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延华

（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南充，637009）

爱尔兰戏剧大师贝克特在20世纪中叶创作了一系列反应战后西方精神困惑的荒诞剧，仅从创作年代上看，这些戏剧跟西方神话似乎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如果从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互文性理论出发，仔细考察贝克特戏剧（以下简称“贝剧”）的生成背景和主题思想，就会发现贝剧在这两方面都和西方神话存在密切的互文关联。这种互文关联说明了贝剧的“二度叙事性”，同时也在看似荒谬的剧情中孕育了一个潜伏的第三空间。

一、互文性与“二度叙事”

要分析贝剧中的“二度叙事性”，我们需要从发掘互文性理论与“二度叙事”的密切关联开始。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M.M.Bakhtin）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特色的过程中，因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融合着众多各自独立而不同的声音和意识的对话这一文学“多声部”现象后，在自己的文艺批评实践中提出了“复调”理论和“对话”原则，将一个文本中的种种表达看作是多种声音“狂欢化”的结果，倡导对文本进行互动理解。受巴赫金这一见解的启迪，尚为学生身份的克里斯蒂娃于1966年在当代法国思想界的先锋人物巴特（Roland Barthes）的课堂上率先使用了“互文性”这个自创的术语，并在1968年“如是”小组出版的论文集《整体理论》（Global Theory）中正式推出这一概念，随后又在《文本的结构化问题》（Problèmes de la structuration du texte）中给“互文性”下了定义——“我们把产生在同一个文本内部的不同文本间的互动作用叫做互文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