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朝霞

(大连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1)

塞缪尔·亨廷顿和弗朗西斯·福山的争论，使得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理论界备受关注。福山的核心观点为文化是可以改变的，世界各国迟早都会走向西方式的民主，虽然在此过程中一些国家会由于缺乏与文化相关联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性条件而遭遇许多困难与挫折。而亨廷顿则确信冷战的结束使各国摆脱了意识形态认同，在经历一阵纷乱之后会重新回到对传统文明的认同[1]。世界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多极和多文明的格局，文明的冲突将成为把握未来一个时段内国际政治的新范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亨廷顿和福山的观点可能将在未来若干年内长期掌握西方国际关系讨论的话语权。

正如亨廷顿所说，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我们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不愿失去自己的文化符号，都不愿意沿着福山所预设的轨道前行，但又不固步自封，拒绝西方民主文化的先进成分，我们需探索出与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文化策略。

一、提高本土政治文化的吸收能力

对于亨廷顿来说，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坚硬的内核，这个内核是不可打破的，也是无法根本改变的。由此，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非西方国家可能会发生民主化，但绝对不可能西方化，亨廷顿的推理实质上是透露出他对西方霸权丧失的担忧与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