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报刊职业认同探析：基于职业态度与情感等视角的考察

2012-08-15樊亚平夏茵茵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12期

樊亚平，夏茵茵

汪康年是清末维新运动中从维新派办报者中脱颖而出的“报人”中最“著有成效”的一位。他从37岁开始直到辞世，一直在从事办报职业，一共创办报刊6个，参与创办报刊2种、通讯社1个，为中国报刊业发展做出了富于建设性和开创性的贡献。然而，对他的研究与其他新闻史人物研究相较，却存在很大不足。目前为止，研究论文20余篇，专著2本。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对其维新活动与思想进行研究者，只有极少数从报人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且均着力于对其办报实践、思想和历史贡献的介绍与概括。从这些研究中，难以感受汪氏对办报职业的认同状况，难以触摸到其作为“第一代报业家”［1］所特有的心灵世界。

针对新闻史人物研究中现存的忽视从业者职业心史与心灵等问题，笔者曾在《从历史贡献研究到职业认同研究——新闻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视角》一文提出引入“职业认同”视角研究新闻史人物职业意识与心灵，以还原历史情景，展示历史研究的丰富性之主张。［2］本文即打算引入该视角，对汪康年的职业意识与心灵进行考察。由于职业认同的考察指标较多样，如职业动机、态度、情感、认知、投入度、钟情度、自我身份体认等，而其中的职业态度与投入度、职业情感与忠诚度等是考察职业认同的最重要、最直观因素，因此，鉴于篇幅所限，本文特选择从这些视角出发，对汪康年职业认同状况进行研究，以呈现给大家一个有血有肉的“汪康年”，也藉此对新闻史人物研究中“没有人”之缺陷发挥一定消解作用。

那么，作为“第一代报业家”，汪康年对其办报职业究竟有没有认同？如有认同，其认同程度与层面如何？其对办报职业的态度与投入度、情感与忠诚度处于什么状态？其职业认同与之前及同时代报人有何不同？本文将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察。

一

考察汪康年对办报是否认同及这种认同之状况，首先应从其办报志向萌发后所表现出的为筹创报纸而付出的努力和报纸创办后所显现出的投入程度的分析入手。

从办报之志萌发后的筹创努力看，可以说，汪的筹创态度是积极的，也是锲而不舍的；虽然他最初把筹办报刊与筹备中国公会结合在一起，甚至将筹备中国公会放在优先位置，但办报很快就取代公会而成为其优先努力的方向。而且，即使在以筹办公会为优先时，报纸之筹办也并未停滞，汪并未坐等公会创办后再考虑办报，而是尽力使筹办公会与筹办报纸齐头并进。其态度之积极、努力，工作之认真、操劳，令其亲友都有点为其担心。

筹备工作之积极固已显出汪对办报的一定认同，在筹备中不畏艰难，迎难而上，费心劳神，更显露出对办报的积极态度与努力程度。当时中国，风气未开，办报对很多人来说是件想都不敢想的事。如，对汪努力筹办报纸之事，即使是梁启超，在刚开始听说时都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恐未必能有成也”。［3］然而，汪氏为自己“梦寐以求的报馆”，却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劲头，克服一切困难和阻力，最终实现了梦想。

在这个过程中，汪所经历的艰辛和波折，后世人很难真切体会。且不说为办报所进行的繁杂的商议讨论、资金筹备、人才物色等，单就在报禁未开、人心顽固的环境中办报不得不寻求理解与支持这一点，已是极伤脑筋的事。为此，汪不仅广泛联络士夫阶层，与他们书信往还，频繁讨论，而且注意开掘一切有助于办报的资源，另外，还不得不权衡和处理好与一些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其中的艰辛，甚至屈辱，是今人所难以体会的。

如，汪氏萌发办报之志时，尚在张之洞幕府，为赴上海筹办报纸，他“亟向张尚书告辞”，但“尚书力尼其行”。［4］为实现办报梦想，汪一方面不愿屈从张的阻挠，另一方面又不感完全得罪张。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好与张的关系，就成为令汪极伤脑筋的事。汪最终获得了张的谅解与理解，但其过程却是艰辛和无奈的，甚至有点屈辱。汪何以能忍受这样的艰辛与屈辱呢？原因正在于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办报梦想。

筹办阶段态度积极、干劲十足，办起来后更是尽心尽力，全身心投入了。汪生平创办的第一个报纸是《时务报》。创办后汪担任总理，负责全局工作。由于报馆同仁梁启超只任主笔，且“缺乏办事经验”，故《时务报》创办后，“身负重任者只有汪康年”。［5］汪不仅负责馆内人员、设备、物资采集、印刷校对、财务收支等繁杂事务，还要负责劝捐集款、报纸行销等非常艰巨的任务。

在当时情形下，由于风气未开，劝捐集款、报纸行销工作难度非常大，要想小有成效，必须不惮其烦，全身心投入，动员各方面关系和资源，才能打开一点局面。然而，正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时务报》创刊后却迅速打开了局面，各地捐款陆续而至，发行量节节上升，报纸一时风生水起，影响及于海内外。此情况固然与报纸内容的吸引力有关，更与汪全身心投入、上下求索、左冲右突、内外兼顾的辛勤与汗水有直接关联。

同时，梁启超当时虽然任主笔，负责报纸内容编撰，但报纸内容设置与编撰，汪氏并非不用操心。报纸总体板块、栏目、内容设置等均是与汪讨论商量的结果。除此而外，汪还要经常承担部分论说的撰写任务。这一点从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14篇论说即可看出。梁启超就曾由衷说过：“馆为穰兄艰难创之”，“馆中此职非穰亦不能任也”。［6］即使后来汪梁交恶期间，梁也未敢否认汪氏的辛劳。梁曾说，“当时总办之勤劳，固云至矣”。［7］

不仅办《时务报》时投入度较高，后来主持其他报纸时期，汪同样全身心投入。汪之《年谱》中记述《时务日报》创办后情况时曾说：“初时经费支绌，规划撰述皆先生一人任之，日则外出咨访，夕则篝灯握管，忘其劳瘁”。［8］这种不辞劳苦、一人承担几乎全部工作之情况，在后来办《京报》、《刍言报》过程中均不鲜见，尤其是在《刍言报》时期。

《刍言报》创刊以后，汪虽“患膈疾已久”，但对办报的投入度却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刍言报》“撰著编辑校对发行”等工作全由汪“一人任之”；当朋友劝他身体有病，不要“自苦”时，他却说，“吾即以是为疗疾之药耳”。［9］汪对办报的热爱与投入度，由此可见。正因为汪对办报持之以恒的倾情投入和不懈努力，后世不少学者均对其赞叹有加。赖光临就曾称赞说：“中国报人敬业之诚笃，心志之专一，当以康年为第一人。”［10］

办报如此投入，如此敬业，对报刊及其职业的认同度如何呢？答案似乎不言而喻了。

二

汪氏不仅对办报投入度高，相当敬业，而且“对报馆的感情格外深厚”，［11］可谓钟情与忠诚之至。《时务报》创办后，五个筹创人员中有三人很快离沪而去，各赴其职，只有汪与梁启超留在报馆。后来，梁也离开报馆赴湖南任时务学堂教习，后又赴京应皇帝召见。最终只有汪一直把报馆当成自己事业，不离不弃。汪、梁交恶时，梁谴责汪把报馆当成了“汪氏一人一家所开之生意”。［12］此话虽为谴责之语，但由此可以想见汪对报馆之特殊情感。

说到汪、梁交恶，就不得不说到汪对梁文章的所谓“干预”。按梁说法，与汪交恶起因于汪对其论说的删改，即所谓“干预”。且不说这种“干预”并非二人冲突的真正原因，单从“干预”的目的看，却正好可以反映出汪对报纸的珍惜之情：《时务报》创办后，倡言变法，时有“惊世骇俗之论”，于是，“谤言日至，诃斥百端”，关心报馆之同仁纷纷来函，“咸以戒慎恐惧相勖”，加之《中外纪闻》等报馆被封之余威尚在，为避免“不检点”之言论徒“伤我报馆”，［13］汪在不违背办报宗旨的前提下，不得不在言论策略上适当做了一点调整，［14］对梁的所谓“干预”很可能属于这种情况。由此可以看出，汪“干预”梁之言论，即使属实，也是出于汪对报馆事业的一片深情。

汪对报馆不仅感情深，而且相当忠诚、执着。尽管汪同时热心于许多民间维新事业，如组建学会团体、发行会报，兴办学校学堂，译印时务书籍，代销各类维新书刊等，但办报一直是他一切活动的根，是他最看重的事业，同时，也是他唯一的职业，其他维新活动基本以报馆为依托，类似于当今报纸所从事的社会公益事业。

对报馆感情执着、忠诚，由1898年汪未应经济特科即可看出。这年，“湖南巡抚陈右铭中丞宝箴，举先生（汪康年）经济特科，先生未应。”［15］未应经济特科之原因，现无从查考，但以汪氏当时对办报之投入与喜好，原因至少与此有关。汪氏对报纸的这种执着与忠诚，与梁启超相比，要深很多。且不说梁氏“意有所在，凡归政治”之总追求下随时都存在弃报从政的可能，即使一些不起眼之事也常会使他产生离弃报纸的心思。［16］两相比较，汪氏对办报的情感之执着和专一，显得尤为可贵。

为什么汪对办报的情感如此执着和专一呢？原因可能在于他把办报看成了自己唯一的事业，甚至看成了自己的生命。黄遵宪曾写信劝汪不要把报馆“视为性命身心之学”。［17］虽然此信是在《时务报》开张前写的，但黄显然从汪筹办阶段的表现已看出汪过于看重办报，故事先提醒，以免报纸万一有闪失时对汪打击太大。

汪氏对报馆的情感和忠诚度，不仅表现在对自己创办的某一具体报馆的全神贯注方面，而且表现在对办报这一事业的不屈不挠、矢志不移上。这一点从其1896年涉足办报领域后直到1911年溘然长逝就再也未脱离过报刊领域即可说明。这16年间，汪基本上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办报上，“虽历尽艰难困阻，无改于初衷”，可谓“尽瘁心力于报业”。［18］

创办《时务报》之同时又拟议筹办《时务日报》，虽遭亲朋反对，但“不为所动”；［19］《时务报》谕令改官报时，为能续其办报之志，他以特有的政治智慧，改《时务报》为《昌言报》，改《时务日报》为《中外日报》，而把“时务报”几个字留给了官报；政变后，为避免报馆受到牵连，他不得已将《中外日报》托蔽于洋人名下，从而使其办报之志得以延续；在《中外日报》稳步发展的1904年，为实现在京师办报之志，他不惜委曲己意，赴京就任内阁中书，最终于1907年实现了自己在京办报之梦；《京报》被封后，他暂时回沪主持《中外日报》，最终又在京创办《刍言报》；《刍言报》一直在他生命结束前17天才不得已而停刊。

由这一过程可见，汪一生的确是把办报“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20］作为身家“性命”，办报也的确是汪氏“终生一之”之事业。这种以办报为终身职业、以办报为身家性命的情况，与改良派中的其他人物相比，均体现出很大不同；与革命派报人的差别就更明显了。

既然对报馆的情感如此深厚、如此专一，既然视办报工作为终身职业、为身家性命，说汪氏对报纸及其职业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就显然是可以的了。

三

然而，汪对办报职业的认同若仅仅停留在这种个体性的职业偏好与痴迷层面，其职业认同就显然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认同，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认同应是一种职业社会学层面的认同，具体地说，是一种职业化意义上的认同。［21］这种认同不仅应体现为个体对其从事的职业的珍惜、投入与痴迷，而且应体现出以成为某个职业领域之一员而体现出的自豪感，应体现出对所属整个行业领域或职业领域的荣誉感和责任意识，期待该领域日益专业化，日益受到社会尊崇。那么，汪对报刊职业的认同是否仅仅停留在个体职业偏好与痴迷层面，是否具备职业化意义上的认同成分呢？

应该说，汪对整个报刊业的成熟、专业化与社会尊重的获得，还是相当关注的，他也一直在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努力促进着当时报界的进化与健全。借《时务日报》、《京报》等的版式改革促进当时中国报界整体改进这一点自不必说，单看其对报刊领域所存在之问题的批评就可感知他对整个报界进化与健全的强烈责任感，尤其是在他办报生涯后期。

创办《刍言报》后，面对当时许多报刊“只思博人欢迎，推己销路，而是非之真，从未顾及”［22］之情况，汪一方面以其“平正通达”的“持平之论”努力给其他报纸做表率，另一方面在其报端对许多报刊的虚妄错谬、是非不分等进行揭露和“棒喝”。这种揭露和“棒喝”虽然较多情况下有就事论事之成分，但其不少批评中也明显包含着汪对报界现状的忧虑和对报界改进及名誉提升的期待。

如汪曾说：“报纸者代表舆论之机关也，既为舆论之代表，则其一言一语，皆将为社会所信仰。夫以社会所信仰，而不自保其名誉，自尊其资格，自重其价值，而信笔书之，率臆言之，人将不信仰我。乌乎！可吾知各报必不如是也。”［23］这段话中，汪对报界不良表现的忧虑和对报业自重的期待溢于言表。正是基于这种忧虑与期待，汪提出了“报德”和“监督”报馆之问题。“报德”和报馆“监督”中所包含的汪对报业的责任感与整体期待更加明显。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汪不仅个人偏好和痴迷于办报，而且对这一职业领域的总体发展具有特殊的期待和感情，期望这一领域能日益进化，成为受人们信仰的社会力量与行业。由此完全可以说，汪对报刊职业的认同显然已具有了职业化意义上的认同之成分。

汪对办报已具职业化意义上的认同成分，也可从其对民间报刊和报纸独立性的重视中得到说明。职业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自由与独立，是依附性的减弱乃至消除；与此相关，“对一种职业的认同也必然应蕴含对该职业保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受政治社会强势力量干预与控制的意识和诉求”。［24］汪是一个“有很深的民间情结［25］的人。这种民间情结反映在办报中就是对报纸的民间身份和独立性的重视。

这一点，从《时务报》改官报风波中汪的表现和后来《中外日报》在无法抵御蔡乃煌控制的情况下汪毅然做出全身而退之选择，［26］即可证明。《时务报》时期汪为保持报纸的独立性不得不与张之洞及其他批评者展开的煞费苦心的周旋，更可说明汪对报刊民间身份和独立性的珍视。另外，1901年，英敛之专门来沪为即将开办的《大公报》延聘主笔，汪刚开始表现出强烈兴趣，但当他得知该报筹办资金中有法国传教士和驻华公使之股份后，马上婉言谢绝，其中原因正在于担心该报因此很有可能会受到传教士和驻华公使的控制。［27］

此外，汪对报刊独立性的重视也可从其客观中立的报道原则和持平严正的言论风格中得到说明。如汪十分重视报刊的批评监督功能。他的批评监督不管指向政府还是国民，均出于其坚持的独立公正之立场和理性客观之原则。汪对报纸民间性与独立性的重视说明，他对报刊的感情和对办报工作的痴迷，不是缺乏专业理念的盲目痴迷，不是仅仅停留在狭隘的个人嗜好与兴趣层面的痴迷，而是有着较为明确而坚定的自由、独立等近代职业化理念为支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汪康年对办报职业已经具有了较高程度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表现在其对办报工作殚精竭虑、全身心投入的积极态度方面，而且表现在锲而不舍、视报纸如性命的情感忠诚方面；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认同，已经初步达到了职业社会学意义上的认同层面。无论从历史的纵向来看，还是从同时代报人的横向来看，这种职业认同的历史进步意义显然是巨大和空前的，它不仅与早期托身外报的“寄生者”和国人自办报刊的“拓荒者”们在报刊职业认同方面的矛盾、无奈与不甘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完全超越了同时代的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人的“身在‘曹营’（报馆）心在 ‘汉’（政治）”。［28］

当然，汪康年毕竟生活在报刊发展环境还很恶劣的清末，在这样的环境中办报，就使他与某些政治权威的关系不得不处在“依违离合”［29］之间：一方面追求报纸的民间性、独立性，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在有些情况下做出一定妥协；一方面坚决抵制外部力量对报纸的控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政治力量中寻求一定的支持。这种情况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独立办报的信心和从办报中所获得的成就感，进而影响其职业认同。另外，当时报界无“报德”、无“报识”之现状，想必也会多少影响他从事此业所能获得的职业自豪感和满足感，进而影响其对办报这一职业的全身心认同。

［1］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74.

［2］樊亚平.从历史贡献研究到职业认同研究——新闻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视角［J］.国际新闻界，2009（8）：101－104.

［3］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31.

［4］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二：年谱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7：51.

［5］黄士芳.汪康年与《时务报》［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2）：36－41.

［6］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95－97.

［7］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G］／／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3.

［8］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三：年谱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7：76.

［9］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五：年谱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7：151.

［10］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上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274.

［11］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5.

［1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