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琳，冯杨勇

(1.福建江夏学院 法学系，福建 福州 350007;2.湖北宜昌夷陵区人民法院，湖北 宜昌 443100)

我国遗嘱形式的立法缺陷与理论重构

常 琳1，冯杨勇2

(1.福建江夏学院 法学系，福建 福州 350007;2.湖北宜昌夷陵区人民法院，湖北 宜昌 443100)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及新兴载体的出现，因遗嘱形式问题及不同遗嘱形式之间效力问题引发的纠纷日渐增多，我国《继承法》关于遗嘱形式的规定已经无法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难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我国宜参照其他国家的立法例，考量我国的实际情形，完善我国有关遗嘱形式的立法规定。

遗嘱;遗嘱形式;继承法

遗嘱属于要式行为，即“构成法律行为之意思表示，以一定之方式为必要之法律行为”，“此等行为不具备法定之必要方式时，其行为无效”。［1］因此，遗嘱的形式直接决定着遗嘱的效力，世界各国无不在立法中对遗嘱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继承法》对遗嘱的形式也有所规定，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规定带有较大的局限性。本文拟结合各国遗嘱形式的相关规定，分析探讨我国遗嘱形式立法的缺陷，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一、现状:各国(地区)遗嘱形式规定之比较

(一)大陆法系遗嘱形式之规定

1.德国

德国民法规定的遗嘱方式可分普通方式和特别方式两大类。①参见《德国民法典》第2231、2232、2247、2249、2250、2251条之规定。

(1)以普通方式所立遗嘱可分为公证遗嘱和自书遗嘱。公证遗嘱是由公证人做成记录的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