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

对消费主义之六重维度的反思性批判与启示

□曹东勃

对消费主义观念的批判，要求我们获得六大启示:(1)启示我们在当下的社会重新思考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2)启示我们更深层地思索制度文明的构建，在利用资本的同时，更要充分驾驭和有效导控资本;(3)启示我们应时刻警惕在那种经济理性信条下诱发的经济增长癖，追求一种健康的稳态经济状态;(4)启示我们重树对于人类当下及其未来的忧患意识、对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对于科技发展的辩证认识;(5)启示我们关注时代的精神状况与人的精神现象;(6)启示我们深层次地继续反思和批判主体性形而上学传统。

消费主义;拜物;稳态经济;主体性

反思性批判与启示之一:要求我们在当下的社会重新思考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启蒙运动以降的一系列思想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变革，将主体性哲学推至现代思辨逻辑的核心，将人置于世界的中心。人真正地成为万物的尺度、认知活动与实践活动的“主体”、一切知识的源泉、万事万物的主宰。人权与神权分离，进而由个别人、少数人的权力转变为多数人、公众的普遍权利，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他者、人与物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现代性的巨大张力逼使人们不断地重复西西弗斯一样的、夸父追日一般的永无穷尽的对物的充盈的渴望和对丰裕社会的追求。现代化进程一经启动便相伴而生的特质早已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深刻揭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75页。与现代社会的变动不居相适应的，是经济领域中生产体系的日趋庞大、消费品生命周期的缩短、新产品新样式的层出不穷。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来满足人类的需要，而当世界开始步入后工业社会时，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百余年来的奋斗仍然没有累积下足以满足人的“需要”的物。物品过时程序的加速，张扬了人的主体欲望的幻化，使得主体之所欲随时尚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而变得越来越强烈和短暂。②［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1页。

今天，自然体系中的各种原生材质都纳入了人类改造的序列之中，以至于几乎没有多少原材料是非经加工而直接取自自然。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呈网状化，每一个物品自其被生产出来的一刻便落入了一个宏大体系之中，互相之间构成若干系列，一件物品的使用若没有其它诸多相关性物品的协调互补，就无法实现自身的功能。物的生产越来越远离其原初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它们的被预设了的传统功能中解脱出来，从而成为一种象征和符号——“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③［法］波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物品中所包含信息的幻化、自主化和商品价值化，促使人把其内容作为符号来颂扬。物品变成系统中的符号，则我们对于物品的购买——也就是消费行为就并不是一种纯粹物质性的实践活动，而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嘲讽的重商主义的极端形式——金币主义，即一种“紧紧抓住感觉得到、摸得着、看得见的钱袋不放”的“粗陋的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166页。，在当下的时代仍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大行其道。无论是前古典经济学时代欧洲国家热衷于货币积累的重商主义实践，还是近现代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的盲目赶超、GDP中心主义、以追逐账面数字为中心的经济增长癖、“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粗放式经济增长等等，凡此种种，都继续维系着人与物的非正常状态，并对人类的长远命运产生恶性影响。为此，人类应当有节制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自身能力和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相协调。

反思性批判与启示之二:要求我们更深层地思索制度文明的构建，在利用资本的同时，更要充分驾驭和有效导控资本。

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无法摆脱一种简单粗俗的物性化状态?根本地讲，这是一个制度文明的问题。马克思对资本规律的研究已经表明，资本对推动社会进步、打破封建的固定的人身关系起到了巨大作用，资本的这种积极作用也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继续保持。但与此同时，只要资本存在，就不可避免地保持一个“他者”的设定，即将劳动者设定为资本的对立面。资本的一般规律表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是矛盾的甚至是对抗的，它决定了资本有着自身的内在否定性。他者的运动就是资本的运动，资本只有通过不断地操纵着“他者”而获得自身生命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他者”设定，实际上规定了资本内在逻辑中的主宰与被主宰、剥削与被剥削、支配与被支配、占有与被占有的劳资关系。由于资本权力在配置着整个世界的资源，决定着人与人关系的发展，生产着人与人之间关系，因此形成资本带来的制度性缺陷。例如，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已逐渐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和制度性控制手段，符号的拜物逻辑实际上反映了人性在当代已成为一种被给予的欲望的奴隶。一旦落入这一制度体系之中，就必须被迫消费以维持自身的“需要”和社会的再生产。波德里亚指出:“今天享受不再是权利或乐趣的制约机制，而是公民义务制约机制……当代人越来越少地将自己的生命用于劳动中的生产，而是越来越多地用于对自身需求及福利进行生产和持续的革新。他应该细心地不断调动自己的一切潜能、一切消费能力。假如他忘了这样做，就立即会有人好心地提醒他没有权利不幸福”①［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51页。。

消费主义的出现，因“大量消费”而激起的“大量生产”和被“大量生产”所诱骗的“大量消费”，都提示着我们资本的逐利性对当今世界的强大规定性，也就要求我们对资本既要利用，更要充分驾驭和有效导控。

反思性批判与启示之三:需要我们时刻警惕在那种经济理性信条下诱发的经济增长癖(Growthmania)，追求一种健康的稳态经济状态。

现代消费主义催生了人们对于经济无限增长的向望。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撇开制度与文化层面的单一经济增长就能够自动带来社会财富增加和人类文明与福利进步的信念与日俱增。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严厉批判了这种不顾后果的经济增长癖:“经济增长既是灵丹妙药，又是至高至善，这就是增长癖。”②［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传统的经济增长观把物质产品的产量转化为GNP/GDP，并以之增长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而不考虑社会中精神、文化、制度、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变化。

人类经济活动的过程是其与自然界其他要素之间的一个复杂互动过程。人类一方面不断地从自然界中汲取各种资源加以利用，制成产品;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把各种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环境之中。一旦排入环境中的污染物与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和环境承载力不相协调，以至于自然界及其资源失去了自净和再生的能力，则人类经济发展的目标就会化为泡影。不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不从多维度、系统性地思考经济社会问题，就要很快触碰到“增长的极限”。为了避免这一最坏结果，我们需要追求一种稳态经济。这种经济的最主要特点是:打破经济不断增长的迷梦，确立代际补偿，满足后代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稳态经济状态下，人口和产出总量保持恒定，但这并不是静止，因为人口会无限叠代，资本会持续折旧，因此需要以生育抵抗死亡，以生产补偿折旧。想象一个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大学图书馆，对其实行总量控制，在买入一本新书的同时剔除一本旧书;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新书无论在内容和其他质量方面必须超过和包容旧书的全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稳态图书馆——它避免了藏书总量虚假繁荣之下毫无意义的重复建设。③参阅曹东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现代经济增长癖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1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对传统经济学的一种扩展。

反思性批判与启示之四:召唤我们重树人类当下及其未来的忧患意识、对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对于科技发展的辩证认识。

伟大的思想家都富于理性的自省、否定、批判、怀疑、发展建构的忧患意识，特别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忧患意识表现得最明显、最突出、最充分、最活跃。我们也可称之为危机意识或历史的诊断意识。忧患意识的主体精神主动介入“病态社会”的意向，内含着辩证的否定精神和理性的怀疑眼光。在工业革命不断推进、机械化大生产不断“攻城掠地”的时候，马克思考虑到了机器的使用对人的影响——使劳动力贬值、工作日延长、劳动强度加大，更为关键的是，“机械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机械的使用和劳动分工的固定化、精细化也必然将劳动者的技能限于一隅，“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④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486－487页。。

在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全新时代，波德里亚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新的技术的普及以及人们对于机器和自动化的过分依赖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他指出，“在普及的接口中，思维自身将变成虚拟的实在，合成影像或文字处理自动输入的等同物……带着虚拟的实在以其所有的后果，我们走到了技术的尽头。”①［法］波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5－36页。波德里亚观察到，随着物的品种的丰富，非功能性的物(如古物)、功能性错乱和伪功能性的物(如无意义的小发明、小玩意儿)以及后设功能性的物(自动化机器人)充斥着物的世界，但技术的进步却导致了人手的控制功能进一步退化，人对物的控制越来越趋于抽象化的操控——“作为人与物之间的中介者的人的手势动作，已是如何地衰竭不堪……都只要求最低限度的能量和参与”②［法］波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今天波德里亚所揭示的拜物逻辑中所内涵的技术，更多地需要我们以传播技术的角度来审视，转化为大众传媒以之操控着人的生存命运，通过媒体的议程设置干扰并引导着人的思维路径与议题选择，逐渐把客观性的需求转化为人的主观性欲求。波德里亚指出，“我们对作为人类和其能力外延的技术的终极目的充满幻想，对技术充满主观幻想。但是，今天这个实用的定律被其外延自身，被这种超越物理的和抽象的定律的无约束的虚拟挫败。这就是在其自身以外占优势，使其决定改变的系统的必然结果。在达到一个极点阶段的同时，各事物都到达了一个滑稽可笑的模仿阶段。”③［法］波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0页。这种滑稽与可笑正应验了拉梅特里“人是机器”的名言，被技术统治着并被贬抑到物的水平上的人，已经失去了人性的实质。更为严重的是，人类的创造性能量，正在被滥用于威胁人的生存状态和长久命运的破坏性方面，这是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日趋严重的悖论。人类用“技术需要”的尺度把事物变成加工统治的单纯客体，技术的展现及其与存在者、自然和世界的交往是对事物的损坏、损形和毁灭。由于技术与资本的共谋，一切东西都纳入“生产——消费——报废”的大循环，事物的个别性、独立性、差异性被消灭了。技术迫使世界井然有序，整个地球正在朝着一个“人工园林”方向发展，事物不是因其个性而存在，而是融化成被谋算的市场价值。

反思性批判与启示之五:提醒我们关注时代的精神状况与人的精神现象。

人不仅生存着，而且知道自己生存着。人以其能动的精神和意识知觉、关注、研究和批判着他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和世界，并尽力改变它以与自己的目的序列相吻合。雅斯贝尔斯指出，“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④［德］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第3页。。现代性萌发以来，世界的物性化明显提速，延展至今，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对人的颠倒”和波德里亚所描绘的“物体系”仍在持续扩张。“世界的这种非精神化，并非由个人无信仰所致，而是那个如今已导向虚无的精神发展的可能后果之一。”⑤［德］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第15页。西方现代世界，在思想上经历了尼采“上帝已死”的振臂一呼，在物质上则承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韦伯所大力颂扬的以节俭、奋斗为核心价值的清教徒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已渐趋宵遁。在一片物欲的喧嚣和消费的奇迹中，人的精神现象正在发生改变。无怪乎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一一细数现代社会中自杀、杀人、酒精中毒等种种病态后叩问道:“这是否是因为中产阶级富裕的生活在满足了我们的物质需要之后给我们带来了极度的厌烦之感，而自杀及嗜酒则是逃避这种厌烦的病态方式呢?这些数字是否有力地说明了这样的真理:‘人不单靠食物而生活?’这些资料是否表明，现代文明没有满足人的内心需要?”⑥［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详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同样的，波德里亚对拜物现象的现代批判也不是对一个物质主义的生存本体论批判，他没有将丰裕社会中的拜物现象还原为物质，而是从精神现象学的高度和符号学视角穿透物性化世界的外壳而探究其内核——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机理，对人性重新加以解读，对超出了自然的物质限定性的经验性思考，用精神分析透视物质实体，从而发现了物质与精神之间相勾连的那一条甬道——人的欲求。进而，消费主义视阈下的现代拜物现象就是人的精神对物质的不断开发、不断创设、不断造型、不断模仿的一个柏拉图意义上的摹本，是从精神层面对物质世界进行重新排序、以新的精神符号学对现实中的物质样态加以框定的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式因。波德里亚敏锐地注意到，消费行为归根到底是一种理念的、系统性的、符号性的主观意志的反映——“被消费的只是理念”。消费之所以看似没有止境从而创造出现代的“购买神话”，并非是现实世界中物质体系真的达到了何其庞大的地步，也不是人的真实需要过大的问题，而是来自人心理上的一种欠缺，来自人的精神现象学层面的一种现代性迷茫，这种欠缺和迷茫催使他通过消费活动对结构性过剩的物的世界的吸收和吞噬来填补永远无法饱和的精神的结构性匮乏。这种匮乏无法通过经济增长和经济决定论的进路得到解决，“增长既没有使我们远离丰盛，也没有使我们接近它”①［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27页。。

消费社会的时代状况反映了当代人对自己的真实行动手段的真实不适应，反映了新的社会和新人之间的一种不对称。我们所面对的当下世界中，物的意义不只是它的本义及其延伸，它自身也有一个生成而难知觉的意义，正因如此，今天的物还在改变着我们的主观感觉与实践行为。智能化时代，精神、意识的作用在放大，对消费主义的批判也从消费这个角度提示我们加强人的精神现象的关注和研究，以矫正当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和心理病态。

反思性批判与启示之六:深层次地要求我们继续反思和批判主体性形而上学传统

对主体性问题的探讨是西方哲学自发端以来就一直重点关注的题域，无论是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沉思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柏拉图对理念世界与实体世界的两分法，还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中对神性的塑造过程中所内涵的浓厚的人性，直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理性为自然立法”、黑格尔的“主体即实体”，伴随着现代性的展开，主体性哲学也一路高歌猛进，在完成了哲学主题从天国到人间的神性祛魅过程之后，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然而，主体性哲学必然导致主客的二元对立和分裂，因为认识总是人的认识，总要从自我出发，总意味着人与世界的自觉的分离，当设定自我意识为主体时，也就把自我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设定为他者。伴随着主体向人的回归和认知主体性的彰显，主体性哲学的固有矛盾就开始显现，这种主客二元的分裂和对立从根源上来说是近代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造成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必然分裂。近代以降启蒙哲学的首要目的就是把现代性从神秘主义的巫术和鬼魅中唤醒，召唤沉睡在主体内部的现代性要素来重构新的生活秩序。与这一积极方向相反的，在哥白尼革命和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以及随后的工业技术的迅猛发展的鼓舞下，刚刚解放并高扬自我、主体意志的人们又产生了一种盲目拜倒在科学和技术脚下的狂热倾向。主体性的扩张不可避免地走向它自身的悖反，即物性化。工业革命成功地在深度和广度上实施了对物的开发与激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效率。物的丰盛所带来的表面上的“丰裕社会”里，人的精神却呈现出病态症状，人的主体性被弱化和侵蚀，整个世界被机器和技术装置所定义和架构。人对机器与技术、人对物的迷信越发强烈，对物的占有欲越发难以遏制，则人自身的主体性和内在价值被异化得越发严重。人被“物”牢牢控制，从而丧失了具有自反性和批判性的主体意识，在“技术理性”的压抑下沦落为“单向度的人”，并破坏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产生了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

值得关注的是，哲学的主体性与经济学的经济理性之间达成了契合，二者共同作用而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反映在国家意志中就是形成一种GDP中心理念、一种线性的经济增长癖，反映在个人意志中就是谋求资本的最大化、财富的最大化、利益的最大化。人的主体性的毫无节制的深化、人的认知能力的无限增长究竟还要走多远?符号、象征、寓意这些主体性自我能力的膨胀究竟还能够撑起多大的合理空间?主体性资本与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联姻对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家园所造成的破坏还会持续多久?这些都是人类面向未来的最堪忧患的问题。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试图反思和解构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其独到的合理性和建设性。

总之，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不是为了缅怀“理想主义的贫穷”，将人们拖拽回物质匮乏的窘迫年代②参阅唐宋:《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人民日报》2012年6月19日。。其真正意指在于提示我们:在通往丰裕社会的道路上，更需警惕堕入贪婪与拜物的陷阱;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岁月里，尤需提防精神世界与价值系统的萎靡。□

(责任编辑: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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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092(2012)05－0064－05

《中国青年报》曾以“如何看待可持续消费”为题，开展面向全国城市青年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了消费主义观念在当下中国青年群体中的接受程度。面对“最想实现的一大愿望”这一问题，大多数城市青年的答案集中在大面积的住房、出国旅游和拥有自己的汽车三个方面。其中，有38%的公众希望拥有一套宽敞的房子，有21%的被访者想出国旅游，还有12%的被访者想拥有自己的汽车。对很多人而言，拥有大面积住房和豪华汽车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①张可佳:《气候变化与中国青年如何看待可持续消费》，载杨东平主编:《中国环境的危机与转机(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这一结果与英国在2006年对年轻消费者调查的消费愿望几乎完全相同。艾伦·杜宁在其《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一书中认为，消费社会中存在三个主要的生态等级:消费者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穷人。②［美］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这三个阶层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的破坏是不同的。其中，消费者阶层对环境的破坏最大。在饮食上看，消费者阶层食用肉制品和加工过的袋装食品，并且饮用装在由不可分解的材料制成的一次性容器中的软饮料及其他饮品。在交通上看，消费者阶层使用私人轿车，中等收入阶层使用自行车和公共汽车，穷人步行。从生活资料上看，消费者阶层使用过度包装、一次性使用、用过即扔、迅速更换、不可维修的物品。消费社会的扩张，消费主义的盛行，造成了物品消费量的激增和浪费以及资源的大量消耗与环境的严重破坏，一个更加“物性化”的世界正迅速向我们走来。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内在地要求我们必须对一种庸俗的物质取向的消费主义文化及其发展观念作出反思性批判，并从中获得应有的启示。

曹东勃，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讲师，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

此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研究”(07＆ZD002);华东理工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包容性增长’的发展伦理学阐释”(YL01571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