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启敬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一条必须坚持的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1］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我党执政的基本方式。这三个“基本”说明了我党从“文革”的教训中清醒认识到了法制的社会功能;并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走法治的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加强公共权力的规制和监督就成为我国实现法治的基本途径，为此，加大了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并确立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确立催生了我国行政执法风险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2003年5月12日，《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了各级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也明确政府规定了违反本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04年4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权责统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对决策责任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确的规定。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承担责任的条件和公务员辞职辞退作了明确规定，并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发展：(1)从同体问责为主向异体问责为主发展;(2)由应急型问责机制向长效型问责制度转变;(3)从以行政责任、法律责任为主转向注重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4)从权力问责逐步转向制度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