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秀娟

(聊城大学,聊城,252059)

2. 国外“Translationese”与相关概念

2.1 Translationese,Third Language与Interlanguage

根据《牛津英语大词典(简编本)》(Stevenson 2002:329,858),Translationese一词产生于1930～1969年之间,由translation加上后缀-ese构成,用来指翻译(尤其是质量差的译文)不符合译入语语言习惯的语体特点。后缀加强了这个词在一般使用中常见的贬低意味,用法类似于journalese和officialese。具体说来,该词包括两个层次的意义:(1)内涵意义——翻译语言特征；(2)评价意义——质量差的译文。这种词典释义符合国内外多数研究者对Translationese的理解。如Nida和Taber(1969:210)认为它指“一种非自然的译入语言形式,违反了正规的语法和语义结构型式”。Newmark(1988:285)认为它指的是“没有引起恰当理解的直译”,又称作translatorese。Gellertam(1986:88)将它形象地比作一套源语留在译入语上的“指纹”。Baker(1993:249)则认为Translationese是“一种异常的语言特征分布状况”。

上述定义与《Routledge翻译研究指南》(Munday 2009:236)和《翻译学词典》(Shuttleworth & Cowie 1997:187-8)的解释一致,指译文中不恰当的语言表达,与Third Language——失去统一风格的译文拼凑式语言(Duff 1981:10)——涵义相同。因为外语能力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完善性,应用语言学领域的Interlanguage也会在译文语篇中留下Translationese的语言特征(Toury 1979:224)。简言之,上述三个概念都是对语言表达的负面评价。但Third Language侧重于从语言学的角度描写翻译语言在词汇、结构、意义和修辞手段上造成理解困难的不合适的表达方式(Duff 1981)。Interlanguage则侧重于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描述外语能力不完善的状态,这种状态会影响到译者的翻译能力。Translationese侧重于从翻译评价的角度描述译文读者对译文语篇语言的直觉印象。

2.2 Translationese与Translation Universals,Third Code

Puurtinen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描述翻译研究从“完美”译本追求到“现实”译本的回归,从语言、文学、观念形态等方面承认了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应有价值。近年来,对译本语言的基本态度也从负面评价转向中立的研究,Translationese一词的用法在实践研究中也已转向“中性意义”,用来指“翻译特有的语言”(Puurtinen 2003:391)。Baroni和Bernardini(2006)以及Tirkkonen-Condit(2002)也有相同的用法,其论文标题中使用的Translationese的具体研究内容都指向Translation Universals——“译文语篇中出现的典型语言特征”(Baker 1993:243),即与目标原创语言不同的、翻译语篇语言上表现出的规律性特征。

对于Baker来说,Translationese与Translation Universals不同,前者所指的语言特征异常,出自缺乏翻译实践经验或目标语语言能力的译者之手,往往是受到源语语言系统或结构的干扰所致。至于语言特征的异常程度的一些文字细节,Baker并没有论及。Translation Universals的特征则是对翻译作为一种不同语言间中介交际行为的本质反映,不受具体语言对和具体翻译内容等因素的控制和影响,是对翻译过程译者认知活动规律的概括,没有评价倾向性。Translation Universals具有三种最常见的语言特征:明确化(Explicitation)、简略化(Simplification)及规范化(Normalization)。

Schmied和Schäffler(1996)以及Balaskó(2008)认为,大多数研究者对于Translationese的界定止于简单宽泛的描述,缺乏细致的分类。他们都认为Translation Universals是Translationese的一种。另一种则是由于受语言系统差异和翻译规范影响而产生的分布、频率或型态上的综合语言特征(如图1所示)。Balaskó(2008:61)进一步指出,Translationese类似于Third Code,是一种特殊代码,显性地或隐性地存在于语言的各个结构层次,可以用于区分翻译语篇和原创语篇。

图1 Translationese=Third Code的范围

Third Code最早由Frawley(1984:168)提出。他认为,翻译过程所产生的译文语篇就是具有独特语言特征的“第三代码”——“同时考虑母体代码和目标代码时产生的次代码,是对母体代码和目标代码的双边顺应”。根据《翻译学词典》(1997:172),Third Code可以用Translation Universals下的语言表达实例来说明,但在偏离目标语规范表达的方式上更加隐蔽和难以察觉。

由此可见,如果排除负面评价,Translationese的意义内涵与Translation Universals和Third Code相当,都是指偏离目标语惯用表达的特有语言形式特征。但是,它们在立论角度、研究目的和概括性程度上不同。摆脱了负面评价色彩的Translationese也摆脱了翻译评价的角度,通常是利用语言的个案分析,从文体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各种翻译语言存在的表征和功能。Third Code从符号学的理论高度强调赋予翻译语言及其构筑的语篇世界一个本体研究的关键位置,理论价值高于实践价值。而Translation Universals作为近二十年翻译研究的热点论题,从翻译过程的认知本体研究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普遍性规律假设,抽象程度高,解释力较强。

3. 国内对应的汉译概念

3.1 翻译体、翻译腔、翻译症

国内翻译研究界在引进Translationese概念之后,不同的研究者和翻译研究词典就根据各自对Translationese的理解和感受,选用不同的汉语译名。常见的有三种——“翻译体”、“翻译腔”和“翻译症”(杨普习等2009:53),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译名为“翻译腔”。这可以通过如下数据证实:通过关键词Translationese检索1999～2010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得到论文31篇,其中14篇相应的中文译名为“翻译腔”,10篇为“翻译症”,6篇为“翻译体”,剩下的1篇则未译,保留英文原称。“翻译症”译名比起“翻译腔”,更加强了Translationese的“恶”性——“文笔拙劣……甚至不知所云”(方梦之2004:26)。Translationese的名声之坏,令其为中国翻译研究界主流所诟病,通常用来描述某种由于明显依赖源语的语言特色而形成的目标语用法,代表着一种因不符合译语表达习惯而有失自然、不够流畅的译文风格(杨普习等2009:53)。

另外,不少研究者虽然采用了相对中性的译名“翻译体”,但实际用法还是取其贬义。譬如,刘宓庆(1999:245)指出:“翻译体带有贬义。贬义中的翻译体是机械主义翻译观和方法论的产物。这种所谓翻译体的显著特点是不顾双语的差异,将翻译看作语言表层的机械对应式转换。他根据目标语规范、语境、文化形态、民族心理、接受者心理、社会功能和效果各个因素,阐释了“翻译体”在语言选择、修辞手法设计、文化及风格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对于刘宓庆来说(1998),站在文体学和翻译研究角度,真正的“翻译体”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翻译色彩”浓重与否的问题。显然,这仅仅是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的语体特征的评价问题,不同的接受者对于同一译语表述的感觉和印象可能会迥然而异。

另外,程熙旭(2006:105)将“翻译体”重新定义为“在某一时期内翻译中产生的不自然的语言形式,这种形式带有源语言的特点,违反了目标语的习惯表达”。这一定义指明了“翻译体”的历史性,一个时代的翻译体可能变成下一个时代目标语的规范表达。譬如,五四时期被认为欧化汉语的连接词“与其……不如”业已成为规范的现代汉语。另外,为了消除“直译等同于翻译体”的误解,程熙旭特别指出直译只是一种翻译策略,不一定能导致翻译体。更多情况下,是没有任何翻译策略的“硬译”和“死译”导致了翻译体的产生。

3.2 翻译体、翻译语体与翻译共性

Translationese译为“翻译体”,对于另外一些研究者(胡卫平、李可夫2009)来说带有积极的创新价值,这种用法主要出现在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研究中,强调异质因素给目标语语言带来的新鲜感和异国情调(Reynolds 2003)。更有甚者,有些人还刻意模仿Translationese的语言特征,冒充译文发表或出版,如多年前人民网批露的《执行力》一书。这种伪译(pseudo-translation)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强势文化的市场效应,另一方面作为翻译表象下的创作,客观上承认了翻译语言特征作为一种语言变体的独立存在,即翻译语体(胡显耀2010:451)。

对于Translation Universals的理论研究,国内学者(李德超2006)在成功引介外来成果的同时,作了理论上的剖析和反思。吴昂、黄立波(2006)充分回顾了翻译共性研究的历程(前语料库时期和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时期),总结了目前对翻译共性研究的质疑,指出以Mona Baker为代表的翻译共性研究在研究对象的界定和方法论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他们认为翻译共性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翻译过程本身,还应从具体语言对、翻译方向、译者因素、文体类型等多个视角进行。黄立波、王克非(2006:40)回顾了翻译普遍性特征的具体内涵和存在问题,强调了翻译普遍性研究的三个层次:描写、归纳和解释,目前的研究仅仅达到了第二层面。总之,这些学者研究翻译共性的综合性和批判性视角,构想未来研究的方向,但对于上述概念的实质内容和相互关系,尤其是Translationese、“翻译语体”和Translation Universals之间的关系,缺乏足够清晰的阐释。

4. Translationese相关理论研究评价

4.1 概念的界定问题和混用现象

综上所述,在对Translationese进行界定时,贬义、中性和褒义的色彩浸染其中,用来下定义的形容词(artificial,unusual,unnatural等)只是主观印象式的描述,直接造成对“翻译语言特征”主观印象式的感性研究分析。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由Translationese的本质属性——“语体特征”在接受程度上的渐变区域——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受到翻译目的、体裁以及翻译研究的目的和内容的影响。在描述翻译学的研究范式下,翻译语体特征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能够确定译文语篇的文体特征,反映译者语言选择的语境因素,以及预测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情况。在翻译批评和译文鉴赏的研究领域,评价意义就是翻译语体特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目标语读者可接受程度和理解的效果,来确定个别例子Translationese程度的大小,评估译文整体Translationese数量的多寡。在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研究中,翻译语体特征同样具有评价意义,需要联系语言、文学、文化和历史等因素,综合评估Translationese的美学价值。

Translationese和Translation Universals在文献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的概念,所以在这里重点讨论一下这两个概念的混用和关系错位问题。两者混用的主要原因在于:(1)Translationese研究的内容涵盖了一部分体现Translation Universals具体语言表达形式的实例。(2)前一表达比经济,一个词相对于一个词组要简洁得多。(3)翻译研究者之间相互影响,形成了所在学术界的内部术语的特定用法；或者概念已经存在,但相对合适的术语暂时缺位。(4)Translationese在主流的翻译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分析,Baker和Saldanha(2009)编写的《Routledge翻译百科全书》没有专门解释Translationese,仅出现两次,都是与负面信息关联:它是直接对源文的模仿,出自缺少翻译能力的译者之手。上述原因造成了如今翻译研究中的Translationese部分内涵已经被Translation Universals替代。

关于关系错位问题,这里主要指Schmied和Schaffer(1996)以及Balaskó(2008)把Translation Universals归为Translationese范畴之下的观点。前者指向翻译过程的普遍性规律；而后者则指向翻译语言的形式特征。前者为认知规律,抽象程度高；后者为具体语言表达特征,抽象程度低于前者。本质不同,包含关系无从谈起。这种关系错位的问题是由于当前翻译研究中Translation Universals概念不成熟造成的,概念内涵中同时内嵌认知和语体维度,却在维度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譬如,“明确化”作为翻译共性之一,既可以指翻译理解、表达认知过程的明确化,也可以指明确化的语言形式特征。

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深入对Translation Universals的相关研究,需要“从人类认知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的角度对各类翻译普遍性做出更高层次的解释”(黄立波2006:40)；另一方面,需要“翻译共性”和“翻译语言特征”的中间范畴。“翻译语体”可担此重任,因为该概念主要用于对各类翻译语言现象从语言内部及跨语言的角度进行归纳。从翻译实践上看,“翻译语体”类似于英语中的Patterns of translationese或Features of translationese,联通了外部归纳式解释的具体翻译事实描写。但鉴于Translationese内涵的历史复杂性,建议英语译名为Translational Variation,才能更好地体现出“翻译语体”作为一种社会语言变体,是出现在一种翻译的语境之中。

4.2 成因研究薄弱

对于Translationese的成因问题,Nida和Teaber(1969:210)认为这是由“过分追求形式对等的努力”造成的；Newmark(1988:285)认为通常起因于“目标语非译者惯用语言情况下产生的语言干扰,或者机械照搬词典释义”;Balaskó(2008:61)则认为它是“翻译的特定环境中,翻译过程中源语与目标语抗衡的结果”。Schmied和Schäffler(1996:48)则指出Translationese可以归因于两种不同的认知过程——“a)转换,即源语影响目标语；b)回避或过度发挥的翻译策略”。

由上可知,Translationese的成因研究大多嵌入在对概念界定的阐释之中,很少有单独的、系统全面的专门论证。从上述简单的成因说明中,可以初步归纳出形成Translationese的四个要素:译者、源语、翻译过程、翻译策略及方法,其中译者最为关键,因为译者的主体性,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的各种选择:选择什么源语进行转换?选择如何进行翻译?选择翻译语境中的什么作为遵循的原则?另外,译者对翻译理论及语言对比知识的储备,也会影响到译文的语言特征。因此,Translationese成因研究属于综合性研究,需要对语言学、认知心理学、文体学等多门学科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

4.3 方法论问题

对翻译语言特征本体研究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Translationese的研究,则更是由来已久。传统的Translationese研究方法包括针对译者译作的个案分析或对比分析,还有针对语言个别项目的实例论证。这些质性的研究方法,如果没有严格的研究对象的确定,很容易流于个人主观印象,重复性研究多,不同研究之间互相借鉴性不强,不利于整体研究的发展；另外,由于阐释分析的拓展性,研究内容的容量不大,对于长篇幅的体裁,很难做到全面系统的研究。

根据目前相关的实证研究(如Laviosa 1998；Kenny 2001；Puurtinen 2003；Olohan 2004；Balaskó 2008),Translation Universals研究主要是基于语料库进行定量的翻译普遍规律分析,利用客观的语言表达形式的频率、分布等特征来验证Translation Universals的假设,从而形成了语料库翻译学的专门研究领域。不可否认,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实践为“翻译语体”特征的描述和归纳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技术手段,近年来大量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推动了整体翻译研究的发展。然而,Bernardini和Zanettin(2004)认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普遍性研究存在两方面问题:对普遍性概念的界定和所采用的方法论。界定问题(详细论证,请参考4.1小节)的关键是把握Translationese、Translational Variation和Translation Universals的相对理论位置。方法论问题则需要更具体的研究模式作为支撑,这也是确保语料库翻译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基本前提。

5. 结语:翻译语言特征研究的研究框架

综上所述,Translationese、Translational Variation和Translation Universals都涉及了翻译语言特征的研究,而翻译语篇中的语言选择是译者思维活动的结果,体现了译者的思维风格——Mind style,即“个体的心智自我在语言表达上的独特呈现”(Fowler 1977:103)。因此,我们基于Boase-Beier(2006)翻译研究的认知文体学途径,以“思维风格”为核心概念,提出翻译语言特征的认知文体研究框架(见图2)。这只是一种全景式的综合研究设想,其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个框架能更加清晰地展示上述三个概念的理论层面和相互的关系。简言之,Translation Universals的研究发生在解释层面,解释了译者同时作为读者和写作者的认知过程的共性,这种共性通过译者的“思维风格”体现在对语类、翻译语体和风格分析中。Translational Variation的研究发生在归纳层面,归纳翻译语体特征要依据语类的社会文化基础和读者接受效果的调查研究。Translationese的研究发生在描述层面,描述翻译语言表达偏离目标语惯用表达的细节,需要联系接受的语境进行分析。

图2 翻译语言特征的认知文体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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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从师感言

光阴荏苒,自2002年师从于胡老师,已不觉十年时光逝去。岁月的砂轮磨钝了记忆,十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淡忘了,但有些事情却愈发地清晰,如颗颗流光溢彩的珍珠,照耀着我的未来,丰富着我的人生,温暖着我的心灵。

初识胡老师,我还只是聊城师范学院大三的学生,捧着《语言学教程》崇拜着老师的印刷体名字；如今,我依旧在故地,拿着老师亲笔签名的《高级语言学教程》,传递着包含老师心血的思想火花。闲暇时候,摩挲着一本本“秀娟留存 胡壮麟”的签名作品,回想着胡老师每当有作品问世必送诸位弟子每人一本的传统,体会着老师用心的意味深长。

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期间,我常常有机会去老师家里拜访,对师母准备的酸奶水果至今仍记忆犹新。与老师谈学习,谈生活,老师智慧和慈祥的目光、幽默的言语、朴素平和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不断感受到老师的生活智慧和人格魅力。

胡老师为弟子们安排不定期聚餐,大家都很喜欢。因为师母的点餐技术一流,总能达成健康与味觉的完美结合；每次聚餐时谈论的真实版趣闻轶事,简直就是文学小说。老师和师母之间相濡以沫的感情,实为模范婚姻中的典范。我慢慢体会到,胡老师身教重于言教的风格已经化于生活的每个细节,处处皆学问,处处都是对人生的指导。

胡老师洞察一切的敏锐力,帮助我发现成长路上的绊脚石：我不善交流,他时时鼓励和督促我；老师乐于助人,古道热肠,帮助我化解求学期间在经济上的困难和窘境；老师以不失赤子之心的大家风范与弟子同乐,善于捕捉生活的情趣。

胡老师对每位弟子的挂念体现在每一封发给弟子们的电邮中,表露于每一次学术会议短暂的重逢时刻。作为在北京以外工作的弟子之一,我体会尤其深刻。博士毕业后离开北京,虽然距离胡老师远了,但老师的鼓励和教导,时时回响在我的耳边,鞭策着我勇敢前行。

谢谢胡老师和师母！值此庆生专刊出版在即,虔诚地祝福胡老师和师母：康乐,如意！

柴秀娟与恩师胡壮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