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浅论袁宏《后汉纪》与范晔《后汉书》史学思想之异同

杨俊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是众家后汉史书中完整地流传至今的两部，尽管同述后汉历史，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存在诸多不同，如撰述旨趣、史论与史识、历史编纂思想、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以及对佛教的态度等。

袁宏；范晔；史学思想；异同

《后汉纪》30卷，编年体东汉史，东晋袁宏（328—376）撰。《后汉书》130卷，纪传体东汉史，南朝宋范晔（398—445）撰。袁宏《后汉纪》与范晔《后汉书》，是众多后汉史书中，得以流传且保存较为完整的两部，“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1］袁宏和范晔生活的历史时代相距不远，但二人的史学思想却存在异同。

一、撰述旨趣

袁宏《后汉纪》的撰述旨趣是“通古今而笃名教”。他说：“夫史传所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袁宏编纂《后汉纪》的目的就是“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2］即通过“通古今”的这一手段，达到“笃名教”的初步目的，进而实现“弘敷王道”的最终理想。可以说“笃名教”是袁宏《后汉纪》的灵魂。袁宏把史学的作用归结为六个字，即：“通古今，笃名教。”也就是说，史学的作用就是，通过总结前代的政治得失与经验教训，进而阐明“明教之本，帝王高义”，为维护当时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服务。袁宏认为“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