乐“不应若是之酷”，与小说中杜慎卿所谓“况且永乐皇帝也不如此惨毒”不是一样的口吻吗？

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震撼了文人的心灵。吴敬梓把明末清初关于永乐的一场大辩论，展示在读者面前，表现了思想家小说的特点。他在作品里不但思考和探索着封建制度下知识分子命运，而且思考着封建社会的君主制度，包括“成则为王，败为寇”；君与民的关系；君与臣的关系等，体现了吴敬梓先进的民本思想。“后之为君者则不然。……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听听黄宗羲这些振聋发聩的言论，吴敬梓的思想就不难理解了。受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思想家所发动的思想解放思潮的影响，吴敬梓也在思考着，探索着。

三、析矛盾

“忠”和“孝”是封建道德的核心。通观《儒林外史》全书，赞扬孝道的很多，如在杜少卿、匡超人、余大余二先生、郭孝子的故事里都有很生动的描写。但提倡忠君的只有一两处，反而多处宣扬“成王败寇”思想，否定所谓“真命天子”、“君权神授”的观念，已如上文所述，无需赘言。就那一两处提倡忠君的描写也很值得怀疑。

学者举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三十九回萧云仙在明月岭救了遇难的老和尚后，遇到郭孝子。郭孝子劝他：“这冒险借躯，都是侠客的勾当，而今比不得春秋、战国时，这样的事就可以成名。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时候，任你荆轲、聂政，也只好叫做乱民。像长兄这样品貌才艺，又有这般义气肝胆，正该出来替朝廷效力。将来到疆场，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不枉了一个青史留名。”这段话与全书的思想格格不入，恐非吴敬梓的手笔。

这涉及版本问题。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说《儒林外史》只有五十卷。胡适、吴组缃等均持此说，但没有深入论证。章培恒先生在《〈儒林外史〉原本应为五十回》、《〈儒林外史〉原貌初探》两文中作了周密细致、令人信服的论证。他根据有关资料论证吴敬梓所写此书只有五十回外，还进一步探讨书中后人窜入的另外五回是第三十六回的一半，第三十八回至第四十回的前面一大半，第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的前面一小半。“吴敬梓并未写过萧云仙的故事，书中涉及萧云仙之处，当都是后人窜入。至于郭孝子寻亲的故事，显非一人手笔，三十八回郭孝子去同官以后的事当也系后人窜入。又，沈琼枝在今本中是由萧云仙引出的：他经过扬州时遇到了沈琼枝父女，在原本中则当由郭孝子引出，因为郭孝子从南京到四川途中也可能经过扬州而遇到沈琼枝父女”。根据章先生的见解，“书中涉及萧云仙之处，当都是后人窜入”，那么郭孝子对萧云仙说的话当然也是后人所编。李汉秋虽不持五十回说，但他的研究却证明了萧云仙等故事是后人窜入：“我对原始素材作综合研究，将原型人物活动的时间进行排比，就惊讶地发现并指出：小说后半部以杜少卿为中心线索，具有自传体小说的纪实色彩。小说第二十八回写季苇萧，第二十九至三十回写杜慎卿，从而引出第三十一回到三十四回的杜少卿主传，接着仍以杜少卿为贯穿线索，第三十三、三十四回写迟衡山，第三十四、三十五回写庄绍光，第三十六、三十七回写虞博士，第四十一回写沈琼枝，第四十四、四十五回写余大先生、余二先生，第四十六回写诸贤人饯别虞博士离开南京，第四十八回余大先生在徽州遇到王玉辉父女的事，第四十九回高翰林在南京高谈阔论……基本上都是按照原生活的时间顺序安排的。”那么“没有按照原生活的时间顺序安排”的就是萧云仙、汤镇台等人的故事，这不就存在“后人窜入”的可能吗？吴组缃先生力主五十回说，他用锐利的艺术眼光指出“三十八回写郭孝子寻亲途中经历，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平少保奏凯，以至四十回上半劝农兴学；另外，还有四十三回野羊塘大战”都可能不是吴敬梓手笔。特别是郭孝子和萧云仙的对话“和全书精神、作者思想完全违背”而且语言也多“陈词滥调，生硬呆滞”，手法上也“庸俗拙劣”。陈美林先生是反对五十回说的，但也和吴组缃先生一样，认为这段描写与全书思想倾向矛盾。他说：“郭孝子作为王惠的儿子，其先路过南京时的种种表现，确与受害者家属身份一致；而入川后与萧云仙所言，则与从前判若两人。在南京连‘国子监的官府’都不愿见；而此际却谆谆劝说萧云仙‘正该出来替朝廷效力’，前后言行截然相反，显为败笔，此抑或为作者思想矛盾所致焉？”也就是说，即使郭孝子这些话是吴敬梓所写，也与全书的思想格格不入。

总之，我认为在《儒林外史》中只有“尽孝”的思想没有“尽忠”的思想，只歌颂孝子，没有表彰忠臣。在这一点上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比，是大有进步了。但是，读者会提出这样的质疑：难道生活在封建社会，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吴敬梓就没有忠君思想吗？他那些“颂圣”的诗文又怎么解释？

作家的思想不等于作品的思想。作品是作家写的，作家的思想总会这样或那样地表现在作品里，作品的思想总是作家的思想或明或晦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家的思想就等于作品的思想。这是因为作家的思想是多方面的、丰富而复杂的，其政治思想也并非单一的，很可能有的思想表现在这一作品里，又有的思想表现在另一作品里，还有的思想却没有表现在作品里，而只有那已被表现在作品里的，才是该作品的思想。

作家比一般人对生活的感受更敏锐，对人生的体验更深刻，更重视也更忠实于自己感性经验的真实。当他看见了，感觉到了，心灵受到了震撼，于是抓住不放，孕育成了艺术形象，哪怕它与自己的思想观点相左，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客观的情感意义总是比作者主观的思想倾向更宽广，更能引起读者的思考，激起读者情感波澜。

在吴敬梓生活的时代，一个读书人如果不能科举荣身，就要贫穷一辈子，像作品里倪老爹说的：“拿不得轻，负不的重，一日穷似一日”。杜少卿辞了荐举后说得很轻松：“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但现实却是严酷的，吴敬梓家产耗尽，靠卖文典当和亲友资助过日子，有时甚至断炊挨饿。晚年在扬州见到也趋破产的老友程晋芳，执手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他不可能彻底抛弃追求功名富贵的思想；不可能不表示对现行的国家政治制度的拥护，不可能不写一些“颂圣”的诗文。

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南巡时，吴敬梓长子吴烺以迎銮献诗被召试行在，吴敬梓自己虽然没去，但并没有反对吴烺去。结果吴烺被录取，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吴敬梓因为吴烺授官而得到文林郎的虚衔。吴敬梓《金陵景物图诗》现存二十三首，首页题“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癸酉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秦淮寓客吴敬梓撰”，有阳文正方形“吴敬梓印”和阴文正方形“中翰之章”图章两个。字虽然是作者好友樊明征手迹，但标举出他被荐举和“敕封”的经历，刻“中翰之章”这样的图章则应该是吴敬梓自己的意愿，从中可见他以此为荣的心理。吴敬梓也有一些“颂圣”的诗文。在参加学院、抚院考试时写的应试之文，难免写下这样的词句：“皇上握纪开阶，御符当璧。聪明智勇，商后之珠庭；敦敏徇齐，神农之玉理……。”为弘历登极唱赞歌。在其他诗文里“颂圣”的诗句也不少，如说琉璃塔有康熙的御书匾额，“辉煌天语，至今士民瞻仰焉！”“香灯仗佛力，庄严托圣朝”(《琉璃塔》)；“乃知圣明朝，隆礼高千古”(《灵谷寺》)等等。

吴敬梓的曾祖一辈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中举的时间都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国鼎明崇祯癸未十六年(1643)中进士、国缙崇祯己卯十二年(1639)举人，清顺治己丑六年(1649)进士、国对(吴敬梓亲曾祖)顺治戊戌十五年(1658)探花、国龙崇祯癸未十六年(1643)中进士。他们或在明中举人，入清中进士；或在明中举，入清做官。国龙在明为户部主事，入清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山东主考、礼科掌印给事中等职。明清易代之际，不少知识分子或拒绝参加入清以后的考试，或屡拒清庭征召；或逃避山林，隐居不仕；甚至奔走呼号，参加抗清活动。吴敬梓引以为荣的祖辈没有一个当遗民，没有一个以当“贰臣”为耻。吴敬梓也并不隐讳，反说是“受两朝之眷顾”。说他有反满的民族情绪是没有根据的。

科举路上的挣扎令其痛苦；家庭变故，“兄弟参商，宗族诟谇”使其心碎；士人追逐功名富贵，道德沦丧让他痛心疾首，这些震撼心灵的感受让他塑造出那些可笑又可怜的人物形象；传统儒家的孝悌观念，对建安文人风雅的追慕，时代思潮的影响使其将理想熔铸到真儒贤人的形象里。

总而言之，吴敬梓感受最深的，在《儒林外史》里有生动、鲜明的描写，激起读者情感波澜。而忠君思想很淡漠，因此在作品里也没有突出、强烈的表现。

注：

① 所引作品原文和评语均据李汉秋辑校的《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③ [清]永瑢等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九，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71页。

⑤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⑥ 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准备修明史，到乾隆四年(1739)《明史》定稿，前后九十四年，就从康熙十八年(1679)恢复明史馆，开始撰修算起，也有六十年之久。

⑦ 《今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页。

⑧ 《弁山堂别集》卷十八《皇明奇事述三·己卯壬午之际》，中华书局1985版，第325页。

⑨ [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四十三《诸儒学案上一·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45页。

⑩ [明]钦叔阳《建文书法拟序》，载[明]朱鹭撰《建文书法拟》卷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据明万历刻本影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1册，第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