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中才

(湖北文理学院 道安研究所，湖北 襄阳 441053)

印度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特征，是要在佛教理论上融进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上形成中国自己的佛学。但是，要使印度佛教演变成中国佛教，单纯在理论上融进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够的，它还要在管理体制上、组织上、制度上，包括信仰方式上都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才称得上“中国化”。而道安在创立中国佛教时，却考虑得十分全面，在这几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最终功德圆满，全面解决了中国化问题。

一、从管理体制上提出了“依国主立佛法”的原则

道安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南下襄阳。当他率僧徒500余人南行至新野时，决定将僧团一分为三。法汰率一股到扬州，法和率一股到成都，他亲率僧团400余众到襄阳。在分众之时进行了动员，对僧团到东晋地域以后，如何处理弘扬佛法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基本原则:“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

道安提出的这一原则，核心是“依靠国家政权立佛法”。即向佛教界提出了如何与所在社会相适应的问题。这种适应，要求佛教主动适应社会，接受国家政权的管理。也就是说，在佛教的管理体制上，他正在考虑中国化的管理方式。所以，“依国主，立佛法”的原则，实际上强化了佛教的社会性和政府性。

佛教的社会性和政府性的特征，就是主张佛教的活动要与政权建设相协调。佛教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民众，以此争取国家政权对佛教的支持。从而建立国家的权利与佛教大众的权利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