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机制探讨

2012-09-12李辽宁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2期

关键词：变迁生产力分层

李辽宁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海口 570228)

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机制探讨

李辽宁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海口 570228)

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社会分层结构变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直接的;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影响是间接的,其中,生产力和政策是中介环节。相比而言,生产力是客观状况,政策更能体现主观努力。因此,研究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关系,应主要从政策入手。

社会分层结构;思想政治教育;互动;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总是扎根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服务当时的社会发展的。每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必须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自身的目标和任务。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具有历史观,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作为社会变迁的一部分,社会分层结构变迁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成员因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这种变迁必然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要想得到充分发挥,就必须积极主动介入到社会变迁之中,引导社会分层结构向理想的方向发展。因此,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不应是单向的,而应该是双向互动的[1]。但是,这种互动关系的构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又是如何展开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对其互动机制进行研究。

一、互动: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模式

所谓互动,即相互作用,反映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从哲学层面讲,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并非所有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互动关系。只有当一事物对他事物产生影响并且得到有效回应的时候,互动关系才能建立起来。所谓机制,其基本含义有3种:一是指事物各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二是指事物在有规律性的运动中发挥的功能;三是指功能发挥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2]。本文研究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机制,就是要探讨二者相互影响过程中所涉及的要素及其内在联系。

一定的社会分层结构反映了该社会系统中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构成方式与比例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经济社会越发展,越需要有相应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与之相适应,也就越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反过来说,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结构具有反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当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社会分层结构的时候,它能够有效地在不同阶层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促进相互之间的认知、理解与宽容,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相反,当思想政治教育不适应社会分层结构的时候,就难以在社会阶层成员之间搭建起交流的平台,这既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也不利于社会整合。由于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其思想政治教育也应该有所不同。如果对所有社会阶层的群体采取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效果一定会大打折扣。当社会分层结构发生变迁的时候,意味着社会成员的社会上的地位(财富、权力、声望等)发生了变化,其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正所谓“时位之移人也”(周容《芋老人传》)。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正确认识这种挑战,并作出有效回应,那么在社会分层结构变迁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就可以构建起积极的互动关系;相反,如果只是社会分层结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够及时认识这种变迁带来的挑战,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创新,并引导社会向稳定的社会结构发展,那么二者就是被动的互动关系,甚至可以说,互动关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简言之,仅仅将社会分层结构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决定与适应”的关系是不够的,毕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有其主观能动性,特别是执政者,更不可能听任社会发展变化而不顾。而且,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原因,其本身也是社会整体变迁的结果。也就是说,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是受到另外因素的影响,而在这些影响因素中也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完全被动地“适应”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而是通过一定的中介和载体,主动作用于社会分层结构,使之按照一定的目标发展变迁。这一过程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 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图1 表明,社会分层结构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直接的、决定性的,当社会分层结构产生变迁的时候,它对于当时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会产生影响。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为例。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主要是“两阶级一阶层”结构,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分层制度主要是“身份制”[3],即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层次和地位主要依赖于与生俱来的身份而不是后天的努力。在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整齐划一(都是为了培养“四有新人”)、教育方式的单向灌输(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是“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陆学艺等以“组织(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4],新世纪以来这些阶层的位序已发生了明显变化[5]。

这种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从积极方面讲,新的社会分层打破了原有用人体制和范围的局限,促进了人才流动。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分层打破了原有分配体制的平均主义,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大批人才的出现。从消极方面看,社会分层扩大了贫富差距,使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加剧,这在客观上容易引发社会的不稳定;社会分层过程中产生新的阶层,利益的多元化容易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的多元化,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受到严峻挑战;在社会分层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常现象,容易引起民众对于社会分层本身的合理性产生质询,进而影响执政党的声誉和执政的合法性[6]。

实际上,当前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仍然处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虽然很慢,但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面对不断变迁的社会分层结构,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在指导思想、目标内容,还是在方式方法上都会逐渐显示出其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方面,需要调整和变革。变革的方向,就是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体现不同层次的个体需要,更加注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交流。这种变革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分层结构,不过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需要一定的中介。探讨这个中介,需要从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中寻找。

二、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的中介分析

恩格斯曾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7]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了由于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分工的作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8]161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以后,“除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8]164通过对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道路的分析,恩格斯论述了阶级产生的过程,充分肯定了社会分工的意义,“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是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8]165-166在这里,恩格斯论述了不同阶级的产生过程及其相互对立的关系,这些论述揭示了影响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根本原因,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工的发展。

但是,在生产力发展影响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发挥了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构成生产力的因素中,人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人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从社会整体来看,人们的社会心理以及反映这种社会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恩格斯曾经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暗示了由于在经济因素和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着一些“中间环节”。这一思考是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的重要引申。但是他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普列汉诺夫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受到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肯定。他提出著名的社会结构“五项式”学说,认为社会结构是由5个部分组成的:“(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9]

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的社会结构等级序列,其中生产力、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各种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各个层次之间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也不排斥每个层次与它相邻的层次之间的互动与渗透。可以看出,生产力的状况是最终起作用的因素,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不可小视,它通过一定的思想体系(主导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施加影响,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心理,引导着社会价值观,而这一切又间接地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生产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重要中介之一。

三、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互动的机制分析

如果说从生产力发展对于社会分层结构变迁带来的影响是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展开的话,那么从政策的变化来考察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则是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展开的。所谓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政策的实质是阶级利益的观念化、主体化、实践化反映。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李强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分层,还是分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层,都会发现,中国社会分层受到了国家政策变量的巨大影响。比如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就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原有的阶层结构出现了解体,产生了一些新的阶层。他还提出了“政策群”概念,认为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机制有3个层次:基调理论、大的政策原则和具体政策[10]。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就是一种基调理论,在这个基调之下,有相关的政策原则以及具体政策与之相配套(允许农民工进城等)。刘祖云等也认为,影响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原因是经济市场化和经济知识化,并且得出结论,“阶级分化程度的高低与体制改革程度的高低成正比,而与其利益可能失去程度的高低成反比”[11]。这些思想很有启发性。基于此,我们将政策也作为影响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重要变量。问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如何通过政策来影响社会分层结构变迁呢?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功能包括政治认同功能、经济激励功能、文化传承功能和社会协调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都基于一定的指导思想、教育目标、教育内容等,而所有这些都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相关。不仅如此,李强提出的“政策群”以及3个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机制,都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既是“基调理论”之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之一。

综上所述,在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中,除了社会分层结构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影响之外,思想政治教育也可以影响社会分层结构,不过这种影响是间接的,需要经过生产力发展和国家政策作为媒介。于是,我们可以将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用图2(a)来表示。

图2 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关系

当然,如果把问题考虑得更细致一些,就会发现图2(a)仍然不够全面。上述关系除了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关系以外,其他的关系都是单向的。事实上,无论是在政策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还是生产力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都是双向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国家政策,国家政策也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如此,在政策与生产力之间也是双向互动的,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政策的制定和修订;政治制度政策对生产力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政策对生产力发展起促进作用,错误的政策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复杂的动态关系,如图2(b)所示。

通过以上这些讨论,我们对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了基本的理论框架。接下来,可以就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分层结构的具体变化和特征,了解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和价值观状况,探讨这种分层结构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诉求,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回应。这种回应可以从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中看到,并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途径和方法等理论体系中。

需要说明的是,就本文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影响间接地通过了生产力和政策这两个中介,但是要区分其中的界限。生产力是客观状况,而政策更能体现主观努力,因此,梳理一定时期的政策制定和调整的脉络,更能体现“互动”的程度。同时,我们要区分不同政策的性质和功能。毫无疑问,很多国家政策都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中介,比如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指导思想的调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从政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来看,并非所有的政策都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也并不是所有的国家政策都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比如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不密切,也就没有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之中。

[1]李辽宁.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关系论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1(3):17-20.

[2]马奇柯.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内涵研究[J].理论探讨, 2006(4):174-176.

[3]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7.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8.

[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14.

[6]李辽宁.中国社会分层与思想政治教育[J].许昌学院学报,2005(1):6-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1.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著作选:第3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195-196.

[10]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测量与分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89.

[11]刘祖云,田北海,戴洁.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层[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13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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