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翠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3）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对女性自我的探索贯穿其整个创作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自我的不同类型构成了女性自我镜像的几种基本形态，而从“女性自我”类型角度考察女性的自我意识的发展，是有效触及女性作家本人及女性本质特征的角度，是女性作家主体对自我、对饱含自我生命体验的一种叙述。

1 社会视域中的女性自我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女性尽管己经享有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等多方面的权利，但是她们的出路依旧异常狭隘。德拉布尔本人对妇女约定俗成的社会角色深有体会，她代表女性发出了疑问，她说，“我发现许多妇女正在经历完全相同的过程。它令我惊奇：妇女的工作自由和生儿育女使她们同时充当两个角色而精疲力竭。”社会要求女性做一个“贤妻良母”，安守本分。女性自身受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已经逐步觉醒，女性普遍经历着角色分裂之痛，性别与事业的矛盾冲突让她们疲惫不堪，德拉布尔在早期的创作中十分关注这一主题。贝蒂·弗里丹清醒地看到了社会强加于妇女的贤妻良母的职责，称之为“女性的奥秘”，她认为女性的角色是由社会塑造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在妇女成长过程中，她们已经不再能够认识到她们本来具有被女性奥秘禁锢了的愿望和才干。但是，这种奥秘并不是在短短几年内被局限在某个民族之中，二是原因不明地扭转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趋势。”这种“奥秘”把妇女禁锢在家庭这一狭窄的天地里，日常永无止境的细碎繁琐的家务消耗了她们的青春年华，也消磨掉了她们的自我。当妇女隐没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事业，承担社会赋予她们的职责之后，她们痛苦地发现自己的生活没有目标，失去了意义，迷失了自我，内心深处极度空虚，充满了绝望感。

德拉布尔描写了处在社会视域下的女性的抉择和她们的苦痛，这些女性无论个人的才情、能力怎样，都不得不接受社会排定给她们的角色。《冰雪时代》中的埃莉逊美丽动人，在演艺事业如日中天之际离开了舞台。因为第二个女儿莫莉出世就得了严重的急惊风，成了残疾，埃莉逊离开舞台，开始替“残疾儿童协会”工作，到处募捐基金，二女儿莫莉带走了她全部的母爱。但是埃莉逊演艺圈的朋友们私下里都猜测埃莉逊的行为并不是出于行善的目的，认为她从事慈善事业可能是出于某种自我惩罚心理，或是不可告人的犯罪感，更有甚者认为这与她的丈夫唐奈尔有关。因为自从莫莉出生后，唐奈尔的事业就一直不如埃莉逊，唐奈尔的怒气在公共场合也很难克制。“也许，为了做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埃莉逊才决定急流勇退，不再竞争了。”从小说的描述中能看出莫莉的出生和残疾，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埃莉逊的错误，甚至埃莉逊洋溢着母爱的举动也被扭曲。埃莉逊的演艺事业发展得比丈夫唐奈尔好，也成了埃莉逊不得不离开舞台的原因之一。多年来约定俗成的传统观念认为男性一定要优于女性，女性可以谋求一份工作，但在男权中心的社会文化中，女性即使从事了工作也还是得面对无处不在的审视：女人，你能干得和男人一样好吗？丈夫唐奈尔的怒气和朋友们的猜测都表明了女性“第二性”的事实，女性被迫保持缄默，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女性回归家庭充当“贤妻良母”才是社会所认同和期望的。

《空床日记》中坎迪达·威尔顿一毕业就嫁给了安德鲁，养育了三个孩子。丈夫安德鲁是霍林豪斯学校的校长，信托基金机构的执行董事，长相英俊，事业有成，见多识广，是个大家公认地大好人。坎迪达婚后没有外出工作，在家相夫教子，所有人都觉得她家庭幸福，能得到安德鲁是她的幸运，甚至起初她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人到中年的坎迪达却觉得疲惫不堪，她痛恨丈夫，一直到离婚后再回忆起来也依旧只有痛恨。坎迪达充当了社会要求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夫唱妇随”跟着安德鲁，成为丈夫的附属品，成了一个缺少个性，精神压抑的女人，尽管这个女人曾经接受过良好教育、热爱希腊神话、充满梦想，但是在婚姻生活中她仅仅是成为某个人的妻子，一群孩子的母亲，她失去了个性，失去了自我，像曾经芳芬的玫瑰，却在家庭婚姻的操劳中凋零不堪，因而离婚后解脱的感觉让坎迪达觉得十分刺激。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出路依旧狭窄，她们还是要走进婚姻的鸟笼、结婚生子，成为一名标准的家庭主妇，因而她们感到困惑与迷茫。毫无疑问，社会依旧是男权的社会，历史也还是男人的历史，作为社会中的“他者”，女性在社会中的“客体”地位由来已久，她们一直被认为是“第二性”，德拉布尔借由坎迪达的故事揭露了这一事实。

《磨砺》中罗莎蒙德的姐姐比阿特丽斯牛津大学毕业，被父母教育成独立的，自以为与任何活着的人完全平等的人，然而结婚后被丈夫带到中部地区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养了三个孩子，内心的感觉早就被枯燥乏味的家庭生活和抚育三个孩子的刻板家务冲淡了，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女性忙着操持家务，美好的青春岁月在日复一日地给孩子清洗尿布、为家人料理饭菜和打扫房间中流失，同时迷失的还有女性的自我。

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指出“由妇女杂志、广告、电视、电影、小说、专栏文章和专家论述婚姻、家庭、儿童心理和性调节的专著，以及社会学、心理分析学的普及者等共同创造出的这种形象，形成了现代妇女的生活模式”，社会视域中的女性被赋予贤妻良母的形象，女性为了丈夫和孩子，为了家庭牺牲个性和追求，对国家大事、时事政治漠不关心，使女性自我和成长的潜能被压抑在重重社会模式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悲剧。

2 性别视域中的女性自我

2.1 男性视域中的女性自我

传统的父权文化将女性看成是天生的弱者，天性被动，千百年来，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她们一直被排除在社会主流文化之外，作为人类的另一半，却无法撑起本属于自己的天空，她们是一群在男性话语操纵下的被命名者。由男性话语和男性视角去界定女性是一种纯粹的性别文化的建构。“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贤妻良母”、“夫唱妇随”显然是男权文化的中心话语，是一种强加的社会判断，是男性价值体系的反映。

《空床日记》中坎迪达婚后相夫教子，没有职业，她从来没有自己挣过一笔钱，但是她每天忙碌个不停，家务等琐碎的事都需要她操心；甚至在丈夫安德鲁学校的工作人员生病不能工作时，她还得临时替代，并且没有任何报酬，大家都认为她可以而且应该临时来帮帮忙。作为“家中天使”，坎迪达被要求勤劳、善良、顺从、具有奉献精神，她沉浸在“贤妻良母”和“家中天使”的角色中没有自我，对婚姻毫无条件的牺牲被社会和男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离异后坎迪达在日记中对婚姻生活的片段作出了回忆，她说自己似乎并不适合去做什么事，却又什么事都承担了，有时去教教基础法语，有时却又要去填补宗教知识课的空缺，或者监督学生们的晚自习，她还常常去做些监考的工作。不可思议的是坎迪达甚至还去教过体育课，并且为曲棍球比赛当过裁判。“我就像一位老式医生的妻子，或是一位牧师的妻子。一旦哪儿需要我了，我就会出现在哪儿。现在，他们不需要我了，我也就不在那儿了。”她做了很多，但是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任何报酬，因为她是校长安德鲁的妻子。丈夫在家宴请客人时，坎迪达精心制作了红烩牛肉，仅仅因为细节上稍有瑕疵，安德鲁便无所顾忌地当众讽刺挖苦她，让坎迪达脸红尴尬而无地自容。这里“厨房”更像是一种象征“束缚”的意象，它极大地限制了女性对自我的认知与寻找。在家庭中女人得“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必要时还得充当男人的脸面，坎迪达充当的角色既是贤妻良母，还得是“家中天使”，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天使”不是一尊塑像，她也曾年轻过，梦想过，曾经是个有自己的个性的女人，“天使”是男性强加的光环，是满足男性欲望的客体。

珍妮特·米尔格朗是坎迪达的老同学，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子，可惜嫁了一个嗜酒如命，并最终死于酗酒的农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珍妮特·米尔格朗是个受尽折磨的妻子，现在她仍旧与女儿女婿住在林肯郡的丈夫的农场里，在那里，“她的丈夫劳作过，也毒打过她，后来死了。”大家都认为珍妮特·米尔格朗似乎是命中注定要过稳定幸福的婚姻生活的，因为她的丈夫迪克·佩里给人感觉是个头脑清醒、正常勤劳的人，他对珍妮特的暴力不是任何人能料想到的。丈夫作为权威的存在决定了珍妮特的生活是个悲剧，曾经甜美的珍妮特现在成了一个块头很大的普普通通的乐天派女人，魁梧粗壮，圆脸双下巴，卷发灰白，挺个啤酒肚子。珍妮特嫁了个粗鲁的丈夫饱受折磨，坎迪达嫁了个各方面都很出色的丈夫，也以离婚而收场。

像坎迪达一样在婚姻生活中失去自我，放弃个性，思想日益贫乏，期待从别人的赞许中来寻求和证实自己的女性还有很多，人往往为了不再感到孤独和焦虑，放弃自己独立的个性来适应现实。尽管时代在向前发展，女性努力去冲破社会和男性铸就的樊篱，不断作出各种形式的反抗，但是还有很多坎迪达、珍妮特式的女性，她们在婚姻中成为男性的附庸，成了一个个符号，找不到自我。总之，“家中天使”是一个异化的女性自我的形象，是传统的社会规范、男性文化对女性的规范和约束，以及女性对这种压迫的自觉臣服，并将其内化为女性自主的要求和自觉行动的后果。

2.2 女性视域中的女性自我

德拉布尔对女性生命本体意识进行了深入独到的探索。女性生命本体意识，是指“女性独特的生理体验、生命欲望、性意识乃至整个女性生命流程”。作家女性文学意识的自觉也是一种文化意识的自觉，在探索女性意识过程中，德拉布尔把女性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历史的创造者加以塑造，把她们打造为“不可缺席”的在场者，从而，她不仅能够以自身在场的体验诉诸于小说中女性的在场体验，而且还能够以一个创作者的视角，冷静地旁观女性的命运和价值，使女性意识的表达更具有客观性。

我们仍以《空床日记》为例来阐述这个问题。坎迪达在发现自己的婚姻处于一种可悲境地时，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放弃婚姻，这对一个从学校毕业就进入婚姻，从未有过独立生活和经济收入的中年女性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对自身地位命运的内省。坎迪达自己用写日记的方式进行了反思，对于自己没有努力去找工作作了思考，认识到自己也应当更加卖力地去工作，自食其力，觉得她的朋友朱莉娅花自己挣来的钱买自己的东西，并为此感到骄傲是对的，“我有点认为我根本不应当接受安德鲁的任何钱了，更不要说一年几千英镑了。我知道法律并不这么看待这个问题，我所谓的朋友们也不是这么看待，但是，我感到靠他的钱来生活就贬低了自己。我纳闷这是否就是一个男女平等主义者的想法。”

在与安德鲁结婚的时候，从校园走进婚姻，她对男女平等之类的事情压根就没有考虑太多。坎迪达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表明一种女性立场对男权压抑的反抗，而从女性自身要求出发发挥自己的潜力，发展自己的个性，过一种自己开创出来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则表达了一种女性主体意识的清醒和自信。在男权中心时代，女性似乎是“家中的天使”，其实只是男人的配角。女人历来被湮没在男性话语之中，永远倾听不到来自自己的声音。现在，坎迪达透过男人这一面“镜子”看清了自己，看清了自我镜像的虚幻，进而又通过女性朋友茱莉娅的“镜像”视角，发现作为女性命运的个体悲剧之症结所在。朱莉娅与坎迪达不同，她是一个“类男人”的主体（这里的“类男人”指的是像男人一样闯荡在公共空间中的女性个体，它植根于男性的认知和裁判标准）。她从中学时就与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立志要当一名作家，成绩优秀，经常获得奖学金，但是也有很多冒险行为，违反校规，我行我素。后来朱莉娅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经济独立，来去自如。她多次结婚离婚，没有小孩，将身体用于性，而不是生小孩。她让自己像个男人一样独立而自由地存在。

德拉布尔让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从性别意识出发，透过镜像注视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且在有意识地注视镜子前的自己时，不断地塑造新的自己。在探索女性自我赢得独立与自尊方面，坎迪达实际上选择了朱莉娅的“性别意识”，也走出家庭，以一种崭新的“类男人”的方式呈现自我，但坎迪达并没有朱莉娅那么洒脱，毕竟她为走出这一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总之，社会视域和男性视域下的女性客体是一个被欲望对象本质化的女人形象，而女性视野中的女性既是现实的反映，更是一种针对现实的解答。社会视域和男性视域中的“女人”，是一种符合了男权社会本质化的女人。在女性眼中，这种社会化的女人，与真实的女性自我是悖离的，因而是违背了女性本质的虚幻的“镜像”。当这种女性进一步发展为谋求自身社会性别的“类男人”形象时，女性的性别意识有所觉醒，对自我的认知似乎更加深入，但实际上仍然是以男性的标准在衡量自我，以男性的方式来作为自尊与独立裁判的标准，因而在严格的意义上，“类男人”并不是真正的女性自我，它植根于男性的认知和裁判标准，依然是一种女性自我的虚幻镜像。女性在这重重镜像中迷失了自我，因而如何从这重重镜像中突围，建构起真正的自我就显得尤为重要。

[1]转引自任海云，杜丽丽.《金色的耶路撒冷》的女性主义解读[J].兰州大学学报，2006，(3):94.

[2](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M].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75.

[3](英)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冰雪时代[M].筱章，宗伯，徐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34－35.

[4](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M].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7.

[5](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1.

[6](英)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空床日记[M].林之鹤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65-66.

[7](英)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空床日记[M].林之鹤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21.

[8]任一鸣.抗争与超越—中国女性文学与美学衍论[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12.

[9](英)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空床日记[M].林之鹤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