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鲁伟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200237)

被誉为“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的王跃文，以自己曾经熟知的官场生活为题材，用虚构的手法提炼与发掘真实生活中的典型性与代表性，使其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让人们发现，在自己感觉司空见惯，看似和风细雨的官场生活中，却蕴含了许多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的东西。孟繁华先生曾对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创作给予过高度评价:“既有官场权力斗争的无情揭示与批判，也有对人性异化的深切悲悯与同情;调侃中深怀忧患，议论处多有悲凉。”［1］(P372)文学即人学。可以说，王跃文小说的很大一部分价值体现在对官场人性的成功刻画。在王跃文笔下，官场是人性表现最彻底的地方。王跃文通过其作品人物朱怀镜、李济运、关隐达、陶凡、孟维周、张兆林等展现出人性的多重性令人无法忘记，从这一点说，王跃文的官场小说最大的艺术成就在于成功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一、典型环境:官场

从1984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溆浦县政府办当秘书，到1994年被调往长沙任职，再到2000年省级政府机构改革被“分流”——从“溆浦第一支笔”到“下岗干部”，有过从普通文秘升为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的喜悦;也有过从在外人看来必然飞黄腾达的职位上转而被迫下岗的无奈，这些都是王跃文官场小说创作的宝贵素材，而十几年所处的场景——官场——也为其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典型环境。尽管作者也写过不涉及官场题材的《没这回事》、《夜色温柔》和不以官场为典型环境的长篇小说《亡魂鸟》等，但在王跃文创作的大多数官场小说中，官场内的游戏规则和特定场景无不具备典型性与普遍性，让我们久久难以释怀。

(一)游戏规则 对于官场潜规则，王跃文曾提出“官场亚文化”一说——“中国正统的主流文化在中国还是儒家文化，修齐治平这些东西，中国的读书人还信这一条。但是，真正起作用的是潜规则。千百年来，官场人读的是《论语》，用的是反间，讲的是王道，行的是霸道，行知不一，或者言行不一。这种表达，这种在官场当中从来没有被人认知、研究过，没有堂而皇之地宣传过的一些切实的游戏规则和逻辑，其实更起作用。”［2］也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认知，才使得作者在其小说中将官场的游戏规则通过权、圈、钱等展现得淋漓尽致。

涉足官场，“权”可谓是一切的中心。正如王跃文在其作品中借小说人物之口道出的真谛——“一切向权力靠拢，这是官场上的权力法则”。［3］(P216)正因为此，才会生发感慨:“人生在世，可以得罪父母，可以得罪兄弟，可以得罪朋友，就是不能得罪领导”。［4］(P110)《头发的故事》中的小李正是因为得罪领导而被遣派锻炼，尽管其妻即将生育，于情于理无论如何都轮不上他;而《国画》中的朱怀镜则在郁郁不得志后终悟出“个中三昧”，其后则借讨好领导而步步高升。有了权，自然就会有人来跑人情，“现在有门路的谁不在走门路?只要卖一回脸皮，说不定换来一生的自在，有什么不行的?”［5］(P230)百姓“觉悟”了，赤裸裸地套关系、攀权贵总归是不行，于是就有了冠冕堂皇的“圈”。

“现在哪里都玩圈子，无非就是同学圈子、老乡圈子、战友圈子、把兄弟圈子，政界、企业都一样。”［4］(P198)而玩圈子的实质正如作者所说，“官场就像一盘棋，棋子之间相生相克，利害关系因势而变。”［3］(P224)但这在旁观者眼中的“圈子”在官场却有不同称谓，当权者称之为“群众基础”，追随者则视之为“靠山”。要想在官场上吃得开，圈子不可不入;但若一旦入错，就如同掉进了沼泽，无法挣脱，《朝夕之间》的关隐达便是典型代表。从地委书记陶凡的秘书转而成为其乘龙快婿后，关隐达就成了“陶凡的人”，在陶凡在任时，可谓风光无限，甚至比他级别高的领导对他都是客客气气。而当陶凡退休后，继任的张兆林慢慢排挤之前陶凡的势力，作为与陶凡关系最近的关隐达自然难逃被排挤之列，在县委副书记的位子上一坐就是12年，而且在各县之间调来调去，最后调到了最偏远的黎南县。这算是典型，但又是特例，一般意义上的圈子很少有这份特殊的关系在里面，所以要保持各圈子的正常运转，钱就成了不可或缺的打点。

中国乃礼仪之邦，逢年过节登门拜访、请客、送礼是必不可少的礼节，官场也不例外。而官场又不仅仅囿于逢年过节，关涉换届升职、工程包揽等的打点暂且不说，就是为了在领导那印象留好点、日子轻松点也得备上厚礼，原因只在于钱多钱少，礼重礼轻影响看法。在看法大于宪法的中国官场，局内人的升、扁、去、留也许仅系于领导和同事对其之评价上。所以，谁都不敢怠慢。但也正是因为打点，才会涉及收受贿赂、贪污腐化。王跃文在作品中说得好，“现在领导干部犯错误，没有政治错误让他们犯，犯的错误都是千篇一律的:钱和女人。但凡女人问题还不成问题，没有人去管你，总是经济问题闹大了，才带出女人问题。而且一查出有经济问题的就有女人问题。”［4］(P41)没有政治错误让领导干部犯，千篇一律的只有钱和女人——当我们在为作者一针见血地道破官场腐化而拍手叫好时，更多的是不是从中读出一点反思，读到一些警醒?

(二)特定场景 办公室:是官场中最典型的场所，各色官员在这里办公、请示、汇报、交流。在王跃文笔下，办公室有两点作用:展现工作内容，与我们平常所熟知与认同的办公室是正常办公的场所这一概括化观念所不同的是，王跃文作品中为我们展示的多如《无雪之冬》中，张青染与其同事就办公室暖气太冷一事，议论国产货的质量问题到下班等场景;显示权力地位，《国画》中的朱怀镜在升职前，用一下前任秘书长留下的印花瓷瓶作笔筒，结果是被顶头上司谷秘书长狠狠责骂一顿;而当他被提拔为财贸处长后，在打扫办公室卫生时不小心将那瓷瓶打碎，柳秘书长看到后却轻描淡写。

会议室:开会是中国官员非常热衷的活动，除了必要的探讨工作，更主要的是可以联络感情，提升权力。这一点在《朝夕之间》中，被张兆林运用得最好。张兆林刚上台时，逢会必请前任地委书记陶凡参加，其实并非出于尊重前任领导，而是因其羽翼未丰，干部中又多老书记提拔的人，借陶凡压阵。等到自己站稳脚跟，用亲信换下了“陶家军”后，就彻底把老书记撇到一边，甚至部分决定公然反老书记之道而行之。官场权术被张兆林“艺术”地用在了开会上，官场中的决斗被其演绎得风平浪静。

酒席: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官场中人更是把酒作为联络感情、拉拢人心的重要手段。《国画》中的朱怀镜真正感兴趣的并非那八小时，而是八小时之外的活动，赴宴则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这除了因为可以放松身心外，更主要的是和局长、市长们吃饭可以加深感情，巩固地位。而《朝夕之间》升任地委书记的张兆林则将酒桌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拉拢下属的手段之一就是喝酒:到地方考察时，他就将当地的党政一把手叫到自己的房间打扑克、喝酒，输了就钻桌底。这平起平坐的吃喝玩乐自然笼络了地方官员的人心，培养了自己的势力，且落得了一个不摆官架子的好名声——这看似平易近人的小型酒宴恰恰表现出张兆林的老谋深算。

家庭:家本是自己和亲人的私密空间，具有很强的排外性;而在官场，家却是办公室的延伸——同样是权力体现的场所。在这里，可以行贿受贿，可以发号施令，可以策划阴谋。《梅次故事》中，作为主管干部的地委副书记，朱怀镜家里就“宾客”不断:有以给孩子补课为名，实则想接近领导以期达到转正目的的中学校长;有为了升迁而到领导这走门路的各部门干部;还有为了通过承揽工程大获其利的包工头。而《开始或结局》中当西州地区要改成西州市，各级领导班子要调整时，西州市委书记孟维周家里就没闲过——“甚至晚上，往桃岭跑的人，多得像蚂蚁搬家!”［4］(P183)但从另一方面看，久处官场的人却身不由己，像《秋风庭院》中的地委书记陶凡。家本是温馨宁静的港湾，而对于在西州地委书记一职上做了几十年的老书记陶凡却无法在其中停靠。退休后，风寒感冒都不敢在家里治疗，而是到女儿女婿家养病，怕别人以为他是因为退下来后有想法才抑郁成疾。只要你曾经身处官场，家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哪怕你退休离开了官场，官场对家的作用力依然不减。

二、典型人物:官员

与“主旋律派”代表作家张平、周梅森、陆天明以反腐败为主题的官场小说中所塑造的李高成(《抉择》)、高长河(《中国制造》)、马扬(《省委书记》)等带有浓重卡里斯玛色彩的反腐改革英雄式官员形象不同，跳出了早期官场小说用腐败分子与反腐英雄的对峙来营构曲折故事，突破了二元对立结构模式的“新官场写实派”作家王跃文的官场小说所表现的主题已不局限于反腐，结构形式也不是高大全与假恶丑的截然对立，而是力图在日常化的状态下全方位展现官场生态，这就不仅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显单薄，而且有利于对官场人物的人性进行深入挖掘。

(一)中下层官员 王跃文的小说所叙述的对象，大多是还没有处于权力中心的中下层官员。这与作者的自身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从1984年参加工作，至1994年调往长沙，王跃文在地方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年，这对于其写地区、写小职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也正因为此，作者多在官场日常生活中表现这些人物的心态和行为方式，注重用细节和语言对人物进行刻画，为读者塑造了一个个形象生动的角色，也通过中下层小官员们的言行举止来折射上层领导的一举一动，达到管中窥豹的效果——可见一斑。

《朝夕之间》里由地委书记秘书升任为西州市地委书记的孟维周可谓典型。他上任前，父亲曾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与同事交朋友”［3］(P101)而当他在政府机关摸爬滚打了几年之后，自己悟出的道理则是“同事之间朋友还是要交的，但要注意设防，不要授人以柄”［3］(P118)。一介秘书，靠耍弄权术，攻于心计而终坐上了地委书记的宝座，作者就是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描绘把整个官场人情世态展露尽致。

(二)年轻知识分子 王跃文的小说中确实存在着另一类典型:刚踏入社会的年轻知识分子，且多为文人出身。代表人物有舒云飞、黄之楚、汪凡等。有不少研究者将他们列为作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类型的视角人物”，认为“这与作家有着千丝万缕甚至宿命般的联系，或者说就是作家自己”［6］。对于这种解释，我不持坚决否定态度，但我更倾向于认为作者描写这类人，是通过他们或因与官场打交道或本来就置身官场之中而观察到的其人格、情感、理想、抱负在官场中的渐变及他们对官场潜规则的反抗与妥协等，更好地刻画官场人性百态。

《旧约之失》中虽以几个不得志的大学同窗之聚会为明线，但其实却是围绕着小官员舒云飞官场内外的生活情态来描摹。最后大家的约定未能实施，不能不说与身处官场之舒云飞的境遇紧密相连。与之相似，《无头无尾的故事》里的黄之楚，对自己的定位是“觉得自己很清高，并决定一辈子守住这清高。还想到孔子的名言:芝兰生于空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身立德，不因穷困而改节。”［4］(P83)而《很想潇洒》里的汪凡，则是在经过上层领导的“斧正”和官场潜规则的洗礼后，由一个才华横溢、思想自由、有叛逆性格的青年诗人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御用笔杆”，悟出的道理是“人似乎就是人，任何奇怪的东西都没有。自己也不必把什么事都看得那么认真，特别是不能计较小节。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该糊涂的就糊涂，该含混的就含混，该朦胧的就朦胧，这才是潇洒”［4］(P108)。通过不同类型的年轻文人的蜕变，为我们展示了日常化状态下的官场里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的并存。

(三)非黑非白的灰色人物 与陆天明、张平等作家的官场小说创作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王跃文的作品中没有让人一目了然的贪官和清官，而多是非黑非白的灰色人物，如朱怀镜、陶凡与关隐达等。

尽管在我们看来朱怀镜这位从县城平调入省城机关非重要部门的副处级干部以表弟受伤为转机，从郁郁不得志转为青云直上，随之而人性扭曲，道德沦丧偏于黑，但他拒收别人送来的几十万元钱，让人代他到银行以化名捐给残疾人基金会之事件又让人看到了他良心未泯;而且他真正的朋友在官场之外——活在崇高理想里的曾俚，活在艺术幻境中的李明溪，活在超然世外的卜老更让我们认为他倾向于白。其实正如作者所说，他所描写的只是一种社会生态系统，并没有在道德上要树立批判或赞赏之形象之倾向。

再如《朝夕之间》里的陶凡与关隐达。在王跃文刻画的所有人物中，这对翁婿可谓偏白。但一心为百姓着想而且多少有些才气的陶凡竟不如后上任的张兆林提拔得快，当张兆林摇身到了市里做书记时，陶凡却只落得在地委书记之位上退休。而张兆林不仅逐个把陶凡在任时提拔的干部换掉，而且还命人将那片从陶凡上任时就栽植的他一直喜欢且寓意自己的桃岭一改而全种上柑橘。尽管如此，陶凡在退休后，当得知张兆林回地区考察顺便要来探望他这位老书记时，却一改在任之时给人留下的清意袭人之常态，颤颤巍巍地站在凳子上打扫卫生迎接张兆林的探访;而本来非常廉洁正派的关隐达连夜向地委书记宋秋山告密，以阴险之手段挤入权力之争，甚至导致当事人向在远自杀，而自己却渔翁得利当上了县委书记，就此，我们也不能以单纯的正派与否来衡量他们。

可以说，正是这种非好非坏的中间人物，这类非黑非白的灰色人物更好地显现了王跃文笔下官场人物的灵魂和生存状态，造就了他们的复杂性，成就了王跃文小说之独特;也更好地帮助作者实现了他描写常态化官场，观照官场中人性之愿望。

“在当下时代语境所形成的意义空虚化的生存境遇中，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不在于写出一种生活的真实，而在于写出这种真实的可能——个体心灵处境与制度化存在相遇合的普遍意义。”［7］王跃文用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秉性，以一个作家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来审视和剖析他所熟知的生活，让读者捕捉到了思想的火花，感受到了思考的力量，体验到了理性的批判光芒，使读者的心灵受到了冲击与激荡。

［1］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2］ 张弘.王跃文:官场小说让我丢了“金饭碗”［J］.江西:资质文摘:综合版，2009，(8).

［3］ 王跃文.朝夕之间:王跃文最新长篇小说［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 王跃文.蜗牛［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9.

［5］ 王跃文.平常日子［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9.

［6］ 段崇轩.官场与人性的纠缠——评王跃文的小说创作［J］.陕西:小说评论，2001，(2).

［8］ 唐欣.权利镜像:近二十年官场小说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