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萍，何 玲

(广西妇女干部学校，广西 南宁 530021)

一、课题的提出及切入点的选择

随着我国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科技工作者的群体逐渐发展壮大，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但较男性而言，女性参与科技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都处于劣势。据2007年中国科学院、全国妇联等单位发布的《我国女性从事科技工作现状研究报告》，目前我国女科技人员在整个科技队伍中的比重已超过1/3，但女性在高层科技群体中的比例仍然较低，如，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中，女院士还不到5.5%，在167个全国性自然科学专业学会的常务理事中，女性仅占8%。可见，女性在科技领域仍然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女性科技工作者的潜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正因如此，科技界的女性问题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一项全球性挑战。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科技界中女性“缺席”现象的存在?这种现状能够改变吗?怎么改变?从何入手进行研究?带着这些问题和疑惑，我们开展了本课题的调查研究。

目前我国在女性科技人才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研究主要是针对女性科技工作者的职业生涯现状，面比较窄，少有人选择高中文理分科阶段作为切入点来研究女性科技人才的成长。这样的选择是基于中学时期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大体形成的时期，对个人职业选择有重要影响，甚至有可能成为科技工作职业准入的分水岭。

二、研究内容及调查基本情况

2011年5－8月，我们在南宁市某重点高中高二年级开展了本课题的调查。经统计，该校高二年级共有学生792人，其中，文科学生共222人，占28.0%，理科学生共570人，占72.0%。女生403人，占50.9%，男生389人，占49.1%。为保证抽样的男女生比例与总体情况基本一致，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我们分别选择了4个文科班、4个理科班的学生及其家长以及该校的老师开展了问卷调查。通过对三类人群的调查以及通过不同人群的对比分析，深透剖析女性进入科研领域的障碍及其之间的关联性，以期更好地促进我国女性科技人才的开发。

本次调查共向学生发出问卷392份，收回有效问卷389份，回收率为99%;向家长发出问卷350份，收回有效问卷328份，回收率为93.7%;向老师发出问卷253份，由于教师工作繁忙，问卷回收率较低，收回有效问卷94份，回收率为37.2%。所有问卷均采用SPSS进行统计分析。

我们从性别构成、民族、年龄及文化程度等方面了解被调查人群的基本情况。调查显示，三大人群均以汉族为主;学生年龄在15—19岁之间，其中17岁占70.4%，教师以中青年为主，年龄在24—50岁之间，其中24—39岁年龄段占68.1%，家长年龄在38—58岁之间，其中40—49岁占88.4%;从文化程度来看，被调查学生的父母文化程度总体较高，比较而言，父亲的文化程度比母亲高(具体见图1—4)。

三、研究主要发现

本次调查主要呈现“两大现象”和“两个特点”。“两大现象”是指高中分科的“性别分流”现象和两性印象的“刻板定型”现象。“两个特点”包括:一是两性印象刻板度的代际差异，即年龄越大的群体，观念越刻板;二是两性印象刻板度的性别差异，即女性自身对刻板度认同下降，社会对多元女性的认同度上升，而男性自身及社会对其的要求仍十分刻板。

(一)高中文理分科的“性别分流”

1．三大群体均呈现“女文男理”现象

调查显示，在三大群体中均呈现女性选择文科、男性选择理科的现象。其中，文科女生占76.6%，男生占23.4%，理科男生占59.0%，女生占41.0%;文科女教师占52.8%，男老师占47.2%，理科男老师占73.2%，女老师占26.8%;文科女家长占59.8%，男家长占40.2%，理科男家长占55.9%，女家长占44.1%。

此外，调查显示，分别有91.0% 的学生、80.9%的教师和73.8%的家长分科时以自己的意见为主。可见，“女文男理”现象是三大群体自主选择的结果，年龄越大的群体，其分科自主权越低。

2．年龄越大的群体越认同“女文男理”现象

调查发现，对于社会上有关分科与性别的不同说法，62.2% 的学生、59.6% 的教师和37.8% 的家长都表示文理分科与性别无关，而与兴趣等个人的实际情况相关;但也有37.8% 的学生、40.4% 的教师及62.2%的家长认为文理分科与性别有一定的关联，其中，三大群体认同“男生学理科比女生更轻松”和“学文科轻松，比较适合女生”两种说法的比例较高。

3．分科兴趣取向呈现“女文男理”现象

调查显示，学生、教师和家长三类人群都一致选择了兴趣、成绩及就业前景作为男女生分科时考虑的前三位因素，其中，教师及家长中的性别差异甚微，而女学生的比例略高于男生。同时调查发现，男生最喜欢的科目是物理，占男生总数的24.4%，明显高出女生19.1%;女生最喜欢的科目是语文，占女生总数的19.6%，明显高出男生10.5个百分点。

(二)男女两性印象的“刻板定型”

1．年龄越大的群体对“女孩要有女孩样，男孩要有男孩样”说法的认同率越高

调查表明，44.0% 的学生、67.0% 的教师和76.8%的家长同意“女孩要有女孩样，男孩要有男孩样”的说法。分性别看，52.4% 的男生和67.8%的男教师认同该说法，分别比女性高14.6和4.9个百分点，但男女家长认同该说法的比例相当。

2．传统性别文化映射下的刻板“男孩样”和“女孩样”

调查显示，被三类调查人群选择描述男生最多的三个词分别是“大胆、有活力和刚毅”，而描述女生最多的三个词分别是“文静、细腻和温柔”，传统性别文化映射下的“男孩样”和“女孩样”形成鲜明的对比(见图5)。

3．教师眼中“聪明的男生”和“勤奋的女生”

调查显示，教师认为男生聪明和女生勤奋分别是男女生学习成绩优秀的首要原因，而且对女生勤奋的认同率远比男生聪明的认同率高20.2个百分点;男生成绩优秀的前三位原因分别是聪明(36.2%)、勤奋(31.9%)和接受能力强(23.4%)，而认为女生学习成绩优秀的前三位原因分别是勤奋(56.4%)、细心(33.0%)和细心(33.0%)。

4．年龄越大的群体对男女教师的印象越刻板

调查显示，72.0%的学生对男老师或女老师上课表示无所谓，其中，男生占67.1%，女生占75.6%。在教师和家长两个群体中，对“男女教师教学和管理方式”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来看，家长对男女教师的印象较为刻板(见图6)。

5．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的男女生批评方式

76.6 %的教师表示自己在批评学生时所采取的方式因性别而有所不同，其原因依次是“女生比较爱面子、心眼小，批评时要小心翼翼，要保护她们的自尊心”(54.3%)，“男生一向顽皮，批评时直接点没关系”(40.4%)，“女生比较听话，批评时点到就行了”(26.6%)，“男生有个性，叛逆心强，批评严厉些才会奏效”(20.2%)。其中，在批评男女生的方式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性别差异，男老师均分别比女老师高4.5、23.5、、5.9和14.0个百分点。

家长认为“女孩比较听话，批评时点到就行了”(38.7%)、“女孩比较爱面子、心眼小，批评时要小心翼翼，要保护她们的自尊心”(36.6%)、“男孩一向顽皮，批评时直接点没关系”(25.6%)和“男孩有个性，叛逆心强，批评严厉些才会奏效”(21.0%)，但认同以上说法的男女家长性别差异很小。

四、原因分析

国内外研究显示，男女两性在智力总体水平上不存在差异。虽然关于遗传、生理等先天因素或是后天社会环境因素在人的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争议很大，但仅以遗传和生理这些先天自然因素作为决定男女两性孰优孰劣的结论已引起普遍质疑。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约束和要求签约国消除传统文化中男女角色和分工的刻板定型，使男女两性均不应因生理差异而受到歧视。

本次调查从孩子成长的两个重要环境——家庭和学校入手，通过调查发现传统性别文化如何在家庭和学校两大领域交织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男女生的兴趣发展和性别意识。

(一)家庭的影响

在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基础的、启蒙的也是最深刻的。我们选取了家庭权力关系、父母对孩子的期待、技能的培养、儿时的玩具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家庭中父母的性别角色和分工、父母对孩子的性别期待，扮演性别角色所需的技能及能力，并从中看到，传统文化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家庭使孩子习得相应的社会性别。

1．家庭权力关系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很容易从父母在家庭扮演的角色和分工了解两性间的权利关系。调查发现，虽然43.7%的学生认为在家里父母都能说了算，但仍有34.2% 选择了父亲更能说了算(男生63人，占38.7%;女生70人，占31.1%，男生比例高7.6%)，而选择母亲的仅占14.1%，比父亲低20.1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在照顾孩子生活上，53%的学生选择了母亲，选择父亲的仅为5.9%。在辅导孩子功课上，1/4的男生选择了父母都“差不多”，而24.4% 的女生则选择了母亲，比男生略高6.1%。数据表明，孩子(尤其是男生)认为父亲在家里更具权威性，“主内”和“相夫教子”仍是母亲“理所当然”的责任。

2．父母的期待

名字是孩子的一个重要符号，家长给孩子取名时虽各有考虑，但因性别选择名字、因性别寄予不同期望仍是家长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调查显示，家长给孩子取名时考虑的前三个主要因素分别是:“好听、响亮、押韵”、“体现父母对男孩女孩的不同期望”和“根据孩子的性别特征起名，体现其性别特征”。其中，母亲给孩子起名字时考虑“根据孩子的性别特征起名，体现其性别特征”因素比父亲高12.5个百分点。

3．技能的培养

生活和生存技能的培养是社会角色扮演的重要支撑，父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调查发现，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家长开始按性别教授子女不同的生活和生存技能，家长在技能的培养上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见图7)。“因性施教”使得孩子“因性习教”，家长教孩子掌握的生活和生存技能与孩子掌握的基本一致(见图8)，女生除了煮面条和钉扣子比男生高5.8%和23.2%之外，在安全逃生知识、游泳、换灯管和修理小家电方面，男生均明显比女生高7.6、16.6、44.7和26.6个百分点。

4．儿时的玩具

玩具在孩子社会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孩子通过不同的玩具增长相应的能力。玩具通常也是有性别标志的①，家长通常会下意识根据孩子的性别选择相应的玩具，孩子则无意识地通过玩具接受父母对其性别角色的扮演。通常，男孩的玩具为汽车、球类、玩具枪、机器人等鼓励外出活动和控制环境方面的;女孩的玩具多为过家家的玩具、洋娃娃、毛绒玩具、音乐盒等家庭照顾角色、爱心培养和鼓励安静方面;对于益智类玩具则比较中性，父母也比较喜欢为孩子购置。

我们的调查结果基本印证以上现象，家长给男孩买玩具汽车、球类、机器人和玩具枪的比例，分别高于女孩56.3、23.9、48.5和41.5个百分点;给女孩买过家家的玩具、洋娃娃、毛绒玩具、音乐盒，分别高于男孩17.7、51.7、41.0和30.9个百分点;而购置积木比例无明显性别差异。玩具的性别标志通过父母传达到孩子身上，孩子对玩具的喜爱也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调查显示，男生喜欢玩具汽车、球类、机器人和玩具枪，分别高于女孩41.3、23.6、42.4和48.1个百分点;女生喜欢过家家的玩具、洋娃娃、毛绒玩具、音乐盒，分别高于男生56.6、41.0、43.2和19.5个百分点;在对积木的喜爱上，性别差异不大。

(二)学校的影响

在一个人的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一直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它一方面传递着知识文化和价值观念，帮助人们获得实现自我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成为性别社会化的重要场域和媒介。本次调查从学校管理者的性别构成、教材内容、教师对男女生的区别对待等三个方面来考量学校对学生性别意识的影响。

1．学校管理者及教师的性别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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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社会的缩影，教师是学生除了家长之外可以模仿和认同的另一个重要对象。统计发现，南宁市某重点高中管理层存在着“男将女兵”、“男高女低”现象(见表1)，教师队伍中文科女老师比例高而理科男老师比例高(见表2)，这些现状与社会对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要求是一致的，无形中向学生传递了男性是决策者女性是执行者、男主女从及“女文男理”等刻板性别角色和理念，甚至还有可能影响到男女生的角色期望和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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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材内容

目前，我国大多学生使用的是全国统一教材，这些教材代表着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为学生接触时间最长、印象最深和影响最大的课本。调查显示，仅从数量上看，在学生最欣赏的104个教材人物中，男性占88.5%，女性仅占11.5%;教师最欣赏的人物中，女性仅有2人，即宋庆龄和张海迪;学生和教师最欣赏的三位人物均为鲁迅、周恩来和毛泽东。此外，我们对2001—200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教材(全国统一义务教育初中教材共六册)进行了统计，在必读课文的作者中，男性179人，女性仅17人;文中涉及主要人物228人，其中男性190人，女性只有38人。可见，教材中女性出现的频率较低，尤其是优秀女性榜样的缺失，使得女生难以从历史文化中找到肯定自己的支撑，相反，更多得到的是否定自己的依据。

3．教师对男女生的区别对待

(1)课堂互动的区别对待

课堂教学过程是传递知识的重要环节，但教师的态度和言行等也同时渗透到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通过对学生和教师的调查发现，课堂上师生互动的方式均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这样的区别对待，扩大了男女生的心理和行为差异，影响了女生自信心的建立和进一步的发展。

调查显示，39.4% 的老师认潍“男生大胆、幽默，让男生发言有助于课堂气氛的活跃”，12.8% 的老师认为“女生比较害羞、胆小，老师通常不喜欢向女生提问”，持该态度的男老师分别比女老师高26.3和6.7个百分点，10.6% 的老师“通常喜欢让男生回答开放性问题，让女生回答封闭性问题”，但60.0%的女老师则认为课堂活动不因性别而不同，比男老师高36.3个百分点。可见，教师(尤其是男性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通常对男生关注较多，使得男生有更多展现、肯定自我及批评改进的机会，进而表现得更大胆、自然、主动和积极，进步更快，而与女生的互动机会比较有限，得到教师认同和锻炼的机会较少。

与此同时，师生互动的性别差异还表现在学科上。调查发现，文理科教师与男女生互动的性别差异非常明显。在数学、物理等理科课堂上，老师与男生的互动较多(27.7%)，在语文、外语等文科课堂上，老师与女生的互动较多(23.4%)。比较而言，男老师更认同在理科课堂上老师与男生的互动较多，比女老师高16.8个百分点;在文科课堂上老师与女生的互动较多这一观点上，女老师则比男老师略高3.7个百分点。

此外，通过对学生的调查也发现，除了语文、数学和外语课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性别差别较小之外，在其他理科类和文科类课堂上均呈现较明显的性别差异(见图9)。

(2)安排任务和职务的区别对待

教师在安排学生任务和职务时，通常对女生特别“关爱”和“照顾”，任务和职务安排有着鲜明的传统角色定型，是社会上“男主外女主内”、“男强女弱”的性别格局缩影，不利于男女生自由平等全面地发展。

调查发现，老师在安排任务和职务时，44.7%的教师会让男生干脏累的活，女生干较轻的活，35.1%的教师将在外跑腿的活由男生干，室内的活由女生干，18.1%的教师会在男女生混合的团体举行活动时，男生负责策划和主持，女生负责执行和配合，14.9% 的教师会安排男生担任班干正职，其中，在以上四个选项上，男教师分别比女教师高12.1、10.4、19.7和10.0个百分点，而女教师认为不能因性别来安排学生任务的比例比男教师高23.2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对学生的调查同样印证了教师在学生任务和职务安排上的传统角色定型(见图10)。

五、建议

(一)加强舆论导向，营造女性科技人才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普及先进的性别文化，正确引导公众的性别观念，逐渐改变家长、教师和学生意识形态中的性别偏差，并有意识地加大宣传女性科技人才成功典范的卓越事迹，激发和鼓励女性科技人才的成长。

(二)在教师职业培训中纳入社会性别理论知识并进行跟踪评估

教师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在我国刚刚起步。广西虽于2006年在部分高校开设了社会性别课程，但至今尚未推广到整个教师教育体系。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此类培训已经有二三十年历史，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明确指出:“加大对教育管理者社会性别理论的培训力度，在师资培训计划和师范类院校课程中增加性别平等内容，强化教育管理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实施教育内容和教育过程性别评估”。建议教育行政部门社会性别理论知识纳入教师的职业培训中，定期对教师进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并聘请社会性别专家对教师的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进行跟踪指导和及时评估，促使教师不断更新自身的性别观念，反思自己在教学中的性别误区，自觉将社会性别意识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成为性别平等的实践者与推动者，最终达到学校教育的性别公平。

(三)利用“社区学校”、“家长学校”和家长会等平台向家长宣传社会性别知识

据了解，虽然大多社区和学校已经挂牌成立了“社区学校”、“家长学校”，但大多时间被闲置，而家长会也逐渐演变为“班级情况通报会”，均未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建议利用以上平台和契机，采取发放宣传资料、请专家专题讲座、播放短片、表演、交流、优秀女性事迹展等形式，向家长宣传社会性别知识，触动他们传统刻板的性别定型，真正赋予男女两性同等的期望值，提供同等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创造平等的成长环境。

(四)以校园文化和社团活动为载体，培育学生的社会性别意识

利用学校开展的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以及校园电视台、团委、学生会等社团载体，有意识地宣传女性科技人才成功典范，既包括我国女科学家的卓越事迹，也包括学生身边优秀的女老师和女同学，让女生从伟人到平凡人中，找到肯定自己的信心和依据。与此同时，让学生设计和参与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他们对身边性别问题的反思，启迪、改变和提升学生的性别意识，建设积极向上、平等和谐的校园文化和精神面貌。

(五)建议教材编审部门重新审视和修订现行教材的内容

教材是学校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现行教材中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对学生的性别观念和行为产生着消极的影响。《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强调:“在课程和教材相关指导机构中增加社会性别专家。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中充分体现社会性别理念，引导学生树立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为此，建议教材编写部门在社会性别专家的指导下，重新审视教材内容，尽快消除教材中的性别偏见。

(六)开展科技人才队伍的性别统计

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颁布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各国政府要加强性别统计工作，把性别统计纳入官方统计体系。《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也明确指出:“建立妇女发展综合统计制度，规范和完善与妇女生存、发展有关的统计指标和分性别统计指标，将其纳入国家和部门常规统计或统计调查。建立和完善国家、省、地三级妇女发展监测数据库”。

至今，广西科技人才队伍性别统计工作仍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开展性别统计不仅能准确把握和客观评估广西科技人才队伍中男女平等的状况，而且也为深入分析以及科学决策提供客观公正的依据。

注释:

①玩具的性别标志，即玩具的开发商、制作者、销售者、购买者在一系列与玩具相关的活动中始终是有性别标准的，具体可以通过广告、父母的选择、小朋友的推荐、观察来确定(来源:性别与教育，郑新蓉著，教育科学出版社，P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