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建东，李 慧，石韵珞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分析
——以县域经济为例

文建东，李 慧，石韵珞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国经济发展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不仅要思考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应该反思和研究经济增长的质量。在包容增长理论①亚洲银行最早提出inclusive growth，国内普遍翻译成共享式增长；胡锦涛主席也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两者本质相近。为简便计，本文一律用包容性增长，其义即为inclusive growth。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一般框架，同时设计了一套针对县域经济的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了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数，对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49个县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是比较大的；落后地区的首要任务依然是促进经济增长，但要注意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

经济增长质量；县域经济；主成分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1978年－1990年间农村年均脱贫1300多万人，1990-2000年间年均脱贫500多万人②根据《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中提供的数据整理。；按照新的农村扶贫标准，2000-2009年间年均脱贫580万，贫困人口下降幅度达62%③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0》中提供的数据整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然而，减贫速度却在减缓,单纯的高速经济增长已无法满足减贫的进一步深入。[1]（p12）另外，经济增长在减贫的同时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因此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注重经济增长的模式和质量。[2](p50)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量的积累与扩张已经达到一定程度。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382美元，超过4000美元，真正进入了国际公认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风险高发、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期，增长质量问题开始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不仅要思考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应该反思和研究经济增长的质量。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一套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对经济增长质量情况进行诊断，从而为新时期制定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向来是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包括 “量”和“质”两个方面。对于经济增长“量”的理解，大家基本达成了共识；而对于经济增长“质”的理解则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国内大部分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首先都是界定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然后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最后进行实证分析。概括起来，目前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可以划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从经济增长本身出发，可称为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例如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等方面进行界定。最常见的就是将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集约式的经济增长，即靠技术进步而非投入要素的增加来推动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3](p22)胡艺和陈继勇认为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涵盖的内容过多，超出了经济增长的范畴，因此从经济增长的效率、能耗、环境压力、平衡性和平稳性5个方面界定了经济增长质量；[4](p10)单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5](p49)刘海英和张纯洪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经济增长成本、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6](p13)

第二类则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可称为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任保平认为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本身的发展。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就必须确立经济增长的人本原则，而人本原则的实现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施以充分就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政策和确立以“富民”为目标的经济增长道路，以人的转型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7](p37)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加入了对居民生活质量的考察。向书坚，郑瑞坤和郜元兴以循环经济视角建立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中加入了经济成果的分配，即对福利的考察。[8](p9)

界定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然后就是建立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单一维度的测量，一类是综合指标法。单一维度的测量主要是指利用各种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但是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存在很多局限。[9](p3)综合指标法主要是因为建立了多维度的指标体系，需要计算一个综合指数来判断经济增长质量，其关键是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方法主要有熵值法[5](p49)、因子分析法[6](p13)、德尔菲法[10](p95)、专家座谈法[11](p105)、数据包络法[12](p92)、主成分分析法。[13](p75)[14](p26)

另外还有一类研究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因素的。邵晓和任保平研究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15](p14)王辛欣和任保平指出城乡协调发展可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市场的统一、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16](p115)郭晗和任保平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来提高社会福利总水平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10](p95)

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了人们的幸福生活，因此经济增长质量应该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关注社会的发展、致力于福利的改善，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的“质”的方面。关于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相对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凭直觉直接提出经济增长质量的构成要素，缺乏一个理论基础，无法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正是这个原因，讨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的文章中，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只是在那篇文章中规定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含义下才是有意义的。另外在实证分析中，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以中国或者各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但实际上县才是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的单位，因此，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县域经济层面，这样才更加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一个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对县域经济的增长质量进行实证分析。

三、经济增长质量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

（一）经济增长质量分析框架。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也应该是以“人本”为指导原则。近年来兴起的包容增长理论，就是从个人发展这个目的出发探讨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因此，我们借鉴包容增长的理念来建立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框架。

亚行在2020战略中指出，包容增长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达到：（1）创造并扩大经济机会；（2）拓宽获取这些机会的途径。尤其应适当关注那些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环境、较差的管理和市场抵制等因素而被排除在外的贫困群体。[17](p38)

虽然包容增长的概念并不统一，但是包容增长具有以下特点：（1）不仅关注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注重经济增长的过程。（2）关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同时注重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3）一方面要求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另一方面要求保证人们拥有平等的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4）都要求经济增长过程中非收入方面的福利改进。（6）经济增长应该是基础广泛的，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

现有的包容增长概念强调的是当前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个体如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其实质是要保证经济发展是良性循环的，能够提高每一个人的福利，但是忽略了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和代际之间对于经济成果的分享。为了能够更加全面地考察经济增长质量，我们在现有的包容增长的框架基础上，加入群体间和代际间对经济成果的分享，建立了经济增长质量分析框架。

图1 经济增长质量分析框架

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可划分为三大部分：制度、增长、经济成果的分享。增长是基础，经济成果的共享和分配是目的。社会的制度是否合理、政府的治理是否有效，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一个保障的作用，没有合理的制度和有效的政府管理，经济增长和成果的分享都会大打折扣。

所谓的增长就是要创造更多的财富，实现更多的就业。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经济增长成果的丰富，即提高人均财富水平；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长过程的高效和稳定，这就要求有合理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金融结构。

经济成果的分享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个体间经济成果的分享，群体间经济成果的分享和代际间经济成果的分享。个体间经济成果的分享是核心。Ali和Son认为，实现包容增长至少有三种途径：第一，提供工作机会，提高生产力。第二，加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产（资本）一样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增长不是扩大商品供给的问题，而是提高人们的能力。为了发展人们的能力，必须重点直接投资在教育，健康，基础设施等基本社会服务的公共提供。改善教育和健康服务、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服务，对于持续的增长和人类能力发展至关重要。第三，提供社会安全网和瞄准干预。人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穷人缺乏对付社会风险和外在冲击的办法，因此要实现包容增长需要有风险管理措施，例如社会安全网和瞄准穷人的干预。[18](p2)

群体间经济成果的分享是指经济发展成果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间的合理分配。如果企业资本获得的利润过少，会影响企业的再生产的进行，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如果政府财政收入过少，会影响政府职能的发挥，比如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支出就会受阻；如果居民的劳动所得过少，就违背了经济成果分享的核心要求，因为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

代际间经济成果的分享是借鉴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主要强调环境方面，当代人的发展不影响后代人的发展，这也是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关键。这与贫困的代际传递是不同的概念。贫困的代际传递主要是由于收入不足、教育水平低等从而影响后代人的教育，进而使得贫困持续下去，这种通过个人传递的因素已经在前面所述的个人经济成果分享中加以解决了。这里的代际间经济成果的分享是为了经济整体的可维持性。

（二）指标体系。

上述的经济增长质量分析框架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是为了在研究经济增长质量时有一个统一的分析范畴。如果要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状况做出评价，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可操作性的具体的指标体系。这里我们以县域经济为例。

考虑到县域经济的数据的可获得性，指标体系只涵盖经济增长质量分析框架的核心内容，即经济成果的创造和个体间经济成果的分享。表1列出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所有指标。

一级指标即目标指标是经济增长质量，下面设两个二级指标，分别是经济成果的创造和经济成果的分享。

经济成果的创造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基础，包括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两个维度。三级指标经济水平是来衡量经济增长达到的水平，分别用人均GDP来衡量总的人均财富，农林牧渔业劳动生产率衡量农业的人均产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产值衡量工业经济的水平，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商业经济的水平。

三级指标经济结构是为了考察经济成果的创造过程中，经济增长的结构是否协调。宏观经济是一个不同部门有机结合的整体，只有经济运行的每个部分协调合作，经济增长才能是稳定和持续的。一般要考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需求结构、金融结构、二元结构等，因为受到可获得的数据的限制，这里只考虑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产业结构的现代化由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深化中通常用占GDP的比重衡量金融规模，但是由于只能获得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两个金融变量的数据，同时考虑到对于县域经济，尤其是贫困地区，贷款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因此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衡量金融深化。

经济成果的分享主要从收入、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四个方面来衡量。收入中包括三个指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衡量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之比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原本应该使用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但是由于没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此用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来代替），城镇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国民收入中劳动所得情况 （原本应该用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但是由于缺少劳动报酬的数据，因此只能用城镇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似替代）。教育由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和普通小学在校生人数与总人口指标两个指标来衡量。医疗由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卫生床位数来衡量。社会福利由每万人拥有的福利院床位数来衡量。

四、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

所有数据都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中的区域经济数据库中县一级的数据。

表1 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

表2 经济增长质量实证分析的观测对象

因为研究的对象是县域经济，县的农村人口较多，因此本文选择研究对象的依据就是2005-2009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我们的研究对象分两步确定，首先确定省份，然后再在这些省份中选取代表的县份或县级市。东部地区，排除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浙江省的2005-2009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最高的，因此选择浙江省作为经济发展较好地方的代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综合地理的相似性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我们分别选取了贵州（西部地区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低）、重庆（西部地区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较高）、安徽（中部地区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较低）、湖北（中部地区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较高）四个省份。然后在这5个省中分别选取2005-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5个县和最低的5个县，共49个观测对象（因为数据的原因，贵州省只选取了9个县）。中西部的4个省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几个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些研究对象如表2所示。

（二）经济增长质量各级指数的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表1的指标体系的各级指数。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法之前，为了消除数据的量纲带来的影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常用的标准化方法将原始数据的均值变为0，方差变为1，抹杀了各变量之间的变异程度的差异，不适合多指标的综合评价。而均值化的无量纲处理方法则可以保留各变量的变异程度的差异，因此本文选择均值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由于本文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中的基础指标都是正向指标，即越大越好，因此无需进行特殊处理。

1．主成分分析的原理与方法。

主成分分析，是将多个变量通过线性变换以选出较少个数重要变量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主成分分析是对于原先提出的所有变量，建立尽可能少的新变量，使得这些新变量是两两不相关的，而且这些新变量尽可能保持原始数据的信息。最经典的做法就是用F1（选取的第一个线性组合，即第一个综合指标）的方差来表达，即Var（F1）越大，表示F1包含的信息越多。方差第二大的就是第二主成分，以此类推。

假设有 P 个指标，用向量表示为 X=（X1，X2，X3，…，XP），其中 Xi=（X1i，X2i，X3i，…，Xni）'Xni，表示第 n 个样本在第 i个指标上的观测值，那么第i个主成分就可以表示为：

Fi=a1iX1+a2iX2+a3iX3+…+aPiXP

满足：a12i+a22+…+a2Pi=1；

Fi与 Fj不相关（i≠j，i，j＝1，2，…P）；

Var（Fi）＞Var（Fj+1），∨j＝1，2，…P-1；

第j个主成分Fi是X1，X2，…，XP的一切线性组合中方差第 i大的，而对应的系数向量（a1i，a2i，…，aPi）恰好是 X 的协方差矩阵(∑)的第i个最大的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19](p6)

2．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计算方法。

在实际计算指数的过程中，我们选取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85%的主成分。综合指数可表示为几个主成分的线性组合，主成分的相应的权重为各自的方差贡献率除以它们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因为主成分又可表示为几个基础指标的线性组合，因此，综合指数也可表示为这几个基础指标的线性组合，它们的系数即主成分分析得到的相应的系数向量乘以对应的主成分的权重。这些系数其实反映了这几个基础指标的变动差异在综合指数的差异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可理解为一种结构的度量，因此当这些系数随着时间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结构的变化。

表3 2005-2009年主成分的统计特质及权重

表4 2005年经济成果创造指数中基础指标的系数

下面我们以2005年二级指标经济成果创造指数的计算为例。表3列出了2005-2009年经济成果创造和经济成果分享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2005年经济成果创造（Z1）的前三个主成分F1、F2和F3分别解释了相应的7个基础指标信息的50.87%、25.21%和9.10%，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5.19%。经济成果创造指数Z1可表示为：

Z1=a*F1+b*F2+c*F3

其中a、b、c是主成分的权重，计算方式为相应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除以三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之和，即a=0.5087/0.8519，b=0.2521/0.8519，c=0.0910/0.8519。表 4 列出了2005年对X1-X7几个基础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的主成分的系数向量，可知：

F1=0.5085*X1+0.4157*X2+0.3419*X3+0.4561*X4+0.4104*X5-0.0116*X6+0.2740*X7

同理可表示出F2和F3，将F1、F2和F3的表达式代入Z1的表达式，可将Z1表示为X1-X7的线性组合，由此得到的系数即基础指标X1-X7在经济成果创造指数Z1中的系数，在表4的最后一列中给出。其中金融深化的系数最大，说明2005年，这49个县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深化这一金融结构指标上。

同理可得X8-X14几个基础指标在经济成果分享指数（Z2）中的系数，以及二级指标经济成果创造指数（Z1）和经济成果分享指数（Z2）在一级指标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中的系数。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运用主成分分析并非为了确定每个基础指标的权重，而是为了把基础指标综合成相应的指数（如Z、Z1、Z2），也就是寻找这些基础指标的一个线性组合，而这个线性组合可涵盖原来多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因此，这些系数虽然也反映了每个基础指标在指数中的相对重要程度，但是有别于权重，它们的和并不为1，且并不都为正。另外，这里运用主成分分析所得到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Z）、经济成果创造指数（Z1）和经济成果分享指数（Z2）是就研究对象分析所得，当研究对象发生变化，这些系数和指数的结果都会发生变化，因此这些指数只能用于同一年不同地区间的比较，而不能用于同一地区不同年份间的比较；因为基础指标的系数是由同一年所有研究对象的数据分析所得，它们对当年所有地区而言都是相同的，这些系数只随着时间变化，因此这些系数可用于分析基础指标相对重要程度在不同年份间的演变。

五、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结果

（一）系数结构的整体分析。

表5列出了X1-X7几个基础指标在二级指标经济成果创造指数中的相应系数，可反映出衡量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增长结构的各基础指标在经济成果创造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其中，反映总体经济水平的人均GDP、反映商业经济水平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反映金融结构的金融深化三个指标的系数都在0.3左右，远大于其他几个指标的系数，说明49个地区的经济成果创造方面的差异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尤其是在商业经济水平和金融结构方面。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系数基本上是随着时间在递减的，说明它们的重要程度在下降。这些与事实也是一致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的产业结构都朝着工业化迈进，而且由于盲目投资，各地产业结构趋同问题也日渐凸显；东部发达地区的商业和金融明显要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经济成果创造的差距也就主要体现在了商业和金融两个方面。

表6列出了X8-X14几个基础指标在二级指标经济成果分享指数中的相应系数，可反映出经济成果分享各个方面的相对重要程度。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系数最大，其次是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指标、反映教育水平的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数之比的指标和反映医疗卫生状况的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卫生床位数的指标。说明49个县在经济成果分享方面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上，其次是城乡差距、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方面。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系数基本上是在变大，说明城乡差距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城镇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是为了衡量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情况，其系数虽然较小，但是逐年增加，说明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分配的差异在经济成果分享的差异中越来越明显。普通小学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数之比的系数明显小于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数之比的系数，说明教育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中学教育方面。

表5 经济成果创造指数（Z1）中各基础指标的系数

表6 经济成果分享指数（Z2）中各基础指标的系数

表7 二级指标在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中的系数

表7列出了两个二级指标在一级指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中的系数，每一年的系数结构都相同，且两个系数都相等。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只有两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另一方面这两个变量都已经是高度综合化了的指数。因为二级指标的系数都是同样的，因此表5和表6反映出的基础指标在二级指标中的相对重要程度也可直接反映它们在一级指标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中的相对重要程度。综合表5和表6，我们可知经济成果创造中的各个基础指标的系数总体是大于经济成果分享中的各个基础指标，说明49个县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异更多的仍然是体现在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增长结构方面，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没有相应地转化为个体对经济成果的分享。

综上，我们可知，为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在追逐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注重人们对成果的分享，这才符合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对于落后地区，如果要赶超经济发达的地区，首先需要提高商业和金融的发展水平，因为这样可以活跃市场经济、提高资本运营效率，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其次，注重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最后，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提升人力资本。

（二）对各个县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分析。

表8 2005-2009年各个县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Z）

注：阴影标注的县或县级市基本为每个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差的地区，其中安徽、湖北、重庆、贵州阴影标注的为国家级贫困县；非阴影标注的县为每个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排在前列的县。

表8给出了2005-2009年49个县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首先是地区差距很大，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较高的县其经济增长质量指数都超过3，而重庆和贵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较高的几个县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基本都在2以下；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排在末尾的几个县的经济增长质量数甚至超过重庆和贵州农村居民纯收入排在前列的县；浙江省的绍兴、义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超过4，而贵州的紫云、望谟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不超过1。其次，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排在前列的县，其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也都高于那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排在末尾的县。

表9给出了2005-2009年各县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经济成果创造指数和经济成果分享指数的排名情况。浙江省农民收入最高的5个县经济增长质量排名非常稳定，且三个指数都排在前5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排在后面的5个县，除了泰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名在中等（25名）之后，其他四个地区基本排在中上等的位置；这5个县的经济成果分享指数的排名都远落后于经济成果创造指数的排名，并且除了庆元以外，经济成果分享指数差不多都排在中等靠后，甚至到40名以后。

安徽省5个较富裕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排名也比较稳定，但有排名随着时间略微提升的趋势；这5个地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经济成果分享指数的排名要好于经济成果创造指数的排名，说明它们在经济成果分享方面做得相对更好一些。5个国家贫困县中，3个经济增长质量指数都排在了40名左右；除了石台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有略微提升外，其他4个地区的排名随着时间明显下降；石台明显改善的是经济成果分享指数，而其他几个地区的经济成果创造指数和经济成果分享指数都在恶化。

表9 2005-2009年各县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湖北省5个较富裕的地区中，除了钟祥的经济成果创造指数排名稍微靠后之外，其他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经济成果创造指数和经济成果分享指数基本都排在前10名，且在经济成果创造和经济成果分享方面表现得较为均衡。5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巴东、宣恩、咸丰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有改善的趋势；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经济成果创造指数明显低于经济成果分享指数。

重庆5个富裕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排名明显要差于浙江、湖北和安徽的富裕地区，其中綦江、铜梁有恶化的趋势；5个地区的经济成果分享指数相比较经济成果创造指数排名要好。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排名没有明显落后于湖北和安徽的国家级贫困县，经济成果创造指数的表现要稍好于经济成果分享指数的表现。

贵州，无论是较富裕的地区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其表现在几个省里都是最差的，尤其是国家级贫困县，除了镇宁以外，三个指数基本上每一年都是垫底的。5个富裕地区中，开阳、余庆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排名在提升，清镇、遵义的排名在后退；开阳、余庆综合排名的提升主要得益于经济成果创造指数排名的大幅度提升。

通过对表8和表9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获得如下结论。（1）富裕省份的县，其经济增长质量整体上要好于较贫困省份的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的县，其经济增长质量也要好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的县；（2）较富裕的省份，其富裕的县的经济增长质量明显好于较贫困的省份中的富裕的县，但是四个省的国家级贫困县中，除了贵州省的紫云、关岭、望谟的经济增长质量一直是最差的外，其他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这就说明，越是富裕的省份，其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可能越显著；（3）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排名靠前的地区，其在经济成果创造和经济成果分享方面表现得都比较好，发展较为均衡；但是国家级贫困县中，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排名的变动可能更多地源自于经济成果的创造方面。这也就说明经济增长是福利提升的基础，落后地区的首要任务还是促进经济增长。

六、结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虽然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大下降，但是贫困人民的生存状态依然十分恶劣。贫困发生率的大幅度下降，确实得益于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经济增长只是减贫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在中国即将开始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仅仅是速度。

我们借鉴包容增长的理念，建立了一套针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框架，包括三大板块：治理和制度、经济成果创造和经济成果分享，其中经济成果创造和当代个体间经济成果分享是核心内容。然后我们根据农村人均居民纯收入选取了49个县作为研究对象，并建立了一套可操作性的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各个指数和基础指标在指数中的相应系数。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质量差距是很大的，尤其是国家级贫困县，其经济增长质量远远落后于非贫困地区；而且在目前我国的发展阶段中，地区之间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更多的还是表现在经济增长方面；落后地区要缩小和富裕地区的差距，首要任务还是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要注意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建设和金融发展方面需要加大力度。

用于实证分析的指标体系虽然包括了经济增长质量分析框架的核心部分，但是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很多方面无法涵盖其中，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结构、就业结构等，因此分析所得的结论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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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邵晓，任保平．结构偏差、转化机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J]．社会科学研究，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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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Ganesh Rauniyar and Ravi Kanbur.Inclusive Development:Two Papers on Conceptualization,Application,and the ADB Perspective.Asian Development Bank,January 2010.

[18]Ifzal Ali and Hyun H.Son, Defining and Measuring Inclusive Growth:Application to the Philippines,ERD(Economics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98,ADB(Asian Development Bank),2007.

[19]杨永恒，胡鞍钢，张宁．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人类发展指数替代技术[J]．经济研究，2005，（7）．

F124.7

A

1003-8477（2012）07-0072-08

文建东（1964—），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李慧（1987—），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博连读研究生。石韵珞（1987—），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本文受中国国际扶贫中心2011年度研究课题“贫困县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资助。

责任编辑 郁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