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华

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三年》）的中国古代，封禅作为最高级别的祭祀大典，在国家建设中地位极为重要。《史记·封禅书》云：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厥旷远者千有馀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①

作为象征天下太平的重大仪式，封禅也是国家礼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封禅书》在司马迁《史记》中被列为“八书”之一，与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平准书、河渠书、天官书并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大一统”事功驱动下而产生的汉大赋，是“礼乐争辉，辞藻竞骛”②的典型，汉大赋自然地与礼制建设密切相关。从《史记·封禅书》及《司马相如列传》可见，《天子游猎赋》与《封禅文》文赋“互见”，是从“议封”到“劝封”的转变。并非所谓形式上的“劝百讽一”“曲终奏雅”，内容板块之间彼此疏离，而是在其“封禅”观念引导下的统一整体，这是由文与赋不同的文体特点所致，与《史记》“互见法”有所不同。本文试从司马相如的封禅观念和《天子游猎赋》与封禅条件的对应关系作简要论述。

一、司马相如的封禅观念

司马相如的封禅观念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清晰可见。司马相如病卒之后，“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此“遗札书”即《封禅文》，于篇末作者再叹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