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飞宇，唐伯友

关于佛学大师巴宙在抗战时期的五篇文章

熊飞宇，唐伯友

出生于万县的佛教学者巴宙，曾经留学印度，获国际大学硕士学位及孟买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国际大学、阿拉哈巴大学、锡兰大学和爱渥华大学等。巴宙在印度国际大学与泰戈尔、谭云山、徐悲鸿等皆有交往。介绍了巴宙发表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五篇文章的基本内容。

巴宙；抗战时期；文章；泰戈尔教育观；印度中文研究；徐悲鸿印度画展

巴宙（W.Pachow），字望蜀、望舒，号仙樵，佛教学者，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区）人，生于1918年。毕业于上海蒙藏学院，20岁时赴印度留学，以研究印度文化与哲学为主，获国际大学硕士及孟买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梵巴汉藏对照波罗提木叉之比较研究》，是研究原始佛教生活及僧团制度的重要著作。

巴宙曾任教印度国际大学7年、阿拉哈巴大学7年、锡兰大学14年。1976年应聘担任美国爱渥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宗教学院佛学教授，多次参加国际宗教会议、东方学术大会。巴宙精梵文、巴利语、现代印度语及欧西等多种文字，并擅佛学及印度学。在讲学之余，先后前往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研究敦煌写本。除博士论文外，他的重要的著述还有 《大般涅槃经之比较研究》（1946年）、《梵本摩诃僧祇之波罗提木叉》（1956年）、《敦煌韵文集》（1965 年）、《大乘二十二问之研究》（1979 年）、《交响与重诂》（1980 年），译有《南传大般涅槃经》、《泰戈尔小品精选》等。他的学术论著曾刊载于《大英百科全书》《锡兰佛教百科全书》《美国东方学会学报》《海潮音》及其他学报杂志。

自1938年赴印之后，巴宙陆续有文章寄回国内发表。目前可查考者有5篇：《太戈尔的教育观》，载《宇宙风》（乙刊）1939年第13期；《海外一孤鸿——徐悲鸿在印度的一年》，载《宇宙风》（乙刊）1940年第34期；《关于丁玲的﹤不期而遇﹥——在印度国际大学排演经过》，载《宇宙风》（半月刊）1940年百期纪念号；译文《印度中文研究概观》，载《教育通讯》1942年第5卷第7期；译文《家兄尼赫鲁》（印度通讯），载《时事月报》1943年第29卷第4期。

泰戈尔、尼赫鲁和甘地，是印度近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巴宙的文章，留有尼赫鲁的侧影，更有泰戈尔思想的探讨。

1943年10月，巴宙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翻译了《家兄尼赫鲁》，“译者志”云：“本文作者哈地辛夫人（Karshna Hutheelng）为尼赫鲁先生的次妹。哈氏对乃兄的个性、特点、美德以及其他易被人所忽略的细微处，本其亲身的经历，观察，作极有兴味之陈述。从其清新的笔调中，我们不但认识了那有远大眼光的‘政治家’尼赫鲁，兼令我们景羡他那内在的真诚伟大的人格。”［1］21原文载美国 Alsa月刊。作者对尼赫鲁的感情，由于年龄的悬殊和生活的疏离，从妒嫉和恐怖，逐渐过渡到喜欢，最后则变为“无际的亲爱”。在她眼中，“家兄是一位有趣的同志，作事的精神与兴致都很浓厚”；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看护”，以“无穷尽的忍耐”，“年复一年地看护他的太太或久卧病床的母亲”［1］22。尼赫鲁是“一位严格而不容情的工头”，他认为“不可饶赦的罪恶是庸劣和不想工作的人”。他喜欢和小孩嬉戏，“尤显著的，在各种集议或开会的前后，如果他于短时间回到家里来吃饭或休息，他总不会失去和他的姪儿女们数分钟相聚的机会。屋子的沉寂被打破了，只听到布满了阵阵的笑声，欢愉的叫声和反响。屋子里似乎到处都有着他。适他再走出去时，他留下了满足和欢愉的空气”。“无论他在何处，在监狱，或在外面，在印度或在外国，他从未忘记过他家里的人或朋友的周年纪念或寿辰等际会，于人们毫无期待中，忽然一封信，一通电报，或一份礼物到来了”。对妹妹而言，尼赫鲁不但是一位“大哥”，且是“亲爱的朋友和伴侣，以他的友爱和不可计数的各种事情”，得到大家的“珍贵和敬爱”［1］23。

《太戈尔的教育观》一文，是巴宙1939年7月12日寄自印度。按巴宙文章中的陈述，作为“诗人、哲学家、小说家、戏剧家、论文家和人道主义者”的泰戈尔，也是 “维新的教育家”，曾在印度圣地尼克坦（Santiniketan）创办国际大学（Visva-Bharati-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这是泰戈尔的“理想大学或诗人的学校”，“充满了无限静美的诗意及和平之愉快”，所以又叫“和平之院”。国际大学在1922年5月建立，小学部则创始于1901年。其宗旨与目的，迥然殊众，基立于“最高的教育不仅是授予记问之学而是要使得吾人的生活与万物和谐”［2］570。学校设置有中小学部、大学部、艺术院、音乐院、研究院、特种研究院、农村改造社等。因其目的异趣，所以一切活动都与人有别。

泰戈尔对教育的观感，从以下数点可约略窥见：（一）自然主义。泰戈尔早年就读于英印政府所办的学校，感觉如一株树，不能尽量的发育，而是被砍下用做装货的木箱，极不自然，且带有压迫性。他认为，乌烟瘴气的城市，只会使儿童们圣洁的心灵受到刺激而变麻木，流于浮夸而不可救药。因此，他将国际大学建在远离都市的森林里，触目皆是大自然的真面目，没有虚假，没有奸诈。师生们过着纯粹的自由活泼的性灵生活，没有丝毫的市井习气。在这种环境下，修养身心和修习学问，实验真理和除去人神的界限，使人们觉得精神并不弱于物质［2］571。（二）自由与友爱。一般学校的唯一任务，似乎在于教授学生课本知识。其结果，教育失去原先的精神与含义，师生间没有真诚，没有友爱，变成商业式的形态。泰戈尔不主张班次式的上课，至于考试，更是大可不必。因为儿童的天资有上智和下愚的不齐，若不依照某一个性特殊的要求而发展，则埋没天才，甚或使不肖者拖累贤人。教育的目的，是授人以真理的联贯 （The object of education is to give man the unity of Truth）。德、智、体三育，要相并行而不悖，且得尊重学生的个性［2］571，自由发展，自由学习，稍有强迫即失去天然。若专以解释书本，注射知识，及以管束、考试等为能事者，则与教育的本旨相去殊远。学生与学生、先生与学生之间，有如兄弟姊妹，其相互的对待，真诚忠实，恺悌慈祥。教者没有先生气的臭架子，而学者也就尊敬亲悦，没有藐视气。学生在这种淑融的空气中，默移潜化，进德修业于最高点而不自觉。至于那些执着教鞭笞驱学生前进者，则相差又何以道里计［2］572。 （三）简朴主义。 泰戈尔认为，让儿童穿戴漂亮的衣帽鞋袜，禁止游戏，一方面压抑了孩子的天性，另一方面则使之染习于奢侈。为拯救儿童，要使他们住到乡村，光头赤足，布服粗食，与大自然接近，与真诚无邪的师友们相伴侣，使大家都成为自然人。但这并非是宣传中世纪所流行的贫穷的理想主义。站在教育的立场来说，贫穷是人群的第一课及至上的训练学校，它可以使大家与生活及世界有圆满的接触；而那些生活在安富尊荣中的人们，只能成为行尸走肉而缺乏实在性。后者对于娱乐与矜式或可，对于教育，则不应该。在泰戈尔的学校，虽不乏一些富家子弟，但无不过着简朴的生活。这不是因为贫穷，而是要对这个世界产生切身的体验 （Not because it’s poverty,but because it leads to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world）［2］572。（四）精神生活与艺术生活。泰戈尔相信，在现实的世界中有一个精究世界（spiritual world），人类也随时是生活在神性里（living in God）。但这个世界并不为人察觉，是因为自小即被俗气尘氛滞塞其心，不知道自己的活动只有动作而没有实际；其灵魂也失掉了安身之所。诗人要求学生早晚祈祷并静坐十五分钟，作为精神上的修养和真理的自悟。国际大学可以说是诗人式的学府，处处都饱含诗意。名之为艺术化的生活，信乎不愧。这些学生，不但是艺术家，也是谙练的能工巧匠。其目的在于，若学生不能用脑自给，则可代之以手，至少可保衣食无虞。如此实行，方能消除“大学生讨饭”的问题［2］573。

巴宙颇具国际视野，在论述中，常充满着比较和对照。谈及国际大学的创办时，他指出：由于英国人在印度所创设的教育制度，主要是为自己铸造大批的书记人材（clerks），而且所用方法有强迫式与机械化的嫌疑，与印度人的习性和传统的教育法制相违背，所以“国大”的模制与含义，有着浓郁的印度味，可说是“纯印度式的教育机构”［2］570。 美国梵尔蒙（Vermont）的明灵顿女子大学，虽以“自由的学府”著称，但较之国际大学的“自由而简朴”，却只能算是“自由而奢侈”［2］572。 至于国际大学所倡导的自思自省的静坐法，中国的理学家也尝实行过［2］573。

中印两国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在古代，无数中国大德学者来印度留学，而印度的硕德高僧亦前往中国布教。彼等大都娴熟华梵语言，精研两国学问。在赴华的印度人中，最著者为迦叶摩腾、鸠摩罗什及真谛。而从华来印者，如法显、玄奘、义净，其名声殆已遍闻于全世界。法显为第一个中国人来印度求学，而得有极大成就返中国者。摩腾为第一个印度人赴中国传教，使佛教正式传入中国者。鸠摩罗什与真谛，则为印度由梵译华的最大的两位佛典翻译家。前者译有经典44部，共425卷；后者译有经典64部，计278卷。玄奘与义净，则为中国的两位最大汉文佛典翻译家。玄奘由印携返中国520梵夹，计657部，独力翻译70部，计1330卷。义净携返有400部佛经，译有56部，计230卷。此不独为中国文化的光荣奇迹，且为世界文明史上最伟大罕见的壮观。由这些中印古德学者不可思议的工作与劳动，造成宏大亲密的中印文化关系。二者相见以礼，并互相敬爱，互相尊重，俨若畏友，毫无利害之见与虚伪之情，其言行与处心立意，一概本诸光明纯洁的文化与宗教热忱。但其后中印关系与友谊，逐渐退化至遗忘地步。近数百年来，两国的道路为漠不相关的灰尘与黑暗所障翳。今之责任，不独在重寻过去旧迹，且更须为未来的使者另辟新径；不独须复兴两国的旧时关系，且尤应在两大民族之间缔造新友谊，而中文研究在印度的推行，即为将来种种伟大事业的序幕［3］15。

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曾应加城《印度导报》（Hindustan Standard）之请，撰写《印度中文研究概观》（Chinese Studies in India），1940 年 11 月 3 日，发表于“教育论坛”栏。巴宙将其译成中文，在《译者志》中说：“先生近十余年来，努力于中印文化事业之沟通及两国民族之团结，宵昕辛勤，席不暇暖。今日印度朝野及各学术机关对我民族及中华文化有更新之认识与估量，因之，中印国交及两国民族友谊日趋融洽者，先生与有力焉。今特译斯文，藉识中文研究在印度发展之概况。 ”［3］13

现代印度之中文研究，国际大学乃发祥地。1922年，国际大学在创办研究院时即设有中文研究科目。最早在此教授中文课者，是中国学者林我将。1927年，谭云山在新加坡蒙泰戈尔面告国际大学的中文研究及“国大”本身的意旨。1928年，谭云山来圣地尼克坦。其初心是为研究印度的宗教、哲学，一方面则为巡礼诸佛教胜迹。后因“国大”研究院院长维都舍喀拉·巴达恰利亚论师邀请，谭云山与印度学生五名，始开正常的中文班。此五人中，两人为大学部教师，余三者则为研究员。“国大”图书馆馆长普罗巴特·穆克拉咭为教师之一，苏吉子·穆克拉咭则为研究员。1931年，谭云山返回中国，并将泰戈尔的理想、福音携与俱往。经其四处奔波和多方呼吁，中印文化学会于1933年在南京正式成立，其目的在于：“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并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3］13。依照学会的工作计划及进行程序，第一件重要工作，为在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1937年4月14日，中国学院正式落成，典礼由泰戈尔亲自主持。印度国民大会主席尼赫鲁为病所阻，特遣女公子前来，其祝词云：“参加如此伟大之盛典，实为余生平罕有之遭遇，是以余带着无限欣慰之情而作前来参加之诺言，并深信能前来参加此盛典，盖此盛典之伟大，不仅在两国长久过去之追忆，且尤在未来友好之期望，并由此融铸一新链环，使中印两国日趋于亲密。”甘地亦发贺电：“愿此中国学院，为中印两国间新生关系之象征”。中国学院的梵文名 “Visva-Bharati Cheena-Bhavana”，其主要目的是便利印度学者研习中国文化。从此文还可获知，除国际大学之外，加尔各答大学在佛教学者师觉月的指导下，也有中文研究的设立，并借聘中国学院研究员周达夫前往更新其课程及工作。在印度梵文研究最著名的蒲那城，则有福格森学院教授富十子·郭克雷及其友人从事中文研究。南印提鲁跋提的文开特什瓦拉东方学院，亦成立中文研究系，佛教学者爱互什瓦米任教授。拉合尔的国际印度文化学院也成立了中文研究部，领导者为《摩诃婆罗达》精校刊本第五卷的校订者拉咕维拉。1938年，谭云山曾赴瓦尔特的安达拉大学，多次就现代中国史演讲。在大吉岭，拉麻克利什那教会的阿贝达难达长老的亲弟子及友人巴贝夏难达上人，曾专心一志学习中文［3］14。

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使者也纷纷来到印度。1940年9月2日，巴宙在“国大”写作《海外一孤鸿》，记述徐悲鸿一年的印度生活。根据巴宙的记述，1939年10月，徐悲鸿转赴印度。此行系应诗哲泰戈尔、中印学会及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之邀，以美术的展览、观摩，增进中印两国的友谊，提高人们对艺术的兴趣。第一次画展，是在国际大学的艺术院。时间为1939年12月23日。泰戈尔主持开幕式，并致辞：“吾人欢迎足下为中国大文化之使者。君携来印度与吾人者则为精神上之同情，该礼品于无数世纪前已于我辈之先祖间发生联系矣。中国与印度共同分享过大文艺复兴之朝暾，即使今日政治上之沧桑，而其铭感难忘同志之光尚遗存无恙。”“真实文明之再生，不来自紧紧追逐于离间与毁灭之权力，而来自内在心灵之表现；如斯之表现，博大而常新，使在人类之大冒险中而亲友善邻。”“吾人于圣地尼克坦努力维持内在精神之了解，而其工作之完整则导之以理想与服务人类相系结，我人相信此殆亚洲贡献与文明也。足下以艺术之景象来予我人，并与以真理灵敏之吁请，则其将战胜惨绝人寰之环境必无可疑；足下之来游此，将增益吾人之力量，使得我人之从事底于完成。我以无限愉快，期待一于吾人之邻邦间有极浓厚亲睦之纪元到来，并以东方历史上之事实为依据，则其必能救我人全体出于近顷之黑暗也。 ”［4］20此次展出，西画的代表为《田横五百士》和《广西三杰》，国画则以《九方皋》和《巴人汲水》为代表。1940年2月中旬，徐悲鸿又在加尔各答举办画展，借印度东方美术学社 （The Indian Society of Oriental Art）为会场。出展的画件共有二百多幅，且印有画展目录，泰戈尔亲笔短序：“美之语言遍于宇宙，所不同者为发音有轻重。若求乎韵律与色采，则中国名画家徐悲鸿氏予吾人以旷劫之景象，不稍减损于地域上之优长，盖以其自身之经验而熔冶群英。”“余欢迎徐氏之画展，盖余欣赏彼之美术已流连忘返，余更相信彼诸爱好艺术者将从此获得丰富之灵感。当有意义之物象自身需企赏识时，言语且反为之障碍。是以，余揭卷此语言之帘幕，引诸来宾共饗此美之盛筵。”［4］22国大艺术院院长波士亦作有序，而开幕者则是泰戈尔之姪阿班尼衲啰?泰戈尔（Dr.Abanindranath Tagorl），现代印度第一大画家。其后，徐悲鸿去大吉岭小住三月，一是写画喜马拉雅山，二是为完成巨帧《愚公移山》。此时，巴宙则在印度联合省阿尔摩衲（Almora U.P.India）的群山间，翻译泰戈尔的作品。在通信中，徐悲鸿曾向巴宙提到拖鼻涕的尼泊尔 （Neple）：“闻二百二（音腻）古有女神，鼻拖鼻涕，鼻旁又生一瘤，故二百二人以拖鼻涕为美人。拖鼻涕有长而不拖者，于心滋戚。于是其女子盛饰其鼻，招摇过市，见者欣慕焉。”作画之外，兼作诗，题名《喜马拉雅山行杂诗》，也曾示以巴宙。其一：“无论千山与万山，裹粮襆被相追攀；有爱勿莱斯相待，忘却迢迢行路难。”其二：“花上九霄花愈浓，四围山尽白云封；向来惯识悠悠态，昧其滋嘘造化功。”其三：“几折峰峦自往还，往还总在翠云间；白云回护山中树，不管人来要看山。”其四：“已及苍穹入上清，和风习习透衣襟；二仪于此寄光采，莫忆海潮消长情。”［4］23

巴宙所译泰氏短篇小说，后结集为《泰戈尔小品精选》，由上海中华书局在1946年出版。书前冠《译者序》， 收录 《归去》《卖果人》《拉羊觉尔的老爷们》《信徒》《编辑》《夜》《邮政局长》《舅母》《自由》《碎环》共计10篇。

徐悲鸿在印期间，“国大”围绕丁玲的抗战独幕剧《不期而遇》（An Unexpected Reunion），曾引发一场风波。该剧原定于1940年2月14日晚上六时半，在“国大”演讲厅上演。时值二年级与四年级的学生将外出赴考，遂以此剧奉献。“全剧的出场人员共九位：三个日本兵，一个日本的情报主任，其余的是一位假汉奸，一位在中国军队方面的女政治工作人员，另外的三位是伊的同事，不幸成了某国人的俘虏，而再得相遇于那个临时的监狱之内。”［5］142国际大学犹太藉的英文教授安龙荪博士（Dr.A.Ason）为此撰写剧情说明，其文云：“我们选了这幕剧，不独是为了它那政治上的确性，而且是为了极人世间之大观。它代表着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一个小小微波，像这类的事情发生在日本占领区域内的村庄里正多着呢。我们演这幕剧并非想喻使人们对日本表示憎恨，不过我们真的想要对于那破坏人类生存与社会制度的战争与侵略的摧毁力量加以揭示。 ”［5］143指导员阿蒲特（C.Apte）请徐悲鸿在开幕前致辞。徐悲鸿的致辞简略扼要，由巴宙译成英文。兹录于此，可作徐悲鸿佚文观：“人类因完善其生活之理由，不免想克服自然；其中忽有许多强盗，乃以爱好和平之同类为对象！于是无端将世界造成一战场。为生活故，人人须学会作战；不管你要不要，爱不爱；因为吾人自己很有把握将自己的心，扩大到胸仅能容得下；并将灵魂，洗得像冰一般莹洁；但很难有办法，令强盗放弃他的职业！”“我们的遭遇，实是如此。我狠感觉荣幸，看中国新剧在此表演。顾名思义，以Santinketan而演战斗时期中名作家丁玲女士所作之剧，无疑的，是中国亲爱之友人，一种深切同情之表示；此乃吾人深为感激的。”“诸君将赴考场，而非战场；且不必将考试比之作战；但吾恭祝诸君，人人获得胜利。”［5］143然该剧在即将上演之际，却遭到日本学生贞木的反对。后经“国大”当局协商，删去个别字句，在推迟一个小时之后，最终得以上演。2月19日，巴宙详记这番经过，将其传达给国内民众。

20世纪早期，负笈求学印度者不乏其人，如金克木、徐梵澄等，归国后逐渐为学界熟知，至21世纪更是声誉日隆。而巴宙常年旅居海外，其治学虽精却僻，不但国人较少了解，即便在桑梓之地，绝大多数也从未听闻。笔者作上述介绍，希望能引起大家对巴宙的关注，并期待相关研究的展开。

[1]Karshna Hutheelng.家兄尼赫鲁 [J].巴宙，译.时事月报，1943，29（4）.

[2]巴宙.太戈尔的教育观[J].宇宙风（乙刊），1939（13）.

[3]谭云山.印度中文研究概观[J].巴宙，译.教育通讯，1942，5（7）.

[4]巴宙.海外一孤鸿：徐悲鸿在印度的一年[J].宇宙风（乙刊），1940（34）.

[5]巴宙.关于丁玲的《不期而遇》[J].宇宙风（半月刊），19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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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2）07-0147-04

熊飞宇（1974-），男，四川南江人，博士，重庆图书馆（重庆400037）中国大后方抗战历史文献中心馆员，研究方向为重庆抗战文学；唐伯友（1972-），男，四川内江人，硕士，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重庆市重大社科规划项目“巴渝文库”重庆图书馆承担部分“总目汇编”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