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建军

(华中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430070)

一、评述的基点:有价值的社会学本土化研究

对于社会学本土化,学者们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讨论。对社会学本土化原因的分析,连同对中国社会学实践的检讨,对社会学本土化意义的讨论,共同构成了社会学本土化合法性的探讨视角。除此之外,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特征,目的和路径选择,国际国内背景,在历史上的形态等,也是学者们探讨社会学本土化的几种主要视角。

事实上,对社会学本土化合法性的探讨,不是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质性探讨。唯有关于社会学本土化内涵的探讨,才真正触碰到社会学本土化这一实质性的内核,而其他诸如目的、路径、背景、特征和类型的探讨,则是由本土化内涵这一核心所引发的,甚或是它们本身就嵌含在本土化内涵之中。

这是本土化的“化”字使然,是本土化的议题使然。郑杭生、王万俊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份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1]。他们把本土化理解为一种“学术活动”与“学术取向”,“取向”一词很好地切合了“化”字的倾向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取向呢?一种“结合”的取向,一种“增进”与“形成”的取向。这不仅道出了社会学本土化达成的路径,而且还道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目的。事实也确实如此,郑杭生先生视“增进”与“形成”为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目标。

因此可以说,如果离开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本土化的目的、路径、特征等也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无从说起。离开了本土化内涵这一实质内核,就没法对社会学本土化进行研究。换言之,有价值的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应当建立在对社会学本土化内涵的研究之上。

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对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解,集中地体现在他对社会学本土化内涵的认识中,具体地说就是体现在他给社会学本土化所下的定义中。在当前学界的研究中,对社会学本土化内涵的研究从整体来看,可以归结为两大阵营,一是唯其是尊,二是为我所用。虽然这两者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但以韦伯理型的态度观之,并没有什么不妥,即使在许多讨论实际是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仍然不会失去其实质合理性。

二、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多重品格

1.新瓶装旧酒

“新瓶装旧酒”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义,而是说以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社会制度或是文献典籍等,从而使其在新的理论架构中得到独特的诠释和发挥。正如叶启政所说,本土化不过是一种说故事的特殊编辑手法[2],虽然他并不在新瓶装旧酒的意义上使用“说故事”,但在玩文字游戏以编织真理的维度上,它们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这种观点可以说滥觞于社会学本土化的明文首倡者孙本文,他在1931年2月召开的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上,明确地提出 “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界'今后之务'”[3]。自其以降,肖新煌、赖泽涵、杨雅彬以及向德平等人也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们并不把整理中国社会史料视为社会学本土化的唯一工作,但无疑把它视为了一项突出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2.经验理论观

由经验研究而进至理论总结几乎贯穿了所有社会学本土化讨论中,这得益于它把探讨的触角深入到了社会学研究的实体部分。吴怀连认为社会学中国化(即社会学本土化)“是通过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积累表现中国社会结构、运动与发展特殊性的材料,从中归纳出高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式,用以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并补充和修改西方社会学的固有理论,丰富和发展世界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学术过程”[4],研究-试验-理论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吴怀连的观点在湖北省社会学会第三届年会的总结文字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3.学派体系论

如同经验理论观,学派体系论也出现在诸多社会学本土化讨论中。与经验理论观不同的是,他们以系统的视角切入本土化,对于本土化工作的实际展开有高屋建瓴的作用(这是其他诸说所不具备的);在本土化的目标 (有中国气象的社会学学派)与后本土化目标(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之间,态度明确,立场坚定,主次分明,先后有序,为社会学本土化的探讨工作免于陷入商讨的区域怪圈提供了支撑。

学术体系论以徐经泽、吴忠民、张明以及袁阳等人为代表。徐经泽认为社会学的中国化,是建立以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体现中国现态文化民族主体性特色,反映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社会学体系[5]。这种体系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以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本土社会学,区别于超越中国的世界社会学;体现中国文化特色,而这种特色不是传统文化,而是现态民族文化;社会学的现代化,即社会学自身的现代化,而且这种现代化还要反映和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这种体系观很好地印证了系统论视角,从研究对象、文化特色和现代化三方面也充分展露出了其区域性旨趣,正如费孝通所说,“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学中国化应该遵循'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6]。尽管费孝通的本土化探讨从整体上应当被视为经验理论观,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本土化商讨区域怪圈的理解,这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4.纳入贡献说

纳入贡献说以台湾学者和海派学者为代表,在大陆并不多见。林南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是指“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融纳到社会学里”[7]。为了不使读者产生误解,林南还着重强调他所说的社会学中国化,既不同于指涉本土区域目标的中国社会学,也有异于社会学在中国社会里的了解和运用。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作者在后文中也采用经验理论的模式,明确指出“初级资料-理论-本土化”的社会学本土化道路,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林南所说的本土化并不是更加本土,而是更加社会学,使社会学本身不断壮大,并且要壮大得有点中国的味道。这与其在社会学中国化定义中的唯社会学取向是一致的,从整体而言是唯其是尊一系。

叶启政也是这一阵营中的掌大旗者,这在他对社会学本土化的戏说中便可看出。“本土化是本国学者以一种移情的方式论释外来理论的过程,有一种去中心的功效,在这一过程中,在西方形成的学术范式得到反思,一个学科积累的知识得以在另一个情境下被创造性地诠释、理解与运用,从而融入我们自身的身心状态。”[8]试问,中心去掉了,没了本土,社会学本土化还能依何而“化”?

5.融合兼陈说

这是相对纳入贡献说而言的,其对象主要是纳入贡献说之外的本土化论述。这以郑杭生、王万俊、周晓红、纪德尚和夏玉珍为典型。从一定层面来说,他们是探讨社会学本土化的集大成者。如前所述,郑杭生、王万俊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份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纪德尚把这种学术活动取向理解为两个过程, “即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引进、吸收、消化过程和综合、转换、创新过程”[9]。在周晓虹看来,这一运动(指本土化)要求研究者,“在批判与吸收外来的(主要是美国的)行为与社会科学成果的同时,从自己的社会实际和社会需要出发,针对自己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设想,采用各自有效的研究方法,去揭示人类社会和人自身行为的客观真相”[2]。采用类似说法的还有夏玉珍、郭彩琴等人,虽然言辞不一,但在兼陈诸说上是一致的,涵盖了西方社会学的引入、结合、转出等各个环节和部分。

除此之外,还有孟还等人从意识形态入手,王宁等人从认识论、方法论入手来论述社会学本土化。值得高度重视的是费孝通、刘少杰一派对突破传统实证社会学疆域所作的艰难探索[10]。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学观点,中国社会作为一个伦理社会,儒家学术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儒家是以面向人生、解释人生、规范人生为己任,应该借鉴其他学科,对中国社会学的思想、历史重新反思,进一步延伸,以使社会学具有更深刻的底蕴,开拓中国社会学的基础。

三、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辩证逻辑:唯其是尊与为我所用的融合

以上诸说,唯其是尊在纳入贡献说和新瓶装旧酒中得到充分的展现,而为我所用则以融合兼陈说为典范。

1.唯其是尊的模式

王宁认为,社会学的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是社会学话语的依附国力图摆脱对宗主国的学术依附地位的一种集体诉求。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学术民族主义运动[11]。社会学本土化本身是以民族主义为背景且与之互相裹挟的过程,是与本土、民族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而唯其是尊的社会学本土化观显然是与之相违背的。当然,王宁的这一观点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有在政治的框架下才能成立,否则就失去了其对社会学本土化独到的认识和解读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瓶装旧酒是纳入贡献说的前身,而纳入贡献说则更容易使人迷失于去本土化中而毫无察觉。纳入贡献说扛着让社会学获得更多的中国民族文化特征的大旗,但事实上,即便社会学中融入了民族文化特征,也并不意味着社会学本土化的成功。更何况怎样才算融入,融入多少才算成功,都是难以议定的问题。

唯其是尊模式在倡导社会学本土化初期,或许还有值得理解的缘由,但是这种唯社会学倾向在四五十年之后的当今,就值得反思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单就发展社会学本身而言,纳入贡献说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同时,它还为世人呈现了一条本土化之路,为后来者更加深入地探索提供了路标,尽管这些路标是粗劣和不准确的,并且时常把人带入死胡同或是不归路。

2.为我所用的领悟前结构困境

以融合兼陈说为集大成者的为我所用观,其核心是纪德尚所说的“化入-结合-转出”。这类社会学本土化观,以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切合存在为不懈努力的目标。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探讨社会学本土化时,莫不是以“化入”入手,并同时做出严肃而慎重的本土化词源考据,在这种考据中,似乎天经地义而又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应是之义。

所以综其旨意,这种观点体现了以下的命题逻辑:(1)社会学作为一门学问,其存立样式及其支撑精神以西方社会学为正宗和典范;(2)中国是没有像正宗典范那样的社会学的;(3)中国在学术现代化进程中或是与国际学术体系接轨中,必须建立健全社会学体系; (4)由命题(1)、(2)、(3)就自然而然地导出对于西方社会学的学习借鉴和引进的问题;(5)在这个过程中,使外来之物合理化、贴切化、本土化就成为了衡量这一工作成效的评判依据;(6)在引入之后,经过中国学术的智慧场,转出具有国际学术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当然水准的高低以正宗典范为依凭。显而易见,在上述这些命题中,西方社会学始终处于主体地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领会前结构理论,前结构先行于理解与领会,这就必然导致理解领会之物不可能如其所是的那样得到领会,而只能是如被领会的那样得到领会。西方社会学始终是在具有前结构的中国学者那里如其被理解的那样而不是如其所是的那样得到理解和消化的,自始至终都在“东”的渗透中,与“东”相互裹挟着,已经不是本来的西方社会学了。

当然也不可否认,为我所用式的探讨无疑也是有其价值的,对我国的社会学本土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唯其是尊与为我所用的镜像融合

仅从字面意思和感情色彩看,唯其是尊与为我所用格格不入。但事实上,二者是具有同一性的。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为我所用观的核心体现在 “引入-转化-输出”,而唯其是尊则可以用“投入-转化-产出”来描述。“引入-转化-输出”是引入西方社会学,中间经过中国学术智慧场的转化,最后输出具有本土特色而且具有国际学术水准的成果,以达到社会学本土化的宏大目标。“投入-转化-产出”则是将中国的民族文化特质纳入(投入)到社会学典范中,同样是在中国学术智慧场的转化下,使社会学典范得到深化和拓展,其标志是社会学中容纳了更多的中国民族文化特征。

二者的共性还不仅仅体现在内在结构的相似性,还集中表现在:社会学本土化在国内学者看来是 “引入-转化-输出”的过程,而对于西方学者则是 “投入-转化-产出”的过程,反之亦然。这种镜像现象之所以如此呈现,源自于为我所用观与唯其是尊说的一致精神,即在存在可以得到如其所是地理解的社会学典范的预设先行情况下,社会学可以在经过智慧场的转化之后获得本土化的螺旋上升。

然而事实上,为我所用与唯其是尊二者一致精神中的先行预设是不成立的,这在上文的论述中已经提到了。但是当这个预设被信以为真地误认为存在时,它就会把探讨社会学本土化的学者们逼入“化入-化出”的死胡同,尽管存在着“化”与“被化”的不同,有着出此和出彼的区别,都是行不通的。

[1]郑杭生,王万俊.论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及其目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1).

[2]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中国社会学社.中国人口问题[M].北京:世界书局, 1932.

[4]吴怀连.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看社会学中国化道路[J].理论月刊,1993,(5).

[5]徐经泽,吴忠民.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初步研究[J].社会学研究,1987,(4).

[6]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J].学术研究, 2003,(7).

[7]林南.社会学中国化的下一步[J].社会学研究,1986, (1).

[8]胡鸿保.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透视[J].云南社会科学,1992,(4).

[9]纪德尚.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的再认识[J].河北学刊,2005,(6).

[10]刘少杰.扩展中国社会学新境界[J].社会,2006,(2).

[11]王宁.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与出路[J].社会, 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