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丹

(福建师范大学 人民武装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叙事的结构及方式，深受民族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的影响和制约。黄子平曾在《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中提及:“短篇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多次成为思想——艺术突破的尖兵。它在现实敏感性方面堪与新诗匹敌，在现实生活中却取得比新诗较大的成就。”［1］十七年短篇小说可谓以绝对的优势完全凸显并强化了这一特征。当长篇小说作家们还执着追求于表现历史或“那些逝去的日子”时，短篇小说已化作第一只报春的燕子，以“短平快”的形式让人们感受到十七年这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与社会生活的变化。

作家在题材的选择上紧跟时代步伐，大量革命历史题材、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村题材以及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短篇小说纷至沓来。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怀着对新中国新政权的由衷热爱，满怀激情、坚定而自觉地走上了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他们力求从新的内容中取材，努力反映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与新的世界。巴金就曾由衷地说道:“我多么想绘出他们的崇高的精神面貌，写尽我的尊敬和热爱的感情。”［2］张天翼也曾试图改变自己的风格，以向伟大的时代表明决心。作家们都以一种迫切的心态，希望将自己的创作投入时代的洪流之中，愿意并自觉充当“第一只报春的燕子”。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激进的时代精神，人们在现实中面对新世界的躁动与兴奋，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还试图在这个别样的政治时代彰显独特的个性色彩，而这些是只考虑到宏大史诗性叙事、力图揭示历史本质或张扬英雄人物特质的长篇小说所无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