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梅

中国古代领略过漂泊流浪的人很多，有的是为政治理想，有的是为功名利禄，有的是为怀才不遇，有的是为遭贬流放……儒家学派与道家学派是不赞同远行的，他们都是“安土重迁”思想的捍卫者，之后的陶渊明、刘禹锡等将这种思想执行得最为彻底。在众多文人中，将远行当做目的，将流浪当做终归的人首推李白，在这些人当中，最充满生命矛盾和哲学悖论的人也首推李白。

中国文化已有了太厚太深的沉淀，影响了它自身的运转力度，每一次的进发都步履维艰。李白一来，他的热血融进了大唐的体温和酣梦，他内外固执的浪漫使大唐王朝文化飘香千年。

大唐王朝的背影已经模糊，凡尘掩埋的岁月里，一个坚强的灵魂还在执着地流浪。李白，一个永远告别熟悉、拥抱陌生的文人。

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曾说：“我们行走在路上的时间太久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出发的理由。”李白经常出发，经常漂泊，经常流浪，有上面的理由，但或许，是悲悯万物的情怀逼迫他远行，去寻找可以大济苍生的权柄；或许，是腰间短剑的锋芒，渴望江湖风雨的磨砺；或许，是明君贤臣的梦想，驱使他开始红尘中的流浪……但是，为下一段不知道的路出发，为下一段的陌生而流浪，或许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

仗剑出川，有着明显的原因；赐金放还，有着正当的理由。但李白一生漂泊流浪却无法找到最准确的说辞，他没有归宿性目标，或许，永远行走就是理由；或许，永远流浪就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