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军

阿诺德《评荷马史诗的翻译》的“醉翁之意”

袁晓军

联系英国当时的社会状况，考察马修·阿诺德《评荷马史诗的翻译》的写作意图。认为阿诺德是借助翻译批评，表达他对当时英国国民精神空虚的不满，维护经典的地位，实质上是在进行文化批评。

《评荷马史诗的翻译》；写作意图；翻译批评；经典地位；文化批评

许多学者从翻译角度对马修·阿诺德的 《评荷马史诗的翻译》进行了探讨。大多认为阿诺德所评的是翻译技巧及原则问题，认为阿诺德的这篇文章“是翻译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1］。也有学者从文学与文化批评角度来考察这篇文章，认为阿诺德“呼吁整个英国要更重视全面发展而非纯粹对物质利益的追逐”［2］。笔者认为，阿诺德的《评荷马史诗的翻译》并非纯粹意义上的翻译批评，更重要的是表达他对当时英国国民精神空虚的不满，是对经典回归的一种呼吁，是其“文化救世”主张的前奏曲。

一、表达对精神空虚的不满

19世纪中叶的英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高度繁荣期。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中期，随着反谷物法的胜利，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彻底确立了自由贸易原则，自由资本主义由此进入鼎盛时期。公路的建设、运河的开凿、铁路的修筑，为英国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英国经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1851年伦敦博览会的举办、水晶宫的修建都成为英国经济繁荣的标尺。英国也因此一举成为世界经济的 “领头羊”，其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在工业革命前，每1000年人类的生产能力才增长一倍；而在工业革命以后，生产能力则几倍翻番。”［3］221英国的生产能力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加工厂”。伦敦博览会和水晶宫也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物质进步和自满意识的生动写照”。整个英国留给世人的印象就是“这样一个贵族国家却成功地养活了它的人民”［3］270。

与高度繁荣的经济相比，英国的精神文明却明显滞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精神文明未跟上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步伐。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优越的生活条件挡不住精神信仰支柱的坍塌。科技的发展、公路和铁路的修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中产阶级的“自由竞争”逐渐取代了“骑士精神”，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英国人搭乘他们高速发展的经济快车，却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方向感。因此，维多利亚时期是“经济繁荣，精神抑郁”［4］。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社会秩序渐趋混乱，传统文明也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人们饱含热情、争先恐后地投入到改革的浪潮中，一心一意地去解决问题，不遗余力地进行物质生产，而伴随他们的是“一股狭隘的岛气”［5］。他们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是世界强国、世界工厂，瞧不起欧洲大陆各国，对外来事物尤其是法国的宗教和政治制度都保持高度警惕。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对英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高颂赞歌，也有许多人对英国的这种状况大泼冷水，卡莱尔、阿诺德和罗斯金就是其中的代表。阿诺德对英国社会重物质轻精神的状况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并提出以“文化”的原则来解决当时英国所面临的精神缺失问题。

《评荷马史诗的翻译》就是这种批评的代表，表达了对丰裕物质条件下精神空虚的不满。在阿诺德众多的批评作品中，这篇文章可谓独树一帜，他之前和之后的评论作品都没有与翻译有关的内容。阿诺德为什么拿翻译的问题来说事？他在文章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讨论翻译技巧和风格，表面上看是批评翻译，实质上是对文风的批评，也是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批评。“无论阿诺德如何谈论风格，他都在谈论社会。”［6］他想要改变的是英国社会的那股“狭隘的岛气”，那种自以为是、随心所欲的风气，而这种风气也恰恰带进了荷马史诗的翻译之中。因此，他说英国人“一旦得到了自由，便忘乎所以的自由行动起来；人们不能恬静地观察事实，也不能恰如其分地描写景物”［7］。

二、呼吁回归经典地位

在阿诺德眼里，荷马即经典。柏拉图借其师苏格拉底之口说过，“荷马真是一位最伟大、最神圣的诗人”。柏拉图处在希腊文化由文艺高峰转到哲学高峰的时代，而“在此前几百年中统治着希腊精神文化的是古老的神话，荷马的史诗，较晚起的悲剧喜剧以及与诗歌密切关联的音乐。这些是希腊教育的主要教材，在希腊人中发生过深广的影响，享受过无上的尊敬”。“荷马的确是悲剧诗人的领袖”［8］。阿诺德推崇希腊文化，自然就把荷马奉为经典。而阿诺德本人，也是“唯一在其有生之年称为经典的英国人”［9］。这也从侧面说明，他是以经典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种“经典”对“经典”，可谓“英雄惜英雄，好汉爱好汉”。由此，荷马对阿诺德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他说：“从未读过荷马的人就像是一个从未见过海洋的人。”［10］

了解荷马在阿诺德心中的地位，就不难理解他把荷马史诗的翻译作为批评切入点的原因。基于对荷马的推崇，基于对经典的推崇，阿诺德容不得那些荷马史诗的译者们对荷马史诗进行“自由地”翻译。在阿诺德眼中，“荷马是特别敏捷轻快的，荷马是明白清晰和直截了当的，荷马是特别崇高庄重的”［11］。从《评荷马史诗的翻译》的开篇即可看出阿诺德的这种担心和焦虑：“对经典文学的学习（情况）是每况愈下”［12］。 用现在的话讲，当时的英国也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快速增长，执政党不断更迭，各阶级力量此消彼长，人们只争朝夕地发展生产，所有的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人文和文学经典的地位。换言之，社会并没有因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带来精神文明的快速进步。在此种状况下，以阿诺德为代表的一批文人自觉担负起建立社会秩序的责任，如卡莱尔的英雄主义贵族路线、边沁的功利主义和罗斯金的中世纪艺术复兴等。而阿诺德则试图以古希腊文化为核心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他的“这一思想给维多利亚人注入一剂兴奋剂，艾略特和利维斯，至今仍在影响我们。”［13］

选择荷马史诗的翻译作为批评的切入点，不仅凸显阿诺德对经典的推崇，也反映出他对日益衰落的经典地位的担忧。阿诺德在文章中对几位译者的批评，表面上看是一种翻译批评，是探讨翻译技巧和原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这只是阿诺德的一种策略，其真实目的是唤醒人们对经典的重视、对文化的重视。维多利亚时期物质上的丰裕不能掩盖人们精神上的空虚，反映在文学或文化领域，就是对文学经典的忽视。考察学生在校学习经典的情况即可窥豹一斑。拉格比公学“开设的不是传统的以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主的课程），取而代之的是重点培养具备现代气息能力的课程”。作为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私立学校，拉格比的课程设置却明显地弱了经典的地位。阿诺德目睹这一状况，其心之急切、之痛苦可以想象。阿诺德对经典所寄予的希望之大可以理解，因为“没有人比阿诺德更了解经典”［14］。阿诺德至今仍为众多学者所提及，也说明他的思想和作品对英国社会和世界文学所做的贡献。他在英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是无法绕过的重大问题［5］。“他坚守经典立场并使经典在一个变得几乎毫无意义的时代恢复了它的意义”［15］。正是由于阿诺德的这种见解和努力，才使得经典问题得到了重视。我们回头再品《评荷马史诗的翻译》，就能较为明显地感受到这并非纯粹意义上的翻译批评。

三、借翻译批评之名，行文化批评之实

阿诺德的翻译批评是其文化批评的前奏曲。从时间上看，阿诺德的《评荷马史诗的翻译》涉及的几个讲座，是在1861年和1862年进行的。而“60年代是（阿诺德的）文学批评和社会、政治批评时代”［5］，他的文化批评的作品也集中于19世纪60年代。从批评的目的来看，阿诺德一开始就表达了对经典被忽视的担忧。他维护的是原汁原味的经典，而非翻译技巧和原则。阿诺德对古希腊文化的“情有独钟”源于他对经典的热爱，“阿诺德更像一个有教养的希腊人”［16］。因此，希腊经典理所当然地成了他的经典。荷马这样的经典在翻译的过程中遭受曲解，在他看来更多的不是翻译方面的问题，而是对待经典态度的问题。荷马史诗的译者有作家也有诗人，在阿诺德看来，他们对待经典尚且如此，况他人乎？

阿诺德的经典“情缘”贯穿于他的文化批评中。在他看来，经典的就是希腊的，希腊的就是经典的。因此，他的经典情缘也可以看成希腊“情缘”。他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不止一次提及“希腊”、“希腊人”和“希腊精神”，甚至有单独的一章“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来说明希腊精神的精髓：“希腊精神能以思想清晰、洞察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美，为人所能取得的伟大而宝贵的成就。”［17］希腊精神在阿诺德心中就是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这又一次回到对待经典的态度问题上。阿诺德认为荷马史诗的那些译者并未以清晰的思想认清荷马的本质，他们也不可能原汁原味地翻译荷马的作品。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取得伟大而宝贵的成就。正确对待经典，正确对待希腊精神，以文化来达到社会的和谐和完美，这才是当时的英国人应当采取的态度。当时的英国人只顾低头拉车，并没有太多的机会抬头看路，并未真正理解阿诺德的用意。因此，他们才有这样的感慨和反对意见：“阿诺德不应该越出自己最在行的诗歌创作或文学批评，浪费了自己的才华。”［5］阿诺德真的浪费了自己的才华吗？如果考察一下阿诺德对英国教育的贡献以及他的批评对英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对阿诺德来说是“失之东隅”却“收之桑榆”。他创作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都不及他批评方面的作品。“他首开传统先河，找到了审视通俗文化的具体方法，找到了把通俗文化置于文化这个大范畴进行研究的具体方法。 ”［18］

阿诺德翻译批评的真实目的，就是借翻译批评来达到他宣传文化救世主张的目的。文化批评也好，政治与社会批评也罢，其思想的建立，体系的形成总要有切入点。对于阿诺德而言，翻译批评就是其文化批评的切入点。阿诺德批评荷马史诗的几个译本，真实意图并非批评翻译，也并非想与纽曼在翻译方面进行论战。纽曼对他讲座的回应，对于阿诺德而言可有可无。他进行批评，不需要你来我往式的较量，而是一种提醒、警示和呼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经典，警示人们对待经典要有正确的态度，呼吁人们在追逐物质文明的同时不能丢失面临崩溃的精神文明。在工业革命后，英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作为文人的阿诺德也感受到了这种危机。如何拯救处于危机中的英国？阿诺德给出的答案是文化。这恐怕也是阿诺德发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原因，它“全文的意图是大力推荐文化，以帮助我们走出目前的困境”［17］。由此看来，他的翻译批评是文化批评的铺垫，《评荷马史诗的翻译》是借翻译批评之名，行文化批评之实。

阿诺德发表《评荷马史诗的翻译》已有150年之久，现在不少学者将其纳入翻译的范畴进行研究。但通过考察其出炉的社会背景，分析其批评的目的，就不难发现，阿诺德在讨论翻译的同时把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抛了出来，即对待经典的态度，而其实质是唤醒那些只顾追逐物质利益的人，警示那些只顾埋头苦干的“实干家”。“醉翁之意不在酒”，阿诺德《评荷马史诗的翻译》的“醉翁之意”，在于对摇摇欲坠的经典地位的奋力维护，并由此吹响了他文化批评的号角。

[1]张今，张宁.文学翻译原理：增订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37.

[2]李振中.追求和谐的完美：评马修?阿诺德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70.

[3]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221.

[4]赵一凡.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9：582.

[5]韩敏中.译本序[M]//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北京：三联书店，2002.

[6]Trilling Lionel.Matthew Arnold[M].New York:Meridian Books,1955：154.

[7]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8.

[8]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2,269,54.

[9]Arnold Matthew.Selected Letters of Matthew Arnold[M].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3:259.

[10]Stanley Carleton.Matthew Arnold[M].Toronto: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38:35.

[11]Arnold Matthew.On the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 and On Translating Homer[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02:149.

[12]Essays by Matthew Arnold:including essays in criticism,1865,On Translating Homer(with F.W.Newman’s reply)and five other essays now for the first time collected[M].London:Humphrey Mil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5:245.

[13]肖滨.马修·阿诺德的古典主义[J].外语学刊，2010（3）.

[14]Paul Herbert W.Matthew Arnold[M].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20:164.

[15]Perkins David.Arnold and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J].ELH,1951,18(4):309.

[16]Long William J.English Literature:Its History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Life of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M].London:Ginn and Company,1919:545.

[17]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论政治与社会批评[M].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116,208.

[18]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2.

H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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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2）07-0126-03

袁晓军（1975-），男，河南叶县人，硕士，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淮北235000）外语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文化。

2012-01-29

淮北师范大学2009年青年科研项目“马修·阿诺德翻译批评的社会功能研究”（700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