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秀

(1.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2.太原科技大学 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近年来，由于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与国家保持1.2亿公顷耕地红线不减少的硬性政策，我国经济发展用地与耕地保护的矛盾发展到很尖锐的程度。为缓解这一矛盾，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2006年4月，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部列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2008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2008年、2009年国土部又分别批准了19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整理农村建设用地，从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中增加建设用地数量。各级地方政府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开展撤村并居行动，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负面现象甚至恶性事件。据报道，在河北廊坊，2006年被评为河北省生态文明村的董家务村，变成一片废墟。2009年江苏邳州市坝头村，村庄被整体拆迁，要村民补差价购买，因补偿款购买不起足额面积楼房，35岁女子徐玲玲自杀。山东潍坊也因拆迁发生了流血冲突。媒体在大量报道撤村并居的是与非，“农民被上楼”一时间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撤村并居是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吗？增减挂钩的政策是否错了呢？城市发展是否必须以牺牲农民的宅基地为代价呢？我们有必要对撤村并居的正当性进行深入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