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凌，陈宥任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一、引 言

体面劳动自提出以来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近年来，全面实现体面劳动更是成为我国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目标之一。关于体面劳动的研究，一直是沿着定性和定量两条主线进行的。定性研究主要包括体面劳动的内涵、实现路径及相关政策探索等方面。目前国内外普遍接受ILO对体面劳动的定义，认为体面劳动是“促进劳动者在自由、公平和具备人格尊严的条件下获得具有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的工作机会”［1］。而关于如何实现体面劳动，Bonnet 等人（2003）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视角进行了探索。从宏观层面来讲，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并且成立相应的机构，保证广大劳动者在安全的条件下就业并得到较好的发展，可以促进体面劳动的实现；从中观层面来讲，如果企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为员工提供安全且舒适的工作条件，也能促进体面劳动的实现；从微观层面来讲，实现体面劳动意味着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2］。定量研究则集中在体面劳动的测量方面，Bescond（2003）认为只需测量体面劳动在权利、就业平等、社会保障、社会对话等方面的表现情况，并根据设定的模型计算体面劳动指数［3］。我国学者张永生（2010）主张从足够的收入和生产性工作、稳定性劳动、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平衡、就业中的性别平等、安全劳动这五方面来测量企业员工的体面劳动［4］。

在管理实践中，企业往往会与员工之间达成一种具有隐含含义的、非明文规定或没有明说的长期保险合约，这种合约被称为隐性合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