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江波，湖北警官学院，湖北武汉 430034

在儒家的视野内，“信”是人伦“五常”、儒家德目之一，备受中国传统社会的珍视。关于“信”的起源，阎步克认为，“直到战国时，‘信’字方见于《中山王壶》。金文《尚书》中有‘亶’、‘谌’、‘訦’等字，后人训为‘信’。《尚书》反映西周的篇章中，‘信’字数出，多为一般动词，很少含有德行意味”［1］。语言是文化的承载者，文字往往是文化的活化石。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开篇提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字训诂、经史典籍与社会科学相互印证、相互沟通，也是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陈寅恪等先生倡导的思路。关联式或整体性，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文化的器物、制度与观念诸层面之间，也关联地构成有机整体。本文以先秦典籍及出土文物中与“信”相关联的断片为基本素材，遵循文化分层(器物－制度－观念)的脉络，运用关联式思维方式，从语词的连接中揭示“信”的意蕴，从物质化的器物与具体施行的制度层面中剖析“信”观念在先秦法文化中的基础性地位，探析作为中国传统法律价值范畴的“信”的原初内涵。

一、器物之“信”

“信物”一词本身，表明了器物与“信”的关联，即“信”是这些器物的功能之目标所在。下表(表1)对信物的梳理，即以典籍对这种关联的揭示为依据。

以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互证互补为基础，上表所列先秦信物有如下特征:其一，信物的价值，在于符号意义与象征作用，而非经济实用。其二，信物的使用有专门的、系统的规则与制度，如“合—分—合”式的器物结构与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