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芳华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430000)

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英国文坛上一位颇具争议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他去世后的一百多年间，人们对他的兴趣有增无减，在其戏剧、小说、诗歌、文艺理论等方面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作品。对于这位天才的故事大师来说，是童话让他在英国文坛崭露头角，而童话也是他最挥洒自如的表达方式。长期以来，王尔德的两部童话集《快乐王子与其他故事集》和《石榴之家》一直被视为唯美主义的创作典范。王尔德通过其童话中反复出现的荣格原型，在文本中建构一个个失衡的外在世界及内心世界，从而传递其独特的现实观及对个体发展的关注。

荣格把人格的总体称为“心灵”，心灵有三个层次构成: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其中集体无意识是指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世代累计的人类祖先的经验，是人类必须对某些事件做出特定反应的先天遗传倾向，是个体始终意识不到的心理内容。［1］(P324)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是原型。荣格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中界定了原型，称原型是反复发生的领悟的典型模式，是种族代代相传的基本原型意象。荣格认为，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对其进行加工制作，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通过丰富的想象，夸张和象征来塑造形象。瑞士荣格分析学家玛丽－路易－凡－弗朗兹认为，“童话是集体无意识心灵过程最纯净，最简洁的表达”。弗洛伊德和荣格都认为，“童话与梦境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因为二者所用的都是象征的语言”。

王尔德在1888年致G.H.Kersley的信件中提到，“《快乐王子与其他故事集》既是写给儿童又是写给那些对奇异与快乐保持孩子般鉴赏力的人，这些人可以在简单中发现新奇”。［2］(P219)因此更多的成人读者也开始阅读王尔德的童话，在其多个童话文本中，读者会发现王尔德通过各种原型意象和母题的运用试图弥补现实世界的失衡从而建构一个个奇异，平衡又唯美的童话世界。正如荣格在《寻找灵魂的现代人》中提到的艺术家与内心原始意象的关系，艺术家为了表现自己的经历，经常诉诸神话原型和母题，这是最适合的表达方式。［3］(P168)通过仔细阅读，读者会发现隐含在王尔德童话文本的原型多为荣格提出的三类原型:阴影(shadow)，阿尼玛(anima)及阿尼玛斯(animus)，这些构成了人类心灵从远古继承而来的原型意象。此外，在个体化过程中这三类原型也是个体必然相遇的原型，在《人格的整合》(The Integration of Psyche)一书中，荣格认为“个体化过程(individuation)是使人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个体的心理过程”。［4］(P3)这一过程涉及到心灵向大母神/老智者的回归，正视及接受内心的阴影，阿尼玛/阿尼玛斯的结合，并最终完成心灵的成长。

在《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中，荣格用阴影(shadow)来描述我们内心深处那个隐藏着的，受压抑的部分，“它是个体不愿成为的那种东西”。由于阴影的内容或是由于意识自我的压抑，或是意识自我尚未认识到的部分，但阴影的大多数内容是我们的意识自我觉得难堪或不愿面对的内容。因此当我们不满存在于自身的这些尚未被认识的负面的人格特点，我们往往会尽力去压抑，甚至也会将它们投身到其他人身上，这种投射最典型的后果就是替罪羊(scapegoat)的产生。在《西班牙公主的生日》中，那个丑陋天真的小矮人契合了这类原型——被投射的阴影:替罪羊。西班牙公主12岁生日那天，早上游艺活动最有趣的要算小矮人的跳舞。“小矮人摇摇晃晃地移动那双弯曲的腿，摆动他那个畸形的大头，连跌带滚地跑进场子里来的时候，小孩们高兴得大声欢呼起来，小公主也禁不住放声大笑”。他是生日会头一天才在森林里被发现的，两个贵族想把他带回宫，给小公主一番惊喜。矮人的父亲看见终于有人肯收养这个丑陋无比又毫无用处的孩子，倒是求之不得。就这样小矮人进了宫，“每次跳舞完毕，他都要给他们每个人鞠个最滑稽的躬，对他们点头微笑，就好象他真的是跟他们同类的人”，更可悲的是他把小公主丢给他的白玫瑰当成是爱的信号。与《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里面的小矮人不一样，王尔德笔下的小矮人是个悲剧角色，他的丑陋让他成为所有人的笑料，包括他天真地以为爱他的小公主。会场上的所有人在小矮人出场的那一瞬间都欢呼起来，似乎都在宣告自己的美与正常，小矮人那弯曲的腿和那畸形的大头所代表的丑陋正好符合观众心灵深处一直压抑不敢面对整合的阴影，在他们欢呼的那一刹那，所有人心灵的阴影顿时投射在小矮人身上，他成为了替罪羊的最佳人选。艾瑞克－纽曼(Erich Newmann)在他的《深度心理学和一种新伦理》(Depth Psychology and a New Ethic，1990)中讲，替罪羊分成了三大类:异族人，包括宗教，民族，种族，社会不同的人;在伦理道德上出于劣势的人，指未能达到集体的绝对的价值观的，包括精神病患者或是病态的人;具有绝对优势的人，如领导，天才型人物包括耶稣基督，苏格拉底，伽利略等。小矮人属于第二类，他天生丑陋，身体畸形，在他发现那面让他顿悟的镜子前，他还在想象带着可爱的公主回到他以前居住的大森林，其中有一段回忆依然暗指了替罪羊这一意象。“还有一回，他看见一个美丽的行列在长而多尘土的去托列多的路上蜿蜒地前进。神父走在前头，口里唱着好听的歌，手里拿着颜色鲜明的旗子和金十字架，随后跟着穿银盔甲执火绳枪与长矛的兵士，在这队兵士中间还有三个赤脚的人，身穿古怪的黄袍，袍上绘满了奇怪的像，手中拿着点燃的蜡烛。”殊不知小矮人同这三个着装古怪赤脚的人其实都是替罪羊，只不过后者属于第一类。“当他明白了真相的时候，他发出一声绝望的狂叫，倒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原来那个畸形怪状、驼背的丑八怪就是他。他自己就是那个怪物!所有的小孩都在笑他，他原以为小公主在爱她，其实她也不过是在嘲笑他的丑陋，拿他的拐脚开心。”他的心彻底碎了，可这并没有让小公主认识并面对自己心灵的阴影。王尔德笔下的小公主并没有像跟七个小矮人友好相处的白雪公主一样，她最后能否遇到深爱她的白马王子我们不得而知，读者可以知道的是面对心灵阴影的方法既不是压抑也不是投射，而是勇敢的意识到它的存在，引导它并且最终进行阴影与意识的整合，这是个体化过程的很重要的一步。

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让读者们体会到了个体化过程中第二个阶段必需经历个体意识与无意识中“灵魂形象”(soul image)人格融合的阶段。这里谈到的“灵魂形象”指的就是阿尼玛(anima)和阿尼玛斯(animus)。在分析人的集体无意识时，荣格发现无论男女于无意识中都似乎有另一个异性的性格潜藏其后。男人的女性化一面为阿尼玛，而女人的男性化一面为阿尼玛斯。个体只有在接受并融合自己的“灵魂形象”，男性整合阿尼玛而女性则是阿尼玛斯，只有这样才能弥补个体人格面具中的缺陷从而达到一个更完善更平衡的自我而继续个体的个体化之路。看完《夜莺与玫瑰》，笔者也会疑问:“王尔德相信爱情吗?”王尔德似乎想向世人宣称，哪怕是童话中的世界，个体与爱情都不是完美的。年轻的学生想要虏获教授女儿的芳心，但他却找不到一只能代表他炽烈真爱的红玫瑰。他的忧思无意之中被一只日夜歌唱爱情的夜莺听到，可爱懵懂的夜莺决心为他寻找红玫瑰以成全一段世间难得的真爱。她用自己胸膛的鲜血染红了原本是纯白的玫瑰，只希望学生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恋人。这只勇敢浪漫的夜莺就是阿尼玛的象征，她代表了一个男人身上具有的女性特征或是女性基因，是存在于男性心灵中的情感与爱(Eros)，包括温和，亲切，耐心，感性，善良，贴近自然，理想，浪漫等特质。当夜莺唱到“我要在月光下把它用音乐造成，献出我胸膛的鲜血把它染红。我要求你报答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你要做一个真正的恋人，因为尽管哲学很聪明，然而爱情比她更聪明，尽管权力很伟大，可是爱情比他更伟大”，学生根本听不懂，“因为他只知道那些写在书本上的东西”，换句话，他只知道理性的知识(head knowledge)而不是感性的知识(heart knowledge)。这个学生就是原型阿尼玛斯，象征着女性内心的男性意象，是存在于女性心中的父性逻各斯(Logos)，包括刚性，坚毅，侵略性，理性，好斗，实用，现实等特质。不幸的是，这象征着爱，浪漫与阿尼玛的红玫瑰并未能帮助这个学生赢得教授女儿的芳心，原因是宫廷大臣的侄儿已经送给她一些珍贵的珠宝，人人都知道珠宝比玫瑰更加值钱。当他的阿尼玛斯般的爱的宣言被拒绝后，他一下把玫瑰扔到了大街上，玫瑰落入阴沟里，一辆马车从它身上碾了过去。在他愤愤地回到书房，拿出一本满是尘土的书大声读起来前，他大声宣称爱情是多么愚昧，在这个时代实用才是真理，他不需要一切爱与感性，他需要学习的是哲学与形而上学。当学生发出这样的感慨时，读者不难发现他的心灵中充斥的是阿尼玛斯，逻各斯以及一切男性及实用为主宰的思想。相反，浪漫的夜莺一厢情愿的以为她的牺牲，她的最后一首歌唱可以换来一对真正的恋人，一段真正的爱情，夜莺太过于感性，浪漫，她内心完全充斥的阿尼玛让结局的悲剧成为必然。根据荣格对个体化发展的定义，个体只有在意识与无意识中的“灵魂意象”达到整合才能达到一个独立的不可分的统一体。很显然，“灵魂形象”作文个体意识与无意识的调停者，需要得到个体心灵的接纳与整合。于是乎王尔德的笔下又多了两个失衡的人物角色，阿尼玛主导的夜莺及阿尼玛斯主导的学生。童话中与夜莺相关联的意象包括玫瑰，大自然，歌声和爱情，这些都过于浪漫和不切实际。而阿尼玛斯原型思想主导的学生只相信现实实用的事物，认为只有写在书本上的知识才是有用的，这是一种不平衡人格的体现，同时也是王尔德那个时代思想的典型。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与各个领域的新发现打破了人们过去坚定的宗教信仰，宗教大厦开始坍塌，此外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任何事物都要经过实用的检验方可定其价值，物质进一步战胜精神。作为唯美主义者的王尔德虽然宣称文学作品无关道德，笔者认为《夜莺与玫瑰》却是他批判实用拜金主义及其对人类情感淡漠的最简洁的表白。

王尔德作为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代表作家，认为每一个父亲都有责任为自己的孩子写作童话。他在自己的童话世界中试图通过各种原型意象建构一个个唯美的世界，其中也不乏对现实世界的批判。通过此文对王尔德童话《西班牙公主的生日》及《夜莺与玫瑰》中阴影，阿尼玛及阿尼玛斯等荣格原型的分析可以看出王尔德对个体心灵个体化过程的关注。这些隐含其童话文本中的原型恰恰说明了无意识与文学的关系及王尔德本人对内在及外在平衡世界建构的期望，这同时也是其作品现实性与现代性的体现。

［1］ 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2］ Wilde，Oscar.The Letters of Oscar Wilde.Ed.Rupert Hart－ Davis［M］.New York:New York:Harcourt，1962.

［3］ Jung，Carl.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M］.New York:Harcourt Brace＆ World，2001.

［4］ Jung，Carl.The Integration of the Personality［M］.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Co.Ltd.，1940.

［5］ 张婷.王尔德童话的宗教原型解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6，(1).

［6］ 董榆萍.《夜莺与玫瑰》中红玫瑰的象征意义［J］.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版)，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