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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中劳动的异化与缓解
——韦伯与梅欧相关学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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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韦伯和梅欧都从理论上提出了缓解异化的途径。韦伯从新教伦理与新教徒的关系角度，认为新教伦理可为新教徒勤奋劳动、克勤克俭找到精神上的原因和归宿，为他们的劳动找到一种意义；梅欧立足于现实条件本身，从工人的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组织状况来探寻解决之道，认为人际关系方面的温暖可使工人在工作中获得一定的愉悦，从而在与劳动对象的斗争中恢复部分自由。

异化劳动；新教伦理；人际关系；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以工业化高效率的生产方式终结了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在物质文明建设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生产环境中的个体精神问题也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人的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对新教徒的影响和E·梅欧对人际关系学说的论述，可以看作是对缓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尝试。

一、新教徒和产业工人的异化劳动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异化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详细的论述。他对异化的基本阐述是劳动所生产的对象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人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做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立，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同时，马克思论述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首先，从生产结果看，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其二，从生产过程看，劳动行为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其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其四，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人与人相异化［2］。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举了一个关于计件工资制的例子。在劳动过程中，传统的工人无论是提高每件产品的工资还是减少每件产品的工资，工人的劳动产出量有可能都不会得到提高。工人们可能不是依据所获工资总量的多少来决定劳动量，而是以维持目前生活水平需要多少劳动来衡量。在这里，作为劳动者的新教徒面临的就是与其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产品成为与之相对立的东西，新教徒在劳动过程中得不到快乐，而是在无形中试图规避这种异化的程度。

梅欧霍梭恩实验中所关注的人际关系在工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在类似背景下提出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主要目的，而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基于传统的经济人假设所得出的科学管理模式中，是很难看到人的因素的地位的。在传统的模式中，人只是庞大的工业生产机器上的一部分，工人的感情不会被考虑进去，工人的想法更是不被计算在整个流水线上。工人所要做的只是生产，只是要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产品。他们工作的每一个步骤都被精确计算。这种精确和细化，使得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走得越来越远。那么，异化劳动的强烈程度是不是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如果是的话，资本主义将很快堙没在自己所设计的圈套中。梅欧说，处理技术的能力和处理人事的能力之间缺乏平衡发展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如果我们处理人事的能力能够一步一步地赶得上处理技术的能力，就不会发生又一次的欧洲战争［3］。显然，梅欧给出的答案也是否定的。

新教伦理是在为新教徒的勤奋劳动、克勤克俭找到精神上的原因和归宿，是要为他们的劳动找到一种意义；梅欧所讨论的人际关系学说则论证人的情感因素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劳动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两者都同异化劳动的缓解发生了关系。

二、关于异化劳动的缓解方式

无论是韦伯论述的天职观念、禁欲观念，还是梅欧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人的精神因素在物质世界的财富积累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都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高度。要想在劳动的异化中找到一个突破口，可行的一个方法就是使人感到，劳动从此再也不是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毫无意义的体力与智力付出，劳动产品从此也不再是束缚自己的外化对象。如果人在劳动过程中是持一种认可的态度，是怀着一种愉悦的情感在工作，把工作不是当成一种负担而是当成真正生活的一种方式，当成自己价值实现的一部分，那么劳动的异化就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一个有着积极工作态度的工人，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肯定更有益处。若是一个群体都对劳动和财富积累怀着一种使命感的话，那么这个群体身上慢慢就凝聚了一种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

（一）精神统治确立后的缓解

马克思在论述路德宗教改革时说，它打破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树立了信仰的权威；使人缓解了外在宗教的束缚，却将宗教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在熟悉韦伯的论证方式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人的精神世界的力量。韦伯强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题材足以摆脱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一些不足，他主张必须消除这样的看法，即：从经济变革中可以推断宗教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他也不打算用任何理论来代替它［4］。

面对沉重的物质世界束缚，新教教义中的天职观认为，经营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手段，并不是借着修道僧的禁欲来超越俗世的道德，而是有赖于切实履行个人生活岗位所带来的俗世义务，这是各人的天职。这样一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就出现了转变，即从已经异化的劳动，突然间转移到如何为神所喜。劳动在之前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人们在这一过程中毫无情感地投入体力，而现在劳动却有了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成为有利于救赎的手段。新教徒对救赎的强烈渴望，要远远大于劳动过程所带来的痛苦。通过这种观念，人开始在情感上亲近劳动，甚至开始主动追求劳动。这也就意味着，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其劳动产品的掌控，而获得了掌控自己的权力。之前是劳动产品的数量在逼着人劳动，而现在则是人主动追求生产更多的物品，因为这将是其尽职履行俗世义务的表现。在失去了对人的控制之后，劳动产品也就不再是其敌对的和外化的对象了，而成了人的劳动本身的目的。仅仅因为这一心理上的改变，劳动的异化就得以缓解。当然，客观上工人还是在生产很多的产品，但异化并不是以劳动量来定义的。

在天职观起作用的同时，另一个具有重要力量的观念也在新教徒的心灵中改变了他们的认知，那就是加尔文教派的预定论。这种观点认为，宇宙无一事不是上帝所预定的，上帝预定了谁将获拯救和谁将受摒弃，个人的善恶功行无法改变预定。现世教徒应该勤奋工作，因为个人成功可以使其确信其为被救之人，以驱散获救上的疑惑。这一教义导向的是一种禁欲主义。新教徒厌弃一切感官文化，因为这些都无济于成功，进而无济于救赎。这种禁欲主义使得异化劳动的痛苦不再被看得那么重要，因为新教徒对享受不抱兴趣。他们对于文化与信仰里的所有感官——情感要素，抱着绝对否定的态度，自然也就对体力付出上的快乐和痛苦不会投入太多关注，而减轻劳动的痛苦本身或许就意味着一种追求享乐，一种感官的欲望。异化劳动所带来的痛苦，在新教徒那里不再具有如此折磨人的力量，因为他们对这方面的注意少了。如果说天职观是从异化劳动本身产生的根源上转变态度，那么预定论所带来的禁欲主义则选择对这种异化的痛苦加以忽略。他们用一种近乎功利主义的方式去追求成功，去证明自己的被救以驱散获救与否的怀疑造成的个人内心空前的孤独感和疑惑。

韦伯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中对社会行为进行过分类，他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即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情绪的行为和传统的行为。价值理性行为总是一种根据行为者认为是向自己提出的“戒律”或“要求”而发生的行为。对它来说，越是无条件地考虑行为的固有价值（绝对的善、绝对的义务等），它就越不顾行为的后果［5］。新教徒基于天职观和禁欲主义的教义而在现世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价值理性行为。他们为了宗教的价值可以不顾后果，甚至抱有一种极端的自我牺牲的信念。但不可否认，他们这样去做肯定比不这样做更加愉悦。通过这样的教义，新教徒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异化劳动的缓解。

（二）重视人际环境带来的缓解

如果说韦伯所关注的群体是基督新教徒，那么梅欧所关注的则是在工业生产大背景下的整个普通工人群体。正如前面所说，基于经济人的科学管理模式忽视了人的情感因素，这种忽视越严重，人的异化劳动也就走的越远。梅欧描述为处理人事的能力在下降，即文明进步的黯淡面。不同于韦伯探讨的新教徒通过宗教信仰获得心灵超越，梅欧立足于物质世界的现实条件本身，从工人的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组织状况来找到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

在霍梭恩实验中，实验者首先通过改善工人的福利条件，使工人可以获得奖金，同时安排合理的工作休息时间，缩短工作日，让工人减轻工作的单调性。最后得出改变监督与控制的方法能改善人际关系，能改进工人的工作态度，促进产量的提高的结论。但这种方式的着眼点仍局限于物质条件的改变，而这在物质对人性疯狂的侵蚀中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工人的处境，物质在这里仍掌握着对人的主导权，工人工作过程中的愉悦和积极是非常有限的。真正要从大的方面转变工人的态度，还得继续寻找出口。

接下来进行的实验则在一个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异化劳动状况。在访谈实验中，研究人员具体了解了工人的怨言及其根源，认识到管理人员应该了解工人的个人问题，倾听并理解工人，在与工人相处时更为关心他们，这样能够促进人际关系的改善和职工士气的提高。在群体实验中，研究者认为，工厂中自然形成的非正式组织（群体），对内会控制其成员的行为，对外则为了保护其成员，对工人的态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换言之，工人在这一群体中找到了归属感，在其非人格化的工作中找到了一个包含情感因素的归属。在劳动的异化过程中，工人彻底失去了对其情感的控制权，不得不变得如同机器一样冰冷，人性面临泯灭。人际关系学说则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唤起了这种人性，工人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其个体的地位，不再是模式化流水线上的简单部件。工人的个人问题在访谈中会得到重视和理解，他们的情感得到了倾诉和宣泄，负面情绪的释放无疑会影响到工作的态度。同时，工人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理解，他们的个人情感被重视，重新和机器区别开来。劳动产品所带来的人与人性的剥离从另一个层面得到缓解，工作重新变为工作本身，即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必须面对的折磨。同时，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使工人的孤独感得以缓解，工人在非正式组织中同样找到了自己的个性。在这个组织中工人的情感得以寄托，组织的力量所带来的心灵上的温暖减轻了异化劳动的痛苦程度。这些都意味着工人重新获得其个性。虽然不像新教徒那般从内心认可劳动以获取救赎，工作氛围中人际关系方面的温暖还是使工人在工作中获得了一定的愉悦，在与劳动对象的斗争中恢复了部分自由。

不同于韦伯所论述的新教徒对异化劳动的缓解，梅欧的人际关系学说更像是一种迂回的缓解。工人仍然要面对劳动，并且没有对劳动本身形成一种使命感的认可，但是，工人的情感因素在劳动过程中得以确立，异化劳动不再完全掌控人性，人性以另一个方式得以恢复，在与异化的斗争中取得了另一种形式的缓解。

三、结语

无论是韦伯阐述还是梅欧的迂回，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异化劳动矛盾。相较于韦伯，梅欧的理论在适用上有着更为广泛的人群。他们的方式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作用，但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固有矛盾，其存在和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至于从根本上摆脱其控制非常困难。然而无论如何，两者的论述仍不失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缓解异化的重要尝试。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67-268.

[2]杨淑琴，肖爱民.浅谈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3]E·梅欧.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M].费孝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37.

[4]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50-151.

[5]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57.

F014

A

1673-1999（2012）07-0006-03

房文博（1993-），男，安徽砀山人，西北大学（陕西西安710127）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学生。

2012-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