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成城 杜鹏程 吴 婷

幸福感的探讨卷帙浩繁，横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现有研究主要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与社会幸福感三种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Larson，1996；Keyes，1998；苗元江，赵姗，2009；张海波，2012）。社会幸福感由于其充分考虑了人的社会性、从个体与社会和谐融合的角度探索人的良好存在状态，成为了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研究幸福问题的极佳切入点。

员工社会幸福感的提升，从社会层面到企业层面都被广泛提及和深刻重视，其重要性与迫切性已成为共识。由于社会幸福感的社会性本质，论及这一主题时必须对个体所处的情境予以充分考量，对于员工而言，主要就是考虑他们的工作情境。转型背景下员工工作情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建国以来，以地域户籍发展为单位户籍所形成的“单位同事关系”曾为现代熟人社会打开了崭新的关系格局，但这种熟人社会的工作情境正在瓦解；与此同时，完全依靠契约、制度、法律来维系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并未建立健全，员工的工作情境亦未全然进入陌生人社会（吕承文，田东东，2011）。因此，我国员工的工作情境，既有别于高度依赖“契约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也不同于以亲、地、神、业、物这“五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而是结合两者特征的弱熟人社会。

那么，在复杂多变的弱熟人社会工作情境中，员工社会幸福感得以维系的条件是什么？对其提升会遇到哪些困难？如何克服？以往研究多关注不同群体的社会幸福问题，如中年人（Keyes，1998）、大学生（王青华，2009）、新生代农民工（张海波，2012）等，很少有研究对员工社会幸福感所植根的社会情境给予充分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