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荣,李 亮

(中国水利博物馆,浙江 杭州 311215)

简析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张志荣,李 亮

(中国水利博物馆,浙江 杭州 311215)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是大运河最重要的河段之一。杭州段运河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同时也是江南水文化遗产的长廊,拥有极为丰富的水文化遗产。运河水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三类:物质形态水文化遗产、制度形态水文化遗产和精神形态水文化遗产。对其保护和开发,可以从3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起一套成系统、体系化的运河水文化遗产保护档案资料;二是依托中国大运河的申遗工程,推进杭州段运河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三是秉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运河;水文化遗产;保护;开发

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是一个大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既包括物质形态水文化遗产、制度形态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也包括精神形态水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作为京杭大运河最重要的河段之一,杭州段运河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同时也是江南水文化遗产的长廊,这造就了一个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水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这些具有丰富历史人文和科学艺术价值的文化遗产是运河沿岸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它们共同组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的运河水文化。因此,如何合理保护和开发利用这些优秀的运河水文化遗产,成为一件亟待受到重视和深入研究的工作。

一、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历史演变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或称“杭州运河”肇始自隋朝的江南河。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重新拓宽、疏浚江南河。江南河的拓宽、疏浚、顺直、开通使得杭州成为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大大提高了杭州的地位,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唐朝大运河基本沿袭隋朝运河走向,只是在局部做了疏浚、整修、补缀和扩充。最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唐景龙四年宋开沙河;另一次是咸通二年崔彦开沙河。通过这两项相辅相成的大工程,引西湖水入运河,沟通了运河与西湖及杭州城市的关系,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杭州的发展,同时也使运河的航运功能增强,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两宋时期,中央政权十分重视管理和开发运河。北宋政权对于运河南端的江南河极为重视。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废润州(今江苏镇江)之京口、吕城,常州之望亭、奔牛,秀州之衫青,杭州之杆江等旧堰而建闸,直抵于江,通航更为便捷。南宋时,江南河从平望到杭州段被分成东西两条河道进入杭州。东道由平望经嘉兴、崇福(今属桐乡)到杭州;西道由平望经湖州菱湖至塘栖入杭州。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解决河道水源、河堤保护、河道开凿、利用堰闸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成就卓越的治河专家,如:吴芾、张澄、潜说友等。此外,这一时期的杭州运河水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各式各样的桥梁建筑,这些都是我国水文化的宝贵遗产。时至今日,大部分的桥梁建筑都在历史的岁月中消失不见,个别桥梁甚至是在近几十年间被拆除或改建,而仅存的少量桥梁的保存现状也不容乐观。

元代是中国运河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时期,京杭大运河的走向和规模在这一历史区间内基本定型。元朝开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去弯取直,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从元大都抵达杭州的京杭运河全线贯通,南北运河的运输航程也缩短很多,各大经济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明清时期,中央政权均视京杭大运河为其生命线,十分重视运河的管理,对浙江漕运也加强了管理,并多次整治。但是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拓展,明清时期的杭州城区已比前代高出很多,城区河道也抬高很多,导致杭州城内河道时常不通,屡浚屡塞。因此,尽管在制度、法令规章、技术上都有完善和革新,但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衰落,封建政权对运河的投入和热情锐减,京杭大运河日趋衰落。

民国时期,中国大运河最终走向了衰落。随着漕运的停止、近代海运和铁路运输的兴起,内河航运逐渐衰退,京杭大运河在交通运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在此背景下,运河杭州段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杭州城外河道,如龙山河、上塘河、下塘河、古新河等变化不大,基本畅通,但城内河道大多淤塞,不少河道最终被填塞筑路。至新中国成立,京杭大运河方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运河的综合治理,把保护和利用千年运河当作一项重要国策来对待,国家对京杭大运河的整治使千年运河重新焕发生机。

二、杭州段运河水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

大运河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结晶,数千年来的自然与人类活动使得大运河积淀出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大运河沿线各时代遗产数量之大,等级之高,品种之全,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无愧于文化遗产宝库之称”[1]。具体到京杭大运河杭州段,其拥有着十分丰富的水文化遗产。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水文化遗产载体,杭州段运河蕴含着内涵丰富、种类繁多的水文化遗产。这些数量众多的文化遗产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艺术审美、科学研究、自然和经济内涵与价值。

鉴于当前我国水文化的研究相对薄弱,关于水文化遗产的分类体系也尚未构建起来,因此,对于杭州段运河水文化遗产内涵的认定只能从相对笼统的角度来切入。

从水文化概念的角度来讲,水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2]。广义的水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围绕着水、水事、水利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主要由3个层面的文化要素构成:一是物质形态的文化,如被改造的具有人文烙印的水利工程、水工技术、治水工具等;二是制度形态的文化,如以水为载体的风俗习惯、宗教仪式、社会关系及社会化组织、法律法规等;三是精神形态的文化,如对水的认识、有关水的价值观念、与水有关的文化心理等。狭义的水文化指的是人类从事水事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心理、方式及其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包括与水有密切关系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业精神、行为准则、政策法规、文学艺术等[3]。因此,运河水文化遗产可以从物质形态水文化遗产、制度形态水文化遗产和精神形态水文化遗产[4]3个层面来进行认定。

就物质形态水文化遗产而言,运河沿线与水相关的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等都属于运河水文化遗产的范畴。因此,杭州段运河沿岸保留与运河相关的、具有历史内涵的古代水利工程、水利碑刻、桥涵码头、水利古籍文献、水文化遗存等都是运河水文化遗产。运河水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一类就是各种类型的古代桥梁,比如:振宸桥、八字桥、广济桥、司马高桥、闻店桥、长虹桥、虹桥、秀城桥、大诸桥、古资福桥、屋子桥、荚竹山桥、里万物桥、祥符桥、华光桥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振宸桥。该桥东西横跨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的终点标志。始建于明朝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全长92 m,桥身用条石错缝砌筑,上贯穿锁石,桥面呈柔和弧形,为三孔薄墩石拱桥,桥形巍峨高大,气魄雄伟,是杭州城区最大的一座石拱桥。

杭州段运河沿线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古代码头及其遗址,例如:顺德码头、御碑码头、北新关、华山埠、香积古埠、御码头、卖鱼桥码头、武林门码头等。这些运河两岸的码头在千年的运河发展过程中,由天然港湾变为人工港埠,再由人工港埠变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码头体现着当时的文化特色,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缩影。水利碑刻也是杭州段运河水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杭州碑林荟萃了唐至清末共计五百多方石碑,其中包含了一些水利有关的碑刻图文。值得一提的是碑林保存的一批史实碑,记载了杭州及周边城镇兴水利、筑海塘、搞盐运等史实,为研究杭州运河及水利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例如:《重浚杭城水利记碑》、《浙江省城水利全图》、《浙江江海塘全图碑》等。此外,其他一些水利、水文化相关的文化遗产,比如:郭璞井、水利通判厅遗址(含乾隆御碑)、凤山水城门遗址、长安镇长安闸、分水墩、西水驿碑等都是杭州段运河辉煌灿烂水文化遗产的见证与精华的浓缩。

就制度形态水文化遗产而言,那些因运河而生的、与水联系紧密的水利法规法令、民间风俗习惯、祭祀信仰等都属于运河水文化遗产。一些运河相关的水利法规法令除了存在于古代官方的法律文献记载中,也有一部分是以碑刻这种实体的形式留存下来,作为约束地方政府和民众日常生活和行为处事的法律法规。比如:杭州碑林保留着一块水利禁令碑。碑文中说:“如水浅一尺则坝折低一尺,若遇久旱坝口几与河底相平,如此渐低上河之水之日盖。上河多蓄一尺之水,即获一尺之利,多世省一尺之患。”从中可以看出清朝政府对水利保护已经相当重视,时时关注着水势情况。另外,碑文中还记载了有关污染上河之水如何惩罚的制度性规定。此外,其他以碑刻形式流传下来的文告也属于这类水文化遗产,如:《城南永昌斯如船运船户文告》、《并征收租银以修水利的文告》、《西湖禁约事文告》等,这些珍贵的水文化遗产是研究当时社会水利法律法规的重要史料,极具历史研究价值。

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步产生的运河风俗习惯在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大部分都销声匿迹,或是成为历史故纸堆里的旧闻。不过,一些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带有娱乐观赏性质的传统风俗还是被保留下来,例如:龙舟竞渡、运河元宵灯会、钱江观潮等。其中,运河元宵灯会可以说是典型的运河水文化遗产。该项运河水民俗历史渊源悠久,是伴随着运河市井文化的兴起而传承下来的。起初,居住在运河沿线的普通百姓通过沿运河挂灯笼的方式开展庆祝活动,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民俗类活动。如今,这项悠久的运河民俗已经被很好地传承下来,成为当地民众一项定期开展的节日庆祝活动。2008年,运河元宵灯会被列入杭州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于次年被列入浙江省民俗旅游项目,从而使得这项水文化遗产被顺利地传承和发展下去。

就精神形态水文化遗产而言,杭州段运河的所蕴含的水文化遗产也十分丰富,各种因运河而生的以水为题材创作的大量神话传说、诗词歌赋、音乐戏曲等都是我国优秀的运河水文化遗产。论神话传说有“钱王射潮”[5]、“六和镇江”、“文潮与武潮”等 ,论诗词歌赋有“云起有时吟水涸,一时风雨满钱塘”、“还将梦魂去,一夜到江涨”、“终日楼船萧盛,晚来还听棹歌声”、“微风画艇逐鸥鹭,迟日扁舟采芰荷”等,论音乐戏曲有运河水上的“欢歌渔唱”等。可以说,杭州段运河自开凿出来之后,就逐步凝聚了一个日益丰富的文化空间,这个以运河为脉络,以杭州及其周边为活动范围的文化空间在不断地生产着各种各样的精神产品。这些形式多样的精神产品作为一种具有浓厚文化价值的文明成果对杭州地区,乃至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起到了正向的推动作用。这样一个内涵丰富、韵味十足的文化空间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杭州地区本身的自然环境具有造化天成的优势;另一方面则是同大运河息息相关,运河的开凿和投入使用让这片区域的经济、政治影响力不断加强,配合着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其文化吸引力日渐显著,多姿多彩的特色运河文化由此诞生。时至今日,杭州段运河为后世留下的这些丰厚的文化遗产仍在哺育着后人,激发着后世更多优秀文化产品的出现。

总的来说,作为江南水文化遗产的长廊,运河杭州段本身就是一件古老的文物,各式各样、种类繁多的物质形态水文化遗产、制度形态水文化遗产、精神形态水文化遗产汇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运河历史文化群落,成为我国历史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千百年来,由运河沿岸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运河文化包含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人文、科学艺术和经济社会价值,对其的保护和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此外,因运河而生的运河城市也是特色鲜明的运河文化的一部分,这些运河城市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墨客观光游览,从而为大运河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人文杰作。这些文化遗产为整个运河水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平添了绚丽的色彩。

三、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京杭大运河,如同万里长城一样,已成为刻画在祖国大地上象征人类文明历史的重要符号,也是留给我们及子孙后代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6]。现阶段,如何更好地保护和开发这份历史文化遗产,使之继续为人类造福,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杭州段运河作为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同样面临着丰富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其独特的水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和开发的紧要问题。那么,如何对杭州段运河在漫长历史时期遗留下的珍贵运河水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开发呢?

首先,要对杭州段运河所遗留下的水文化遗产进行一次全面性的综合考察,全方位地记录运河水文化遗产的数量、分布情况、重要数据、现存状况等基本情况,建立起一套成系统、体系化的运河水文化遗产保护档案资料。

目前,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实际数据的支持,不管是官方、学界,还是民间对于运河水文化遗产的认识还停留在单个的、孤立的文物、建筑、遗址、风俗等的基础之上,这种现状十分不利于运河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尽快开展杭州段运河水文化遗产基本情况的摸底调研、形成书面报告,并以之为基础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档,进而依据获取的资料信息,对该段运河水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划分,根据不同水文化遗产的特性区分出若干类别,进而进行有区别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例如,根据水文化的概念将其划分为:物质形态水文化遗产、制度形态水文化遗产和精神形态水文化遗产,本文在探讨杭州段运河水文化遗产的内涵时就是这样做的;或者是根据遗产的物质与非物质属性,划分为物质水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水文化遗产,之下再按一定标准划分成若干子系统;等等。

其次,通过将杭州段运河水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纳入中国大运河申遗这一系统化、整体性的工程中去,从而实现对其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

作为京杭大运河最南段,杭州段运河占据了大运河申遗的7个遗产点:凤山水城门遗址、富义仓、洋关旧址、通益公纱厂旧址、拱墅运河历史街区(桥西历史街区、小河直街历史街区)、水利通判厅遗址(含乾隆御碑)、西兴过塘行及码头。这7个重要遗产点中,有3个是同水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足见水文化遗产在运河文化遗产及运河申遗中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推动下,杭州段运河遗产保护现状得到了极大的改观。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河道整治,一些堵塞、污染严重的运河河道被加以治理,使其恢复原貌,同时开辟了十里河道、绿带走廊;二是历史遗存得以保护修缮,按照“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可识别性”原则和“修旧如旧、似曾相识”理念,拱宸桥、小河直街、珠儿潭、清代杭州海关、郭璞井、广济桥、乾隆御碑等运河文化遗产被保护、修缮和恢复;三是打造运河景观带,通过运河综合保护一期工程,杭州地区再现了“一馆二带二场三园六埠十五桥”为重点的运河系列景观。借助大运河申遗的东风,一些先前被人们遗忘、忽略、不受重视的运河文化遗产,不仅可以得到了保护,而且能够被再次开发利用,造福城市和民众。

最后,在处理杭州段运河水文化遗产保护与开放二者关系之时,一定要秉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这样才能真正地保护好、传承好我国珍贵的运河水文化遗产。运河水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开发只是为了更好地展现这些珍贵文化遗产本身的魅力。因此,在开发运河水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一定要有长远性的规划,“要把水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统一起来,防止只开发利用而不保护,以致造成水文化遗产被破坏的现象”[7]。此外,对于不同类别的运河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也必须有区别地对待。对于一些文物价值很高的水文化遗产,如:珍贵水利碑刻、水利古籍文献则要侧重于原貌保存;对于实用性质的运河水文化遗产,最具代表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古代桥梁,则要在保护与开发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一方面,要保持古桥的原貌,另一方面要定期地对其进行修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挥其交通功能;对于一些民俗类运河水文化遗产,在保护其遗产价值的同时,更需要加以传承和创新,使其展现新的面貌以服务社会、服务民众。

综上所述,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水文化遗产内涵丰富、种类多样,同时也极具地方文化特色。它不仅有展现出物质的形态、制度的形态,还有展现出精神的形态;它不仅有历史文化价值、艺术审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还有自然价值和经济价值。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摸清杭州段运河水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现存状况等基本数据,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分类,在此基础上实现对运河水文化遗产的初步保护。以此为前提,结合中国大运河的申遗工程,区别对待各类运河水文化遗产,最终做好杭州段运河水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工作。

[1]王健.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分层保护与发展[J].淮阴工学院学报,2008(2):1-6.

[2]郑大俊,刘兴平,孔祥冬.水文化:现代水利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1):30-32.

[3]首届中国水文化论坛组委会.首届中国水文化论坛优秀论文集[C].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4]毛春梅,陈苡慈,孙宗凤,张鹏程,朱丽向.新时期水文化的内涵及其与水利文化的关系[J].水利经济,2011,29(4):63-66.

[5]顾希佳.杭州运河风俗[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222-223.

[6]吕卓民.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59-63.

[7]孙配锋,尉天骄.从中外比较视角看当前中国水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3-16.

G122

A

1671-4970(2012)02-0058-04

2011-10-24

张志荣(1960—),男,浙江杭州人,高级工程师,中国水利博物馆馆长,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