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振辉，黎花秀

(贺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西 贺州 542899)

一、引 言

传统译论强调“忠实性原则”，主张译文与原作全方位契合，译文从属于原作，原作即权威。译者的主要目的是要达到译文对读者所产生的作用尽可能等同于原文对读者所产生的作用，因此翻译就是模仿，与文学创作在艺术创造性和文学价值方面不能相提并论。译者的形象也被比作“征服者”、“画家”、“翻译机器”等［1］28－32。法国学者夏尔·巴托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仆人”［2］124，即译者的身份被定位在“仆人”之上。认知语言学者认为:“若从语言翻译角度来说，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包括作者、读者、译者)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3］583。由此可见，译者既是原文信息的接受者，同时又是译文文本的创造者，在翻译中应既要考虑原作者，也要兼顾读者。努力处理好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作者、理解作品、译好文本、满足读者。与传统译论不同，认知语言学从语言翻译角度把译者和原文作者以及译文读者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者同为广义上的翻译主体。许钧说:“我们可以把译者视为狭义的翻译主体，而把作者、译者与读者当作广义的翻译主体”［4］10;查明建等也指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性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5］19－24。他们都认同作者、译者与读者都是翻译主体。翻译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处理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译作的质量，决定着译作的面貌。

二、译者主体与作者主体的互动认知

人类翻译史认为原作者和译者的关系是基于“忠实”观念指导下的关系，这样，只能把忠实看作是判断原著作者和译者是否达成契合的唯一标准，译者的主体性被压抑。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文化的翻译转向，原著作者和译者的平等新关系得以确立，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真正的发挥。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译者与读者如何进行互动的才能充分实现主体间的平等关系，从而达到互信的层面。毫无疑问，翻译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并使译语文化读者能够了解原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就作者而言，译者是独立的个体、语义的桥梁，译者既不是“仆人”，也不能凌驾于原作之上，这是其主体性的体现。基于移情翻译的互动和基于对话的翻译互动是译者主体与作者主体的互动的两个突出表现。

(一)基于移情的翻译互动认知

移情是指对作品产生情感的移注，是译者主体与作者主体进行互动的主要因素。译者在阅读理解过程中对原作者的作品进行移情，翻译时又将这种情感反应到译作中。这样，译者与作者就产生共鸣，感知蕴涵在作品中的美质，并进一步传递给译文读者，从而使翻译的审美价值得以实现。例如:

我们都忘了看红叶。红叶就在高头山坡上，满眼都是，半黄半红的，倒还有意思。

可惜叶子伤了水，红得又不透。要是红透了，太阳一照，那颜色该有多红。

——(杨朔《香山红叶》)

We had forgotten about the leaves although the slope higher up was completely covered

with them，yellowing and turning red.Too bad that the rain had spoilt the color，

preventing them from turning a true red.How beautiful they might otherwise have been

in the sunshine!——(《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增订本):640，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原文是先是对香山的红叶半黄半红的样子进行了描述，通过景物描写来抒发内心感受，情景交融之中充满遐想。译文把握了作者的这种内心感受，以第一人称形式把自己的情感移注其中，并通过文字的洗练和语言的组织表达出原文意义，最后以一感叹句结束来表达情感的延伸，让人读后回味无穷。

(二)基于对话的翻译互动认知

译者主体与作者主体实现其平等互动，不能只是其中一方的独白，必然要通过对话进行。关于译者主体与作者主体通过对话实现其平等互动关系，中外许多翻译理论家进行了探讨。王宁认为，“翻译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话性的实践，也就是说，译者总是在同时与原作者和文本进行对话，而翻译的意义就是在这种对话中产生的”［6］143。鲁宾逊也强调翻译的对话性，主张“译者应将翻译视为自己与原作者与读者的对话行为，从而摆脱工具的地位。译者不应处于劣势，而应与作者地位平等，成为其合作者”［7］116。译者在译作中要表现的世界与原作者在原作中要表现的世界是一致的，拥有同一所指，所以译者和原作者完全具备对话的基础。对话要与传统翻译三原则的要求相呼应。通过反复阅读熟悉作者的创作特点，理解确定原句的作者的写作主题和思想;作者的艺术手法和特征和作者的风格，以及作者的个人性情倾向和作者所在的创作语境等方面。按照原文的内容和观点来进行翻译，使译文忠于原文，准确、完整的传达原文作者的思想内容。例如:

Some priests，nuns and researchers spend a great deal of time shepherding or

observing shopping－bag ladies and are doing what they can to better the life of

the lady hermits who are down.

一些牧师、修女和研究人员花了大量时间照管她们，观察她们，并尽其所能使这些贫困的女隐士们生活得好些。

汉英翻译注重句子内部的连贯性，突出语境化，为原作提供一个“最起码”的特定时空框架。上文中译文正确理解了英文结构spend doing sth.，将后面几个动词译成连动式，完全符合原作意图。另外，翻译还需结合作者的个人性情倾向，尤其是古诗的翻译。又如;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

——李白《夜泊牛渚怀古》

I moor near Cattle Hill at night，When there’s no clouds to fleck the sky.

on deck I gaze at the moon so bright，Thinking of General Xie with a sigh.

I too can chant2to what avail?None has like him a listening ear.

Tomorrow I shall hoist my sail，Mid fallen maple leaves I’ll leave here.

——(许渊冲译)

李白触景伤感，高歌咏叹，充满了知音不遇的伤感和惆怅，郁闷之情跃然纸上。许渊冲的译文尽现原诗中的静谧秋夜和诗人的郁闷和知音不遇之意境。可谓是神来之笔，妙不可言，是诗译中的上乘佳作。

有时译者反复多次阅读原作，每次都会看出原作的好处，不断的与文本对话都有新的体会和发现。仔细阅读，进行考证，同时熟读同时代作品，揣摩体会，重新捕捉当时的时代气息，追溯、分析了作者所受的文学影响、创作动机、创作目的。正是通过不断与作者和作品进行沟通和对话，才使“不可能”最终成为“可能”。翻译不应只是作者的独白，而译者只管亦步亦趋。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新的语境下，译作对原作的阐释有可能行不通，更谈不上延续原作的生命了;如果翻译只是译者的独白，则有可能产生误读，使译作发生变形。虽然“对完全确当的翻译的追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其最终的目标却是无法实现的”［6］143。“每一个译者就象是工匠，各自在这钻石上打磨出一个具有特定角度的反射面。译者越多，这样的反射面就越多，钻石也就更光华四射”［8］201。

三、译者主体与译文读者主体的互动认知

翻译是一种交际活动，整个翻译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译者对原文的理解阶段和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阶段。两阶段之间又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译文建立起来的。译文读者正是通过译文去理解和欣赏原作，所以译者主体与译文读者主体的互动使原文“生命”自然得到延续。同时，译文读者的理解带有能动性，其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译文读者作为一个不可缺少，与译者密切相关的主体，他们在文化传统、生活阅历、意识形态等方面与原文读者的差异往往对译者的翻译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译者现时的翻译活动中，而且也体现在其历时地对原文选择和对译文不断完善过程中。译者主体与译文读者主体的平等互动是译者桥梁作用体现的结果。

(一)译文读者的主体地位认知

译者首先是读者，须与原文作者互动;然而他又是“创作者”，应当兼顾他通过译文与阅读译文的人互动关系。翻译是对话性的，是为特定的读者服务的，“吸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是任何翻译家所不能忽视的大事”［9］484。译者既要对文本的原作者负责，也要对接受译文的读者负责，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接受能力。读者的接受能力实际上决定着译作甚至原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形象和价值，译作没有读者的认可等于没用，这就充分表明了读者的作用和重要性。因此，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预期读者的接受就会反过来对翻译过程产生即时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读者意见通过译者参与对译作的创造，从而也决定着译作。译者所预期的是在保留作家创作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基础上，关注读者的需求，以读者为中心，赋予读者的主体地位。张爱玲的亦译亦作作品最具说服力。在她《秧歌》作品汉译过程中，一些中国读者难以理解的内容被略去了。例如:“The brief respite from the constant terror of attending on mothers－in－law turned their thoughts irresistibly toward sex and jokes about sex like soldiers in a war.”。这个比喻十分恰当，很容易向英语读者解释为什么受层层禁锢的中国女性也会与友人这样谈论闺中密事。但是，如果这个比喻用在汉语的情境中却不太协调，汉语读者无法将古典的大家闺秀与战场上粗鲁的士兵作类比和联想，因此中文版将此句中的银娣、三奶奶和卜二奶奶聊闺中密事省去，这大概就是译者创造性叛逆的体现。

(二)译文读者理解力认知

读者接受是创作和翻译中重点考虑的问题。译文读者的接受也是衡量译作好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译文读者的主体地位要有非常理性和辨证的认识，既要关心读者的阅读需求，又不可完全迎合读者的口味。这样才是译作持在较高水准，真正有其自身的文学和社会价值。“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感情，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俗，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10］349。这就是以读者为中心，对读者理解和接受能力的信任。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先当原作的读者，再当译者。译者对原作文本的解读过程就是译者凭自己的感觉和知觉经验使原作文本的未定性具体化的过程，完成了这一过程即完成了译者对原作的自身解读。例如:

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与脂粉。

(曹雪芹，《红楼梦 》1993:299)

Version one:Why should the genius of the Lotus Society be confined to men?

Why should girls be excluded from cultured gatherings like those in the

Eastern Hills?(杨宪益译，1994:725)

Notes:MonkHuiyuanoftheJinDynasty organized this society in Lushan.

The Jin Dynasty landlord–official Xie An used to organize cultured gatherings in his country retreat.(杨宪益注，1994:1283)

Version two:Why should the founding of poetry clubs be the sole prerogative

of the whiskered male，and female versificators allowed a voice in the tunable

concert of the muses only when some enlightened patriarch sees fitto invite them?(Hawkes，1977:214)

第一种翻译，杨宪益把这两个典故直译为“Lotus Society”和“Eastern Hills”，并给译文增加了脚注。译者试图通过脚注的形式来向译文读者来解释，但却很难达到预期的读者视野。因为例子里“莲社”、“东山”都是指古代知识分子非常出名的聚会。中国古代妇女被排除于“莲社”各这种男性的诗社集会的，而在“东山”聚会中，有一个女才子力压众男子。因此，探春用此来暗寓女子并不比男子低劣卑微。所以杨宪益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

第二种翻译，Hawkes(霍克思)采用把“莲社”、“东山”通俗的译为“poetry clubs”和“tunable concert”，并且补充道“只有那些开明的长者认为有资格时才会邀请他们”，并借此区分才子聚会和普通的文化聚会间的差异。由此可见，翻译过程中注意处理译者主体与读者主体的关系，既不“不低估读者的理解力”，也同时留有对原作的想象空间，期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参与进来是非常重要的。

四、结 语

翻译是主体间的认知活动，体现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语言、文化、知识的重构。在这种重构过程中，主体的意识活动是通过语言来传递，作者、译者和读者彰显一种平等互动的关系，既不能忽视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也不可不考虑目标语读者感受。基于此种关系，译者首先要和原作者对话，进行情感的交流，再现异质文化的同一所指，达到对原作的情感移入和文化互渗。其次，在目标语读者的参与下，译者尽其所能对原作进行符号解码，甚至迎合目标语读者的口味，最终达到认知的统一并释放出全新的文本。整个过程就像能量的转移，在信息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一种信息量转化成另一种信息量，程式就是:原作—译者—读者。但无论是译者还是读者，他们都是在接受并传递文化，因此，译者的主体性不容忽视，译文读者的主体地位和理解力也不能低估。为此，译者既要对文本的原作者负责，也要对译文读者负责，应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需求和接受能力。总之，翻译是一种文化建构活动，它需要作者、译者与读者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无论文化的差异性有多么的大，语言总是包含相同的能指和所指，即具有兼容性，因此，只要秉承一种动态平衡的翻译方法，相同的或接近的意义总是可以到达。因此正确处理好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保证翻译取得更好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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