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跃华

从身份认同到角色认同:党外代表人士代表性的现代转换

□鲍跃华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是关系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方面。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建设状况直接取决于他们的代表性状况。因此，准确把握党外代表人士代表性的特点和变化规律，建立科学的代表性选择机制，是增强党外代表人士代表性，发挥党外代表人士作用的前提条件和关键环节。为此，需要根据时代特征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及时转换对党外代表人士代表性选择的惯性思维，从强调静态标识的身份特征转到重视功能效应的角色要求上来，确保代表性实至名归、堪当重任。

党外代表人士;代表性;身份认同;角色认同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要方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政治优势。党的历史发展表明，重视发挥党外代表人士作用，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凝聚强大力量，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新形势下党治国理政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党外代表人士的代表性状况，直接影响着党外人士的作用发挥，关系着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前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因为，党外代表人士是党联系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等社会各界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是团结和凝聚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的枢纽。

从本质上看，党外代表人士的代表性，既是党外代表人士区别于一般统战对象的重要标志，也是党外代表人士发挥作用的根本特质。然而，党外代表人士的代表性特征既不是一个显然的表层存在，也不是一个恒久不变的固定格式。明确把握党外代表人士代表性的特征，需要深入分析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环境，更需创建一个科学合理的代表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审视和研判党外代表人士代表性的变化规律，并遵循规律进行客观的应对，是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增强党外代表人士代表性的前提步骤和必然要求。

一、身份认同:党外代表人士代表性的传统选择

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①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个人离不开社会。个人与他人或其他群体的相异、相似的比较构成了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从而确定了其身份。身份是个人在社会中的标识，揭示的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一般而言，身份源于出身和社会地位，并以此作为确定人们权利义务的根本标准，从而确立社会秩序和结构。在身份制社会，身份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天然阻隔，也是维护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最有力的工具。社会学者通常将阶级、地位和权力三个变量作为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分析工具，并以此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评判标准。而与之对应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也成为个人身份的象征。然而身份认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客观指标。“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是个人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从而“终归是一种建构的结果”①［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2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认同旨在表达与他人相似或相异的归属感和行为模式。身份认同是有关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群体成员以及隶属某个群体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最终是通过个体的自我心理认同来完成的。也就是说，身份认同，不仅表现为个体(群体)在群体(更大的群体)中被认可、被承认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必须最终通过个体或者(群体)的自身心理机制而表达出的认可和归属。对特定社会的个人和群体而言，身份认同不仅取决于所在社会的支配性制度，也受制于社会的文化属性和文化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行为者必须“将之内在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过程构建其意义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认同”。②［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2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用埃里克森的话说，认同是“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③Erik H．Erikson，Identity and life Cycl e，New York:Norton，1959，p．118．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农业生产对土地的依赖性以及农业生产周而复始的连续耕作过程，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传统中国社会流动的稀缺。尽管“它给社会流动设置的法律障碍极少，政府的干预也几乎不存在”④［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但是，由于农业社会的封闭性和农村的孤立性，地域主义和阶层内的交往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常态，也是个人身份的主要来源。这种长期封闭环境的熏陶，使身份成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基本单位，身份规则也成为中国人诠释、理解及建构一切组织生活的基本依据。正如马克思所说，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在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等等的生产方式下，……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第96页。在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社会关系的双重纽带下，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显得相当单纯且具有长期持续的稳定性。以士、农、工、商职业分类为顺序的社会分层结构，与附诸其上的声望、地位以及长幼尊卑的等级制度相叠加，并通过天命理念等价值观念的强化，构筑出浓厚的中国特色阶层化身份制社会特征。

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以其全新的思想指导和彻底的变革精神，对传统的身份制社会造成强烈的解构。然而，“这样一个持续如此长久并具如此高度自主性的体系，其影响力不可能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时期。甚至在新体制超出旧类型时，传统价值和行为也可无限长久地持续下去。”⑥［美］詹姆斯·汤森:《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中国社会结构中典型的个人对群体的依附性特征，以及那些长期沉淀的身份情结，无时不在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同时，体制外政党的政治身份需要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最大的政治支持，以对抗强大的阶级敌人。这一基本事实注定了了解国情、遵循事实成为理性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敌人，列为革命对象，工农等无产者作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和革命主力军，而将位于中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都视为革命的同盟者，并且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制度结构和价值信仰系统，对这些阶级进行不平等地分配物质报偿和象征报偿，以此来动员和组织民众投身革命，建立革命同盟。这种做法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减小了革命的阻力，对取得革命胜利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这种做法客观上并没有触动中国社会身份制的阶层基础，也没有消解中国传统社会的身份认同，反而一定程度上移植和强化了身份制结构的社会特征。

正因如此，在革命胜利后通过发现安排的机制主导培养党外代表人士，通过身份鉴别确定党外人士的代表性就成为驾轻就熟和理所应当的事情了。毋庸置疑，因为传统社会身份清晰的社会结构和民众深厚的身份认同，使得通过身份确定阶层代表不仅比较便捷，也能有效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建国初期，被毛泽东风趣的称赞为“一部包罗万象天书”的662位政协代表名单，是经过严格的身份审查后确定的。“代表名单初步产生之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一共花了三个月功夫，才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额和名单。”①杨胜群、陈晋编:《亲历者的记忆:协商建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64页。这份阵容庞大、按照严格政治标准逐个审查的政协代表名单，分成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邀代表五类，其中党外人士代表比例高达56%。这些党外代表人士的选择根据“爱国民主人士”的总要求，基本囊括了在反帝反封建和反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多少尽了点力的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以及国外华侨、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人物。可见，党外代表人士的身份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包罗万象”不仅突出了新政权人民大团结的性质，增添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以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一些开明绅士为主，并基本都带有“德高望重”身份标签的党外代表人士，确实能够团结和影响其身后的相当身份认同的群体，从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建国以后，政协组织基本沿袭身份阶层的惯性做法，辅之以地区、民族、宗教等界别设置思路，身份识别认同代表性的主导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协商，根据各个民主党派组织成员的历史情况，确定了各民主党派分工活动的主要范围和组织发展重点。从此，各民主党派基本按照被赋予的身份标签，成为某个阶层和界别的身份代表。这种身份赋予与建构的党外人士代表性，适应了传统社会相对单一的刚性社会结构，能够受到其所在阶级的认可，有利于通过他们争取和教育各方面下层人士，广泛凝聚和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用民主协商的方法，达到政治上的一致。

然而，这种以阶级出生身份认同的党外代表人士代表性，由于过分强调党外代表人士的身份特征，忽略了党外代表人士的实际代表功能，容易成为象征性的符号。在强调无产阶级纯洁性的革命年代，在突出“根红苗正”的火红岁月，更容易成为社会改造甚至是革命的对象，从而极大地打击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不但造成他们个人及家庭的悲剧，也给整个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60页。

二、社会转型与身份认同的消解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强烈冲击，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加速了分化的过程，社会各阶层的分裂和对抗也日趋激烈。社会转型成为中国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从概念上说，社会转型是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特征。“任何社会，都存在技术变迁、人口变迁、快速的生态变迁，以及由经济和政治模式内在的不一致和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变迁。”④［美］史蒂文·瓦戈:《社会变迁》(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社会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化现象，时刻存在且不可挽回。而社会变迁累积的最深刻变化就是社会转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性、渐进性过渡过程，也就是一个现代化过程。“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⑤［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5页。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超大规模社会的后发型现代化，其所带来的社会转型激烈程度和复杂性远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可以比拟。在当前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个不同时代的特征交汇在一起，民族性、全球性因素相互融合在一块，呈现出社会转型的多重复合状态。这种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社会转型，必然也带来社会结构、组织形态、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的全方位调整，由此给传统社会的应对方式和惯常模式产生强大压力，导致社会多重风险的凸显和累积。这些风险和难题对传统社会的社会基础和阶层结构带来了强烈解构和重构倾向，引起人们对过去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的高度质疑。身处社会转型中的人们也势必在这一伟大的社会工程中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进而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身份认同拖入危机边缘。

其一，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社会流动频繁，削弱了身份认同的地域特征。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的典型特征，以无比巨大的优势席卷着世界的每个角落。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一向倡导自力更生的中国，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向开放和世界接轨的立场转变。而与世界接轨的开放政策，则进一步推动和加剧了中国的全球化步伐，开放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传统中国社会的封闭性特征，人员很少流动，形成了刚性的社会结构和明显的地域特征。城乡二元经济的分割和独特的单位制度，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多层面约束和控制着人们，固化着社会结构，使社会流动几乎不可能。因而，人们的身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地缘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配置资源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人们获取资源的手段更加多元，原有的刚性社会结构被打破，人们的地域迁徙权利扩展，社会水平流动日益频繁，传统社会的乡土情结和地域依赖逐渐式微。日趋开放的社会环境和过快的无规律的社会流动性，削弱了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血缘和地缘特征，那种依靠空间和文化之间系统性共变关系的社会化认同失去了发酵场所，人们对自身的地缘身份认同日益模糊。

其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竞争加剧，淡化了身份认同的职业特征。市场经济以其配置资源的效率成为现代经济的基本实现形式。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目标，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改革举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通过高度组织控制资源和经济活动的方式逐渐松动，各种市场主体日益产生，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职业选择的权利和机会大大增加。由于新的社会分工和职业类别不断出现且更新迅速，社会阶层持续分化，许多社会边缘阶层和模糊身份者不断涌现，区分职业身份变得越来越艰难，人们对自身的职业认同也变得艰难起来;同时，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在竞争机制的主导下，人们的职业选择风险大大增加，职业变动和流动变得日益频繁，那种传统社会职业选择“从一而终”的现象概率降低，职业身份认同逐渐淡漠;与此相关，在市场经济下的人们利益导向取代了过去的情感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具契约性。契约性人际关系的主导加剧了人们之间的交易和竞争意识，利益驱使下的自我中心也削弱了人们对群体和组织的忠诚、团结和内聚性情感，从而削弱了人们身份认同的心理基础。

其三，农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人际交往虚化，降低了身份认同的声望特征。传统社会的农业社会特征是维系和连结人们身份认同的有效纽带。由于农业社会的生产特点，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和手段非常有限，人际交往中情感联系和信任关系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直接手段。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少数社会精英有着强烈的信任意识和情感归属，并有着下意识的遵从和依赖。而社会精英的声望则成为其身份地位的识别象征，也成为维系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而信息社会改变了人们交往的基本形式。通过纵横交叉的互动式信息网络来实现信息的交流和共享的网络化时代，在提供人们便捷交往空间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沟通状态。与过去不同的是，流动的空间和虚拟的符号，使个体身份迷失在信息流动和跨组织网络的漩涡里。在间接性主导的后传统秩序中，“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①［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由于人们网络交往的间接性和超地域性，每个个体身份都成为“没有明确染色体的阶级”，是一种阶级与身份的多重体。正由于其互动的间接性，传统的与财富、权力相联系的影响个人声望的各个因素在这个虚拟的现实中变得无从考证。因而，在网络社会中，传统的影响社会成员声望的各个因素也失去了其原有的分辨率，以声望划界的身份认同自然走向衰落。同时，在网络时代，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个人都将变为这一巨大的网络机器上一个微不足道的结点，社会从总体上变得更加均质，而在各个社会成员间将变得更加异质，社会个体间将逐渐失去其可比性，人们对某一个体的认识更加间接化和符号化，声望将失去存在空间。另外，网络时代的“去中心化”特征，强化了分权和平等的观念，掏空了传统声望权威赖以存在的基础，因为传统权威结构及权力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财富的源泉——生产资料的占有。网络经济作为新生产力的代表，网络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资料，它的公共性无疑发挥了巨大的分权功能以及均权意识的培养功能，从而削弱了身份认同的异质性前提。

其四，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权利意识觉醒，影响了身份认同的权力特征。现代政治生活中，民主以其独有的生命力成为世界各国的主流话语，“变成了一个广受赞誉的词。”①［美］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尽管人们对民主没有一个共同的公认定义，但这并不妨碍民主政治在实践中的广泛推行。这一方面源于民主概念的包容性，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根本的在于民主的基本价值向来就是稳定的。无论是词源上的“人民的权力”，还是中国语境中的“人民当家作主”，都遵循着民主的基本通则。按照科恩的说法，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影响公共利益的决策，乃是辨识民主的一个关键要素。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人民权利的扩展和公共权力的有限是现代民主的两个进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基层民主有序推进，人民的自主意识和权利观念迅速觉醒，利益表达要求和愿望日益强烈，政治参与的动力持续增加。这种情景突出表现在各种维权活动的兴起和对很多场合“被代表”的抗拒。民主政治虽不必然像卢梭说的那样，“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但也需要恰当的措施来防止“他们的役吏会想要代表他们”②［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9－121页。。

三、身份认同的替代与角色认同的建构

在阶层身份明显、职业分工简单的传统社会，通过出生、职业、声望以及地位等身份特征建构社会认同有着深厚的社会结构基础和社会文化根源。如此，用发现安排机制选择党外代表人士，也确能产生“一根头发”联系“一把头发”的功效。然而，在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身份认同日渐式微的社会转型期，过去屡试不爽的身份认同模式，在面对社会“碎片化”、价值多元化，身份特征越来越模糊的时候，就显得难以适应不确定的动态复杂局面了。以静态特征标识的社会身份认同在代表性的民主政治要求和身份界限的变动性两极之间都呈现出疲态，寻找动态化的功能替代模式就成为缓解和补救现存状况的良方了。而角色认同以其功能性的特质抑或可以成为身份认同的替代策略。

“角色”一词最先是戏剧中的一个专有名词，指戏剧舞台上所扮演的剧中人物及其行为模式。将角色概念移到社会科学领域，其原初语义并无实质性变化，指的是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所表现出的行为特征。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认为，社会角色是在任何特定场合作为文化构成部分提供给行为者的一组规范。这种与人们社会地位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反映了社会对具有特定地位上的人们行为的期望和限度。角色认同，则是连接社会结构和个人行动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社会角色与自我认知的互动过程。正是通过社会互动，认同才能够实际地获得自我意义。人们的自我意识或自我认同，是通过“我看人看我”的方式形成的。他人根据一个人的角色认同来对他做出反应;反过来，这些反应成了一个人发展自我意义感和自我界定感的基础。③费孝通:《我看人看我》，《读书》，1993年第3期。在认同理论看来，角色认同是各种自我知觉、自我参照认知或自我界定，人们能够将其作为他们所占据的结构性角色位置的结果加以运用;作为特定社会范畴的成员，人们的角色认同经历了标定或自我界定的过程。按照林德史密斯和斯特劳斯的观点，角色认同之所以能够为自我提供意义，不仅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具体的角色规定，而且是因为它们将那些相互关联的互补或对立角色有效地区分了开来。因此，角色认同不仅是社会提供各种角色认同的基础和共识，而且在于自我对角色的认知和行动符合社会的期望。

党外代表人士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和直接参与者，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人才资源，是我们党团结凝聚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桥梁纽带，在反映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诉求、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加强民主监督、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中具有独特作用;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独特优势。这一新时期党外代表人士的社会角色期望，不仅是对新时期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也是对党外代表人士在新时期社会责任的合理期待。从社会角色的内在规定性看，社会角色需要协调社会结构和自我认知的关系。按照涂尔干的理解，社会结构是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复合表达，社会结构提供了社会角色形成的基础，也为社会角色注入了认同内容。这些内容不仅为角色承担者提供了行动的依据和参照，也是角色从事社会行为的积极动力。因为，角色认同本身就暗含了行动。“但这种行动的参照是他人的期望。如此，令人满意的角色表现不仅证实了一个人作为角色成员的地位，而且也是自我评价的积极反映。显然，如果来自他人的反馈和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不一致的话，就会产生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①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持续的压力和痛苦会促使人们可以修正自己的行为，达到与其内在的认同标准一致的目的。由此可见，合理的角色认同，不仅是角色者履职的基本条件，也是保证角色者尽职尽责的基本要求。

然而，从我国党外代表人士的角色认同现状来看，效果并不乐观。不仅在于社会民众对党外代表人士的代表性认同度不高，角色责任不明确;而且还在于党外代表人士自身对自己的角色认知也比较含糊。这种现状导致党外代表人士在国家社会中的角色尴尬处境。一方面，因为缺乏与社会民众有效的联系机制，进而在表达民众诉求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社会民众对党外代表人士的角色和作用并不认可，由此党外代表人士的民意基础和公信力显得不足;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缺少“民意代表”的基础和民众社会化的功能，党外代表人士在充当执政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时，又难以起到“关键时候站得出来”的效应，陷入“徒具形式”的“面具”陷阱。长此以往，党外代表人士在行使角色时难以获得对角色认同的积极体验，从而产生激励或鞭策自身调整或修正自己行为的冲动。因此，如何实现党外代表人士的角色认同转换，建构科学合理的党外代表人士角色认同机制，回归党外代表性人士的代表性本源，就成为加强党外代表人士建设，发挥党外代表人士作用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切实从制度层面明确党外代表人士的权利义务关系，构建一个明晰的党外代表人士的角色形象，并从制度上充分保障他们自由行使角色的权利。通过明晰的角色参照为他们提供自身角色认同的基础，同时给予广阔的舞台展现他们诠释或修正自身角色的条件。其次，要有一个充分竞争的选择角色市场。这样既能避免前市场的“人为过滤”，保证角色资源的充足，提供多样化的角色候选者，也能通过“市场选择”机制建立代表者和被代表者之间的联系，避免代表“徒具形式”的困境。再次，完善激励和约束的跟踪考核机制，克服“先入为主”和“一考定终身”的弊端，防止占据优先地位的代表者将其代表性普遍化，从而由“他人的代理人”变成“他人是他的代理人”的局面②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07页。。□

(责任编辑:黄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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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跃华，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党制度与中国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