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珊珊，罗良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武汉 430074）

0 引言

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当务之急是研究如何提升工业的整体竞争实力，其中，作为工业主导部门的制造业，历年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85%以上，因此，制造业竞争实力的提高是现阶段工业化演进的主要动力。制造业竞争实力提升的过程，实质上是制造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优化的过程，体现为资源在制造业内部的重新配置与效率改善。而伴随全球产业转移的FDI内涵资本、技术、管理、制度等复合要素于一身，集中流向我国制造业，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我国地域宽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FDI的制造业产业结构效应与影响机理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特征。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步丧失，FDI制造业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步伐加快，中部各省面临承接产业转移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剧烈变动的这一历史机遇，展开了激烈的引资竞争。湖北省率中部六省之先进入工业化中期，近年来在地方大型项目投资与承接产业转移的双轮驱动下，开创了GDP增速引领中部六省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湖北省探讨中部地区FDI引用质量与经营绩效，以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

1 FDI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

2010年，湖北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的47.4%，合同外资金额的56.5%，实际外资金额的61.1%流向了制造业，制造业吸收外资实际到位率高达157%，表明外商对于湖北省制造业的发展前景具有较强的投资信心。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湖北省产业发展典型以投资为导向，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有近20%来源于外资企业，FDI集中流向制造业，有效提升了制造业部门的技术资本密集程度、同行业内资企业的竞争实力，也带来了诸如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外资依赖、同行业内资企业淘汰挤出等负面影响，关系到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影响渠道：

渠道一，FDI的制造业行业投资结构，通过改变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进而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转变。

存在行业偏向性的FDI的流入能直接改变制造业产业结构，在此，运用中分类的28个制造业行业数据计算外商制造业企业投资的行业偏向指数。行业偏向指数为某一行业外资企业固定资产占制造业全部外资企业与该行业全部企业固定资产占制造业全部企业的比值，能够反映外资向该行业的集中程度。若指数值大于1，说明外资向该行业的集中程度较高，若指数值小于1，则说明外资向该行业投资的偏好较弱。表1即2010年外商制造业企业投资的行业偏向指数。

表1 外商投资行业偏向指数分类

根据表中显示的结果，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外资行业偏向指数最高，为3以上，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饮料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行业的外资行业偏向指数在2～3之间，由此可知，外资偏好程度较高的行业集中在成品加工业，尤其以生活消费品行业为主导。进一步来看，以上四个行业外资企业占该行业固定资产比重的最低值为40%，最高达62.5%，远远高于行业偏向指数在2以下的行业，不仅在湖北省的外资引进规模上以上四个行业具有相对优势，而且外资是该行业固定资本的主要来源之一。从行业要素密集度来看，行业偏向指数在1以上的行业之中，除饮料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属于中度资本密集型以外，其余八个行业有三个属于中度劳动技术密集型，有五个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反映出生产要素成本尤其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丰富的人力资源是湖北省当前吸引外资的显著优势。

从湖北省FDI的发展历程来看，FDI投资结构趋于优化。上世纪80年代末期FDI开始流向内陆城市，引资初期FDI额度较小，自2001年入世后步入外资引进规模的高速轨道。2000年外资企业高度集中在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随后外商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不断拓宽，2006年外资集中的部门由2000年的2个行业扩展到13个行业，新增加的行业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饮料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木材加工业、橡胶制品业、食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塑料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其中有1个中度资本技术密集型，3个中度劳动技术密集型，2个中度资本密集型，其余5个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在此期间湖北省外商投资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转移。将2006年与2010年的外资行业偏向指数大于1的行业相比较，发现“十一五”期间外资集中的行业领域有所缩小，外商投资结构趋于高级化，表现在外资集中的部门由13个减至10个，其中，减少的5个行业除塑料制品业为中度劳动技术密集型以外，其余均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新增加2个行业中1个属于中度劳动技术密集型，1个属于劳动密集型，这一变化趋势说明近年来外商投资进入行业结构稳步调整阶段，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行业向技术密集型程度较高的行业转移，制造业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渠道二，FDI通过技术转让和扩散、产业前后向关联以及示范和竞争三个层面作用于制造业内资企业，以改变制造业产业结构与效率，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跨国公司对内资企业不同层面的影响，可能提升同类行业内资企业技术含量与产出效率，也可能导致处于竞争劣势的内资企业淘汰出局，形成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市场份额的挤入或挤出。参照王岳平对中国工业行业按要素密集度的分类标准，选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例，通过制造业销售收入、出口贸易额以及相应份额等指标来反映外资企业对湖北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假设一定时期内，在不考虑国际市场需求波动的情况下，某地区行业出口结构的变化能较为直接反映该地区行业竞争实力的变化。在经历了2007～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人民币持续升值、石油等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冲击，2009年湖北省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中外资份额逆势上升1个百分点，而且内资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占内资份额下降1.9个百分点，说明湖北省内资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降幅大于外资、甚至内资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反映出湖北省内资技术密集型行业应对外需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可能的原因在于湖北省内资制造业处于按中国工业行业要素划分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存在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的潜在空间。

2010年湖北省制造业出口强劲，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份额从68.9%上升到73.1%，显著上涨4.2个百分点。这一结构的变化主要受益于外资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比重的增加，这一比重从2009年的41.1%增加到52.2%，增幅达11.1个百分点，明显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增强了湖北省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实力，有助于湖北省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尽管外资企业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所占份额在逐步上升，这意味着湖北省内资企业所占份额的逐步减少，但从表2可以看出，在外资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的带动下，内资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规模呈现出大幅增长的总趋势，这可能与外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转让与扩散，或者与其丰富的市场营销渠道、品牌塑造的示范有关。

表2 外资企业对湖北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情况 (单位：亿元、%)

表3 2007～2010年湖北省代表性制造业的产值增速与相关比重 （单位：%）

需要强调的是，内资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占内资份额基本稳定，仅变动0.2个百分点，而且内资技术密集型销售产值份额逐年减少，说明内资企业本身的出口结构、产值结构并未表现出向科技含量、附加值高的行业转型的趋势。因此，进一步分行业探讨外资对内资企业的影响，本文选择2010年外资工业总产值占该行业比重超过20%的行业类型作为分析对象。

从表3中可以看到，饮料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的内外资企业产值变动负相关，外资企业产值的增加对内资企业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其余六个行业内外资产值变动正相关，存在较为显著的挤入效应。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除通信设备计算机制造业外资工业产值负增长导致内资企业增速放缓以外，其余技术密集型行业增速提高；就非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除饮料制造业增速降低外，其余制造业增速稳步提升。由此可知，湖北省内资制造业自身并没有实现出口、产值结构的优化升级可能原因在于，相对于外资对内资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提升作用，外资同样也对内资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存在明显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产能绝大部分集中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湖北省凭借其人力资源成本与质量的优势在所承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仍然具备较大的发展潜能，如发达国家农副食品加工业产值一般是农业总产值的3倍以上，食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2-3:1，而2010年湖北省两者的比重分别为0.8:1、0.2: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外资的流入有助于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结构效率的改进；其二，结合湖北省外资所有权结构的变化来看，以独资模式进入的合同项目比重、实际投资金额比重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分别从2000年的47.7%、33.6%增加到2010年的63.1、58.1%，逐步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导模式，这一变化趋势表明了外资企业内部化组织程度与技术垄断能力的提升，抑制了技术密集型行业内水平方向的技术溢出；其三，虽然外资企业较为成功地抑制了同行之间的技术溢出，但FDI溢出渠道可能发生在行业间而不是行业内。近年来，职能外包战略已成为跨国公司实现专业化经营、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普遍手段，生产外包、信息系统外包等外部化策略已逐步取代了内部化策略，公司以外的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被纳入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国际化生产网络，形成了有助于FDI溢出的垂直关联渠道。以湖北省外资企业出口额占销售产值的比重来反映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前向关联作用，从表3中可以看出，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通信设备计算机制造业的这一比重分别高达96.6%，56.7%，其余行业比重较小，说明除上述两个行业以外，其他行业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前向关联作用明显，因此，就其中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以及医药制造业来看，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较为显著。

3 FDI制造业产业结构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辨析：基于吸收能力的视角

3.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FDI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FDI自身结构的变化，与引资地区的吸收能力也存在较大关系。本文借鉴Hermes&Lensink（2003）所提出的模型进行了拓展，选取人力资本、研发投入、贸易开放度三个指标来衡量湖北省吸收能力，并设定模型如下：

（1）考察FDI、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以及贸易开放度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

（2）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2）（3）（4）的方程式中省略变量FDI，分别以人力资本、研发投入、贸易开放度与FDI的交互项反映地区吸收能力与FDI之间的适配程度，从而对FDI的制造业产业结构效应的影响

（3）进一步将模型（1）、（4）中的变量 LnOPEN 依次替换成 LnIMP 、LnEXPT ，形成模型（5）、（6）、（7）、（8），模型（5）、（6）分别考察进口、出口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值结构提升的直接影响，而模型（7）、（8）则分别考察进口、出口通过影响FDI外溢效应进而间接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变动。

其中，MSt代表第t年湖北省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制造业产业结构的演变表现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而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的一般规律，选择制造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类型的划分同样以王岳平对中国工业行业按要素密集度的分类为参考标准；

FDISt代表第t年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供给与技术外溢效应指标，运用FDI实际投资额占湖北省GDP的比重来表示，即

HRt代表第t年湖北省的人力资本，本文选择普遍采用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法，各教育程度年限确定为未上过小学0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大学及研究生折中为1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6a+9b+12c+16d，a、b、c、d分别为各教育程度就业构成；

R&Dt代表第t年湖北省国内研发投入，包括国内企业、政府机构等内部经费支出；

OPENt代表第t年湖北省的贸易开放程度，运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湖北省GDP的比重表示，而IMPt、EXPTt则分别代表湖北省进口额、出口额占GDP的比重。

本文样本包括湖北省自1989～2009年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制造业分行业总产值、FDI实际投资额、进出口贸易、GDP等数据主要来自各年度《湖北统计年鉴》。各教育程度年限构成数据中2001～2009年来自各年度《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89～2000年数据采用陈钊等（2004）的估算结果。研发投入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3.2 实证分析

3.2.1 ADF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而大部分时间序列数据是非平稳的，若直接进行回归可能带来伪回归的结果，因此，首先应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此处运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形式（C，T，L）代表常数项、时间趋势项与滞后项。检验结构见表4，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I（1）过程。

表4 ADF检验结果

3.2.2 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特征根协整检验法来考察各回归方程中变量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由于此方法所建立的VAR模型对滞后期的选择较为敏感，根据AIC信息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1，检验时假设含截距项而不含时间趋势项。此处以模型（1）的检验结果为例，限于篇幅，其他从略。

表5 模型（1）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3.2.3 基于吸收能力角度考察的模型估计结果

从表6可以看出：

（1）FDI与制造业产业结构。

模型（1）、（6）中FDI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值比重呈正相关关系，而模型（5）中FDI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模型（5）中引入的进口变量与FDI之间存在较高相关性的缘故，如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进口先进设备、仪器等方式进行实物投资或产业技术转移。这说明FDI对于湖北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值比重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前面第三部分的结论一致。

（2）人力资本与制造业产业结构。

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全部显著为正，而且所有模型的人力资本回归系数均高于其他变量的系数值，这说明了人均受教育水平是现阶段推动湖北省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最为关键的因素，当人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对外来先进技术的学习、模仿、吸收与创新的能力就越强。

表6 基于湖北省技术吸收能力角度的估计结果

（3）国内研发投入与制造业产业结构。

国内研发投入的系数全部显著为正，大多数达到了5%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了湖北省国内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值比重提升的效果明显。

（4）贸易开放度、进口、出口与制造业产业结构。

贸易开放度、进口、出口系数在上述模型中均不显著，说明对外贸易对湖北省密集型产业产值的提高不存在明显的关系，原因可能与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有关。进一步从进口、出口系数的符号来看，进口系数为正而出口系数为负，表明进口对湖北省技术密集型产业有正面促进作用，湖北省对先进设备、仪器等工业资本品的进口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技术装备水平与产出效率，但出口结构仍偏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比较上述各影响因素系数的大小，人力资本影响最为显著，研发投入次之，FDI次之，而对外贸易极小且不显著，可以看出，促进湖北省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内部因素，而FDI等外部因素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制造业产业结构起到调节与纠偏的作用。

（5）吸收能力与制造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以吸收能力来度量FDI的制造业产业结构效应，模型（2）首先考察了人力资本与FDI的交互项，该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湖北省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FDI对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比例的提升，可能的原因有两种，其一，湖北省通过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为FDI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了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其二，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内资企业劳动力对FDI外溢技术的学习模仿、消化吸收能力就越强。那么，人力资本究竟以何种方式促进了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可以结合模型（3）中国内研发与FDI的交互项一起来考察，其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国内研发与FDI产业所需的技术研发知识存量、研发投入方面不能相互适应，这里的研发知识存量主要以人力资本为载体，也就是说，在提高内资企业对FDI企业外溢技术的吸收方面，国内研发与人力资本是同一过程相互配合的两个因素。因此，在FDI外溢技术的吸收能力提升方面，国内研发与人力资本没有明显的作用，甚至可能存在负面效应。与吴建新等（2010）观点一致，国内研发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我国TFP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其作用具有独立性，没有发现两者直接作为吸收能力的一面。至此，可以推知，人均教育水平的提升主要通过高质量人力资本的要素供给实现了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比重的提高。

模型（4）、（7）、（8）分别对贸易开放度、进口、出口与FDI的交互项进行了检验，回归系数符号均为负，贸易开放度、出口的交互项系数分别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而进口不显著。说明三者对FDI技术外溢均存在负面影响，其中，进口对FDI技术外溢渠道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体现在一方面伴随FDI的先进技术设备进口，能促进国内设备供应商之间的竞争、技术模仿，另一方面进口的增加削弱了FDI与国内产业间的后向关联作用，抑制了FDI企业对国内上游产业的技术转移与扩散，两种效应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抵消而使进口对FDI外溢效应的吸收作用不明显，同样，出口的增加降低了FDI外溢的产业前向关联作用，对FDI外溢技术的吸收能力有负面影响。

从基于湖北省吸收能力因素的考察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总体上并不明显，即除了极少数具体行业外，没有发现FDI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而且FDI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值比重的提升主要是通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要素供给得以实现的。

4 结论

本文首先以湖北省为例分析了FDI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理，并选用1989～2009年的时间序列模型对FDI、人力资本、国内研发、贸易开放度及其构成与以不同指标衡量的吸收能力对湖北省制造业中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比重提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FDI、人力资本、国内研发均显著地促进了该产值比重的提高，特别是与自主创新相关的国内研发与人力资本等内部因素。在进一步对以人力资本、国内研发、贸易开放度及其构成为指标的吸收能力进行检验后发现，人力资本显著地促进了FDI对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比重的提高，而国内研发、出口对该产值存在负面影响，而且我们没有发现总体上明显的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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