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珍

（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处，安徽芜湖，241003）

《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三部作品反映了三个世纪清醒文人的反思与探索。文化记忆与文化现状的巨大落差使吴敬梓、曾朴、钱钟书无法保持沉默和熟视无睹，他们用自己犀利的笔锋暴露和讽刺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他们反省与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重塑知识阶层角色及其理想出路，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恨性，他们多有着悲观的文化关怀，并不能乐观地揭示未来。所以，他们的作为只是在清醒地批判。

三部小说对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追寻的结果是：中国人既不可对于儒家传统思想过于迷信，但是也不能完全舍弃；而对于西方文化也不能完全采取拿来主义，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作者们也在追寻共同的答案——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应该何去何从？国家的命运和知识分子的出路又在何方？

一、儒学衰微与文化省思

以儒家文化为主流而构建的传统文化，讲求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一致性与和谐性，它曾激励中国历代士人承载着社会责任心与使命感，使其永葆达则兼济天下的热情。而且这一精神渗透进了士人们的日常文化心理及行为方式之中，框定了中国传统士人的形为范式。

那么，个体人格道德的完善又将如何转变为群体的社会事功？显然，“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是这一转变的有益桥梁，是隋唐以来文人儒士们修身治国理想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