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才

（遵义医学院外国语学院，贵州遵义563003）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翻译，也没有为翻译的翻译。翻译跟写作一样，是有动机、有目的的。古人云：“文以载道”，“诗言志”。翻译则是代以“载道”“言志”和借以“载道”“阐道”“言志”，这是人们总的翻译意识趋向。写作总打有时代的烙印、历史的烙印。作者将所是所非寓于其中，一旦违背了统治阶层的意志，则可能导致书毁人亡，“焚书坑儒”就是例子。翻译亦逃不脱相同命运。想使圣经能为更多贫民接受的廷德尔一反传统译法竟招来杀身之祸[1]。可见翻译与写作虽方式不同，其社会作用相若，乃是“于无声处”的“惊雷”，具有创造或毁灭的伟力。因此，可以这样说，人类行为（含翻译）所产生的后果，只要是与社会相联系并且产生影响的，都要受到社会的审视，监控乃至干预或保护或支持或反对或消灭。翻译不是自由行动，而是受控行动；不是自我行动，而是互动行动。无怪人们将其纳入“作用力场”之中加以认识[2]。在这个作用力场中，作者、译者、政府主管部门、赞助人、读者、文本、社会意识形态构成了一张权力话语网络[3]，译者置身其中，受各种力量冲击，或被动，或主动，或拒斥，或接纳，或抵销，或整合，充分发挥了他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使译品得以问世。我们并不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外力的正负作用，即令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府并非一定是阻碍翻译的因素（如唐朝佛经的翻译，恰恰是宫庭发挥了主导作用），只是想以此说明翻译的实际情况和所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