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的《天问》注释特色——以洪兴祖、朱熹、杨万里三家为考察对象
2012-08-15黄建荣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4期
韩 锋, 黄建荣
(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江西抚州 344000)
关于宋代的《天问》研究,古今学者少有综合探讨。迄今为止,虽有王长虹先生对洪兴祖和朱熹二人的《天问》研究成就及思想、体例上的差异作过简要评述[1]21-23,然他并未涉及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一书。本文试从训诂学的角度出发,以洪兴祖、朱熹、杨万里三家注本为例,分别考察他们在《天问》注释上的特色。
1 洪兴祖《楚辞补注》的《天问》注释特色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可看作是对汉代王逸《楚辞章句》以来千余年《楚辞》注释和研究的一部总结性注本,自成书以来就受到历代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洪于是书,用力亦以勤矣”[2],朱熹注《楚辞》也多引其说,《四库提要》赞其“于《楚辞》诸多注中,特为善本”[3]1975。
洪兴祖作《楚辞补注》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洪兴祖因晚年触犯秦桧而被贬职,对屈原的遭遇及其作品的主题产生同情和共鸣。如他在《离骚后序》中所言:
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余观自古有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4]50。
朱熹对这些话评价甚高,认为“洪氏之论,其所以发屈原之心者至矣”[5]240。
其次,是洪兴祖想对自王逸以来流传的《楚辞》版本进行整理和校订。《楚辞》在从汉到宋一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错讹的现象非常严重,《楚辞补注》以补充王逸注本为出发点,参校善本、异本近二十种,其中有许多本子均已久佚,如贾逵的《离骚经章句》、马融的《离骚注》、郭璞的《楚辞注》、皇甫谧的《参解楚辞》、徐邈的《楚辞音》、王勉的《楚辞释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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