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益强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2001—2010年秦可卿研究述评

罗益强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红楼梦》中的秦可卿形象模糊、死因神秘，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2001—2010年间，秦可卿研究成了红学研究的热点，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存在一定不足。文章从人物原型、审美形象、秦氏死亡、情节改写和研究方法等五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秦可卿研究作一番爬梳整理，并进行客观评述，以求为秦可卿研究提供参考。

《红楼梦》;秦可卿;文学研究;文学评论

秦可卿是《红楼梦》(以下简称《红》)前八十回唯一由曹雪芹亲自写定的人物。她形象模糊、死因神秘，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20世纪，人们求索她的原型，争论她的死亡时间和原因以及与其他人物的关系，讨论她是否是淫妇，研究他的美学意义，还探寻了曹雪芹的创作心理。进入21世纪，人们基本延续原来的研究路径，一些争论仍在持续，但是，对小说情节的研究分析更加细致、全面和深入，在人物形象和美学意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根据中国知网统计，从2001年到2010年，刊发于各类刊物的有关秦可卿的文章多达400多篇，其中以秦可卿研究为中心的有近百篇。另外，研究专著以刘心武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方瑞的《红楼实梦:秦可卿之死释秘》为主，但在此期间涌现的大量红学著作，特别是人物研究著作少有不涉及秦可卿的。许多文学爱好者在各大网站上发帖讨论，数量可观，也有少量公开出版的，但本文暂不收录。这十年的秦可卿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人物原型研究

“《红楼梦》的一个最大诱惑是人们不懈地追寻文本之外、之后的那个更加神秘的世界，这几乎是不可抗拒的。”［1］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人热衷于秦可卿原型本事的研究。在众多观点中，刘心武的说法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自叙性的小说。它里面的众多人物都是有生活原型的”［2］149，于是运用拆字法和谐音法，“从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斗争当中去寻找线索”［2］，推论出“秦可卿的原型就是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废太子的长子弘皙的妹妹”［2］192。其实，这种说法脱胎于周汝昌此前的类似观点。周汝昌也在“秦学”引发争议之后发表了《一人三名九谜一底》一文，例举了媚人、可人、可卿等三个名字和另外九个谜团，认为这三人都指秦可卿，而且她是皇太子胤礽跟随康熙南巡时的私生女，因无法安置才寄养于曹寅家的［3］。陈一华也运用了谐音法，不过推断出的是雍正之女［4］。三人似乎都能把清宫秘史与文学人物相对应，却没能举出决定性证据，比如皇室宗谱。

另外，吕春萍把秦可卿的原型推论为曹寅受托照管的抗清义士遗孤，并认为遗孤之死有可能引起朝野上下的关注，由此解释秦氏出丧时为何有大量重要官员出席［5］。该观点最不可信，试想:从曹玺、曹寅到曹颙，一直得到康熙的高度信任，他们随时将探听到的吏治民情直接向皇帝密折汇报，可谓“心腹之人”，何必冒着杀头的危险收养遗孤呢?满朝文武又怎么可能大张旗鼓地去参加前朝遗孤的丧礼呢?崔晓耘也联系了政治，依据《清史稿·职官志》和当时的社会习俗，判定秦可卿是曹雪芹从“郎中”一类官僚家庭中提炼塑造的文学形象［6］。这其实只是从原著中总结出来的秦可卿身世的特点，并未解决实质性问题。

不过也有分析得比较客观的文章，如胡淑芳的《秦可卿原型考——＜红楼梦＞贾府故事原型考(二)》。该文从出身、性格和命运等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对比，认为秦可卿历史上的原型可能是明代英国公张懋的“冢孙”妇游氏［9］。两者在许多重要细节上的确相同或相似，可备一说，但曹雪芹是否真的了解这一人物并化入创造之中，尚需其他证据资料。

二、审美形象研究

秦可卿有淫乱行为是无疑的。尽管人们对她是否为淫乱的魁首争论不休，但她淫妇的形象色彩一直很浓厚。21世纪的头十年，还有人对其持负面看法，然而为她翻案的人渐多，她的形象逐渐正面化。在此过程中，她的审美意义也得到了丰富和强化。

胡铁岩根据秦可卿的卧室、曲词、名字等信息推测出她的身份是优伶;又从绘画的含义、天香楼的用典、贾珍大办丧礼的原因和皇家宠幸优伶的历史推测她是被某神秘皇家“惜花人”宠幸的优伶［10］。这避开了“淫妇说”来探寻秦可卿身份的另一种可能性，作为形象解读不失为一种创见。但是，苏小芸［11］利用这种“优伶说”进行“曹贾互证”，似乎又落入了索隐派的死胡同。另外，弓皓和弓中鹄把她称为“野心家”［12］，这与王颖卓心目中的“清醒者”［13］大相径庭。张涛采用逆向思维对秦可卿判词进行重新解读，指出判词不是对秦氏的嘲讽和否定，而是采取明贬暗褒的方法，寄寓着作者对封建禁欲主义叛逆的人文主义思想［14］。孔婵持折衷态度，认为秦可卿具有双重人格［15］。其他人的观点则更大胆，完全颠覆了她以往的淫妇形象，如杨岚清和梅培彦就说秦可卿与贾珍之间有真挚之爱［16］;台湾学者谢鹏雄从世界原始神话比较的角度出发，把她推向“中国性爱女神”的地位［17］;刘再复也说她是“宝玉最重要的梦中人之一”［18］6，“兼有众可人之美的了不得的可人代表”［18］43，“是一个兼有形上哲学能力和形下管理才能的特别女性”［18］151。

以上各位研究者的解读，都或多或少地带有道德批判或者道德反叛的意味。但是，更多的研究者并未局限于此，而是从多元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比如，中国诗词中的意象十分丰富，虞卓娅就从这个角度着手，认为秦可卿“主要是为了某种意蕴的传导而设计的人物意象”，“与周围意象融化在一起，做了情欲的暗示物和承载体”［19］。与之类似，郭杨将秦可卿和秦钟二人放在一起研究，认为他们兼具符号功能、写实功能和叙事功能［20］。罗嘉慧也认为秦可卿是功能型的人物［21］。

一些研究者在秦氏身上找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沈新林认为这个形象涵盖了黛玉、宝钗的花容月貌及其美好德行，暗示了作者“钗黛合一”的艺术构思，最大限度地表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22］。王学钧说她主要是为贾宝玉而设的配角，是感发宝玉“意淫”的外缘和初恋理想的形象;在这一理想映照下，钗、黛都美中不足，这是宝玉和她们之间的感情纠葛之所以成为悲剧的前提［23］。李英然、孙文莲指出，秦可卿的作用除了有作者整体布局构思的考虑之外，还应关涉到曹雪芹对理想女性的隐秘构想和审美取向［24］。类似研究文章还有一些，恕不一一举述。

也有一些学者从小说文本的叙事结构入手进行研究，其中以詹丹和林瑾的观点最具开创性。他们在《论秦可卿的存在方式及其哲学隐喻》中指出，秦可卿作为一个隐喻性的人物形象，其含混的存在方式正显示出“梦中人”的特色。通过她进入贾宝玉、王熙凤这两个红楼关键人物的梦境，将小说中以贾宝玉为核心的“情”的线索和王熙凤为核心的“政”的线索呈现到读者面前，并以其自身夭亡以及其形象的替身香菱受尽磨难的事实，辐射了“情”与“政”情节线索中的宗教哲学底蕴［25］。此后，其他研究者从别的角度进一步研究。熊六良从性格内涵的角度着手分析，认为秦可卿集林黛玉的自由心性、薛宝钗的温柔娴淑、王熙凤的精明强干于一身，处于小说叙事的枢纽位置，为整部小说之总纲，在其身上寄托了作者对人类理想生存状态的探索和这一理想无从实现的悲剧性精神命运［26］。白灵阶立足于梦的意义，认为秦可卿引梦宝玉，警儿女情缘之幻;托梦凤姐，警家族富贵之幻，是揭示小说主题、绾结情节主线的关键人物［27］。她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考察了秦可卿与其他女性的关联［28］，得出相同观点。另有谢德俊［29］等人也考察了秦氏与其他人物的关系。

李祝喜通过条分缕析把这一人物推向了哲学的高度。他在《红楼春梦好模糊——论多重结构模式中的秦可卿》中说，《红》的构思是由“空”、“色”和“情”形成的多维立体世界，绾合文献、文本、文化等多重结构模式，是曹雪芹生命哲学的诗化书写，于是从作者、回目、性别等15种结构中阐释她生命存在的复杂性、深刻性和诗意美［30］。他在另一篇论文《“兼美”“淫丧”本一身——论秦可卿的生命存在》中指出:秦可卿的生命存在的本体结构是一个多维立体符号;其本原秉“正邪两赋”之气，是作者对儒家善恶二元论的解构，回归生命存在的原生态;其生命存在，联结“空”、“色”、“情”三个不同的维度，各自独立，又三位一体，共同完成了秦可卿美丑泯绝的生命存在，寓示曹雪芹对生命今世身、前世身和来世身的三重生命体认，是曹雪芹生命哲学的诗性书写［31］。

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究秦氏与小说思想主题之间的联系，有的着重探讨她的使命及其失败［32］，有的重点分析秦可卿之“淫”［33］，还有的侧重解读太虚幻境之梦［34］。谢德俊在其硕士论文《论秦可卿与＜红楼梦＞的悲剧主题》中认为秦可卿寄寓了作者对“情”的理解与态度［35］。他的另一篇论文对此作了一些解释［36］。另外，美国学者葛锐介绍了三位西方学者的研究，试图透过此人物来探究《红》所展示的哲学、社会及小说创作等方面的意蕴［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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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可卿与《红》中其他人物关系，也是大家研究讨论的热点。比如，与贾宝玉的关系，胡祖平说“秦氏系他第一个梦中情人也是最后一个梦中情人”，两人没有暧昧关系［38］。对此，反对者不少，如方瑞主张二人之间产生过恋情［39］，陈正方说《红》原本中有秦可卿勾引贾宝玉的情节［40］，宋子俊说两人存在不正常的性关系［41］。不过，也有支持胡祖平先生观点的，比如谢德俊就认为“养小叔子”之言所指秦氏与宝玉无法坐实［29］，马瑞芳还指出了秦可卿养的小叔子是贾蔷［42］。另外，张乃良分析了贾宝玉卧室梦游、探病流泪和闻逝吐血三个情节后，认为秦可卿是宝玉的性启蒙老师［43］。虽然该文将论述重点放在宝玉身上，但对秦可卿的研究有重要价值。另外，关于秦可卿与警幻仙姑等人的关系，朱卫国和唐援朝认为秦氏和警幻是两个不同人物［44］。丁维忠仔细区别了五个不同的“秦可卿”［45］。但是，李英然［34］和陈建平［46］都认为警幻之美与现实中的秦可卿是合一关系。这个问题在其他文章中也或多或少地论及，有的还讨论了秦可卿与“钗黛合一”的关系问题，亦无定论，不作赘述。

对于秦可卿形象是否统一。王海洋与何旺生认为是完整、统一的，既有虚幻的寄托，又有现实的描叙［47］。李璐和李瑾的观点恰好相反:缺乏自然、真实、和谐和统一;作者肯定了她的性格和容貌，却否定了她作为女性的本质［48］。此外，马瑞芳对比了秦可卿和《聊斋志异》中的金和尚，发现了不少相似之处［49］。

除了从故事情节入手解读秦可卿的形象外，许多研究者还把目光投向秦可卿卧室摆设和脂砚斋等人的相关评点。对这两者的质疑和论证，与秦可卿形象的转变形成了呼应。现择要述之。

关于秦可卿房中的饰物，一般认为是她淫荡的证据，但翟建波经过详尽的考证之后发现它们并非都是淫逸的象征，而是体现了曹雪芹有褒有贬、有赞有刺的复杂感情［50］。在此前后，也有其他学者反对将其与秦可卿品行挂钩。李希凡就曾指出，这些陈设属于未经删改前的秦可卿，不是“重孙媳妇中第一个得意之人”所应有。［51］273卢克仁也认为她卧室的布置不能由其随心所欲，更主要的是反映贾蓉、尤氏、贾珍的精神面貌［52］。叶沙则以退为进，认为“房间的布置兴许由她安排，这许多东西却不是她一个年轻媳妇能搜罗来的”［53］。以上三者论述角度各有侧重，但都是从贾府的人伦关系和实际条件出发，解读得比较有世情意味。还有一些学者从宝玉当时的心理状态为秦氏作了辩护。比如，美国学者艾浩德就认为“这些物品确实是宝玉梦幻般状态的一部分”，“是宝玉情欲的投射而不是可卿淫荡本质的表现［54］，吕启祥也说这是“宝玉主观的投射和附会”［55］，罗嘉慧对此作了更详细的论证［21］。在王学钧看来，这种心理映射“也即《红楼梦》所谓‘传情入色’”［23］。刘黎琼和黄云皓也说这种调侃和夸张的笔墨“最能说明‘满纸荒唐言’背后的大荒唐”［56］。这就把作品主旨联系了起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脂批中“淫丧天香楼”的说法，傅治同详细分析了相关章节的页数、风格、情节衔接和天香楼的作用，断言相关脂批不可信［57］。张兴德也主张绕过脂批研究秦可卿［58］。丁维忠的说法显得更委婉:“脂评确是研究《红楼梦》的第一必读书，但其中的误批、谬批也不少。”［45］。

三、秦氏死亡研究

可卿之死历来争论不休，在死亡时间、死亡方式、死亡原因等方面，研究者的结论不尽相同。张乃良认为，秦氏的病因是私下堕胎的后遗症，死于得病后的第四年年初，大约如张太医论断的没有过春分［59］。陈正万认为秦可卿死于妇科病，但根本原因是“淫”［60］。张兴德主张秦氏不是病死，属于非正常死亡，但没有推论为什么死和如何死的［58］。但是，更多的研究者支持“自缢”说，李璐和李瑾认为这是对贾珍父子丑恶行径的反抗［48］;马学云对比了《红》不同版本的文本内容以及相关批语之后认为，无论是修改写定稿之前还是修改写定稿之后，秦可卿的命运都是“悬梁自缢”［61］;艾浩德指出:“即使从现存文本来看，秦可卿也是上吊自杀的。”［54］但是，对于以上的“自缢”说，沈新林并不同意，他从小说创作学的角度关照，从秦可卿之死的描写在小说中的意义和价值出发，认为她的死亡不可能是“淫丧”，只能是“病死”，而且分析了秦氏之死在小说中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艺术价值，然后进行反推佐证这一论点，［62］值得参考。

“相较于描写秦可卿生时的简约笔墨，叙述她死亡和丧葬仪式的文字则可称得上浓墨重彩、长篇大论……似乎昭示着秦可卿之死比她的生更具意义。”［54］于是，研究者纷纷探讨秦可卿之死在小说中的作用。雷广平从《红》的悲剧主题出发，认为作者用可卿之丧向读者交代贾府复杂的社会交往关系，为始于繁华终于零落的悲剧主题服务，同时隐写贾府之丧，将人生最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由此得出结论:这是整部小说悲剧结局的缩写［63］。张兴德也指出，秦可卿之死拉开了《红》大悲剧的序幕，推动了全书故事情节的发展，开启了贾府盛极而衰的演变过程，揭露了贾府荒淫无耻的丑行，表达了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58］。张乃良认为，秦氏之死是作者渲染死亡的关键情节，为凸现小说的死亡主题作了情节铺垫［64］。淮亚莉则说这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封建时代女性悲剧和贾府衰败的象征［65］。

另外，黄河从秦可卿的判词和诗词分析出了“曹寅”二字，将秦氏之死与曹寅之死相联系［66］;马瑞芳考察了秦可卿出丧和《金瓶梅》中李瓶儿出丧的传承［49］。

四、情节改写研究

关于改写的时间和本义，徐乃为认为曹雪芹改写的时间当在壬午年年初，其改写起讫的章回是第10回至第13回［67］。郁永奎考证其本义乃是描写贾敬和儿媳妇秦氏爬灰被宝玉发觉而秦氏羞愤难当独上天香楼自缢身亡的故事［68］，此论并无新意。

关于情节改写的成败。王燕认为，改“淫丧”为“病死”，改变了秦氏形象，造成了作者塑造与读者接受的复杂变异，也使她具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69］。邹自振认为从《风月宝鉴》到《红》，作者有一个思想认识的提高过程，并非完全抹去所有的痕迹，以至形成秦可卿形象的分裂［70］。张庆善和刘永良也认同这种“提高说”，而且说删改未尽的文字“极有可能是作者有意保留下来”，畸笏叟也似乎明白他的意图［71］。然而，也有人对改写持否定态度，说改写文字“有点不伦不类”［72］，“是小说人物创作的败笔”［51］269，而且是由作家创作中的不严肃造成的［73］。

除了以上五类研究之外，张黎蕾的《秦可卿命名阐释史述论》对小说问世以来秦可卿命名阐释史作了梳理，探究阅读与阐释背后蕴藏的社会文化心理［74］，可以归入文化研究，在此不赘述。

五、秦可卿研究的相关思考

回顾过去十年的秦可卿研究，可以看到新亮点，比如审美形象解读的丰富;也可以发现空白点，比如秦可卿的比较研究;同时还要承认，表面的繁华与实质性的进展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落差。这种落差主要表现为热衷于求索小说背后的故事，把“揭秘”“解梦”当作学术研究，却是对《红》的误读;纠缠于前人讨论过的问题却没有突破，比如，“秦可卿与贾宝玉是否有暧昧之事”，“秦可卿究竟是‘淫丧’还是‘病死’”［75］。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在这期间，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索隐法和文艺美学阐释法。

索隐法主要用于对秦可卿原型的探究以及秦氏判词与曹寅的关系的解读上。这种研究方法的前提乃是“《红楼梦》是以影射方法构筑而成的”［76］，力图通过对个别词语、物件的解读，找到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人物等等。其论证过程基本是从结论指向材料，即先设定一个结论，再从小说文本或其他历史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在结论和材料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时，则用想象和推测将其捏合。比如，周汝昌先生根据胤礽在江南寻乐的故事“推考而悟知”［3］秦可卿的身份。在小说的某一片段上或许可以找到与现实人物、事件的线性对应关系，但是从小说的整体来看，把现实与小说相比附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把带有“自传性”的小说当作小说家的“自传”，那就把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相混同，那就背离了文学研究的主线，《红》的完整性和美学意义也被消解了。正如蔡义江先生所说的:“如果《红楼梦》是藏有意外谜底的谜语，那么，它至多只能算作由奇思妙想制成的游戏，而非伟大的文学作品。”［77］而且，如果秦可卿或者其他人物在历史上的确有原型，那么用相同的科学方法应该得出一致的结论，而事实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恰恰反映了文学创作的规律:汇集不同的人身上的不同特点，集中塑造一个人物形象。

文艺美学阐释的方法主要体现在秦可卿审美形象的研究上。在《红》中，各色人物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形成独特的人物形象。秦可卿的出场次数不多，矛盾之处不少。在以“善”为核心的传统美学的观照下，人们着眼于她心性高强、风流淫荡的一面;在新人性观的视野中，张涛、刘再复等人则对她赞美有加。但是，新世纪以来，更多的研究者选择从文本结构入手，从秦可卿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中，从小说情节的前后对比中，从人物形象与思想主题的呼应中，探寻她独特的意蕴。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发现，秦氏除了“美”的一面、“淫”的一面，还有“善”的一面，这就使得这个人物从类型性和漫画型的扁形人物，向有着多重性格侧面和独特功能的圆形人物转变。更重要的是，在对人物设计和结构安排研究得更深入的同时，人们对作者的审美理想和作品的审美构成也逐渐明晰。

通过以上研究现象与研究方法的比照，再思考秦可卿研究乃至红学研究未来的发展，窃以为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回归小说，紧扣文学审美特质。“《红楼梦》是文学，这是常识，是必须守住的一条底线，也是艺术的底线”［55］，而且“创新性研究的源泉与第一推动力，存于《红楼梦》作品文本中。”［78］与一心索隐、其过度诠释，不如重新回归小说本身，细致分析文本，落实理论阐释。对于人物原型的求证，在没有发现新证据的情况下不妨缓行。对于人物形象也不必一味地加以道德批判，深入研究她的独特意蕴更能为后人鉴赏和创作提供帮助，毕竟“一概用传统正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来看待《红楼梦》人物，是永远也得不出什么科学结论的”［79］。对于作品中的矛盾之处也不必苛求完美，事实上，秦可卿这个人物的魅力主要来自于作者在她身上留下的空白，在于作者对她的含糊其辞、语焉不详;秦可卿研究的巨大分歧也来自于作者有意无意留下的这个空白。与其煞费苦心地追寻空白处的踪影，不如就让她带着这些空白，留给读者永恒的想象。

二是开拓视野，利用其它学科理论。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巨著，《红》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提供了丰富的可解读性，同时也需要广大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发掘，这就需要更多更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在新的世纪里，中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成果更加丰硕，完全可以利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通之处，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对秦可卿和《红》所蕴含的艺术智慧和文化精神进行深入发掘和阐释。

三是借助传媒，辨析红学研究经验。“《红楼梦》的普及并不等于红学的普及，《红楼梦》可以普及，红学却不能普及。”［80］但是，在新型媒体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一些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观点往往因为其新奇性而传播得更快更远，正确的观点反而受到排挤。对此，红学专家不仅要扎实研究，还要走出书斋，利用传媒介绍红学，特别要用实例解析红学研究史上的各种经验，帮助人们了解前人研究的成败得失，掌握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普通读者的阅读、鉴赏水平提高了，也有助于优化红学研究的学术环境。

总之，21世纪的秦可卿研究和红学研究应该在更高的层次、更广的维度、更大的群体中实现研究与实践的双重突破，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与普及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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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倪向阳)

Review on the Research into Qin Keqing from 2001 to 2010

LUO Yi－qi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Qin Keqing was a focus in the stduy of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over the past decade.Great attention was paid on her prototype，aesthetic image，modification and death.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character research in this period.

A Dream in Red Mansions;Qin Keqing;Literature research;Literary review

I207.41

A

1009－2854(2012)03－0048－07

2011－11－30;

2011－12－28

罗益强(1986—)，男，福建连城人，集美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