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东升

1978年3月16日，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的文章。文章说：“十年（通常是小学六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笔者注）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这引发了人们对语文教学问题的反思。自此，语文教学便和“高耗低效”连在了一起。九年之后的1987年，上海的《语文学习》杂志针对“高耗低效”，抛出了关于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鸣与讨论话题，这一争论持续了近十年时间，至1996年基本上画了句号。句号以“语文是一门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学科”结论画完后，1997年，《北京文学》就刊发了一组“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专题文章，又掀起了对语文教育“高耗低效”现状和弊端的讨论热潮，其间《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等报刊陆续登载批评语文教育的文章，洪禹平先生更是爆出了“误尽苍生”的惊人之语。又是九年之后的2005年，南开大学文学院徐江教授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了题为《中学语文“无效教学”批判》的万言长文，文章说，过去乃至新课改当下的语文教学与其说是“低效”的，不如干脆说是“无效”的。这一结论像一座大山，把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压得抬不起头来。七八年时间过去了，语文教学还会迎来新一轮的大讨论或大质问吗？还会说“高耗低效”吗？

笔者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时刻关注着语文教学的内容、方法和效果，或许还不够全面、深入地了解语文教学的现状，但总觉得，如果还以“高耗低效”来描述当前的语文教学，恐怕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