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

从科学技术批判到生产方式批判
——析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观”

□胡建

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观”从批判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非理性运用入手，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的反生态性，并据此提出了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决对策。这主要包括:其一，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源头境遇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是物质资料生产，而且涵纳“生态生产”。其二，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形态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劳动生产的目的不是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三，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机制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应采用“混合型”的经济模式来发展生态生产。其四，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后果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应在分清生态责任的前提下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观”对中国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文化启迪意义。

科学技术批判;生产方式批判;生态社会主义

但另一方面，立足于未来的生态文明，科学技术也有其局限性。因为科技服从于资本追求自身增殖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它在本根上不是根据人的需要而是根据物的需要而发展，这决定了它与资本一样，必然对自然界采取敌对态度——把自然界看作是获取利润的对象;其中最大的破坏作用便是造成“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的裂缝。马克思曾特别针对科技在资本主义农业中的运用状况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们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耗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580页。资本主义在“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心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页。这种物质变换过程中的“裂缝”，使得以食物和纤维的形式从土壤中移走的养料无法返还土壤，其后果乃造成城市污染和现代排污系统的不合理;即“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总之，科学技术在资本逻辑中的运用已经“失控”──它不会给自然界任何喘息的机会。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它对自然环境的剥削却毫不吝惜;即使资本主义采取了一些科技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由于它们仍然服从于资本增殖的规律，所以不可能根本解决生态问题。据此，科学技术的过度滥用迟早要引发损毁人类生存之基的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继承了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生态文明视角，将科学技术批判导向当代的境遇。

一、生态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批判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从表面上看，生态危机是由于人类利用科技过度开发自然造成的，科技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从深层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科技赋有正负双向度的价值，而其负面的生态性局限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非理性使用，即“现代科学仅仅是控制自然这一更大谋化的工具”④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据此，生态社会主义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展开了深刻批判。

首先，从理论上，生态社会主义揭示了科学技术非理性运用的文化价值源流。它指出: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除了赋有自身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硬件结构外，都必然具备着内化为民族心理的价值认同系统(即所谓“主流价值”)，这个系统一经形成，就像经纬参差的“文化基因”，无形中统摄着社会机体的各个领域，而只要不发生“基因突变”，它就能决定历史沿着既定的价值认同方向作永久的惯性运行。西方的“文化基因”就是技术理性。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技术理性源于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它“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①威廉．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进一步使运用科学技术控制自然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通识。由此可见，技术理性的形成同启蒙理性的内在缺失相涉。启蒙理性认为，知识并不是揭示世界因果关系或终级本质的体系，判断知识的标准在于“有用性”;这就必然把凡是不符合计算和实用规则的东西排除在知识之外，知识实际上被归结为技术理性，理性也由此被视同为技术理性。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社会进步被等同于科技进步，技术理性遂得以盛行。正是在这种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导引下，科学技术被盲目用于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由此必然引发因自然资源不堪重负而导致的生态危机。

其次，从实践上，生态社会主义揭示了科学技术非理性运用的必然性及其生态后果。它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技术功能不可避免要与生态系统发生矛盾冲突。这是因为，第一，以实现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使科学技术的应用不可能遵循生态原则。对资本主义生产而言，它必须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和出发点，但是自然并非其生产的目的与归宿，相反，自然仅仅是资本为了谋取利润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始终被归结为工具性的关系，这体现在资产阶级从一开始把自然看作是上帝的馈赠，之后，又主张把自然资源市场化以解决市场经济在生态问题上的失灵，其本质都体现了资本对于自然的占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绝对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保证生产技术将会是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除非各个资本或产业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生态运动和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去做。②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第二，以经济增长为机制的科技发展使得生态失衡具有必然性。约珥·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一书中指出，由于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就决定了科技的发展必然与生态问题相伴行。比如，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需要的能源几乎完全依赖于不可再生的石化燃料，因此，即使科学技术能够增加石化燃料的利用效能并降低其污染程度，也只能减缓而无法完全避免诸如全球变暖等生态灾难的发生。在这种境遇中，即使有科学技术用于改善生态，也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比如，即使科技改造可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甚至可能创造新的替代能源;由于新科学技术的目的仍在于为资本获利，因此必然出现著名的杰文斯悖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进步被用于为资本积累服务，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始终伴随着经济规模的膨胀，结果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③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第三，科学进步和技术革新所导致的消费升级也肯定导致生态危机。这是因为，在个人和家庭消费品中，对非耐用品的消费往往是变动不定的，企业可以通过环保措施避免生态问题;然而，对耐用品的消费需求，如汽车和电器等，社会却难以拥有合适的环保手段解决生态问题;而问题恰恰在于对耐用品的生产和消费主导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价值观，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总是鼓励对这些耐用品的高消费，这就使得生态危机不可避免。

最后，从本根上，生态社会主义揭示了科学技术非理性运用的质底。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之所以无可轨避，本质上是因为它乃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赋有制度性的经济职能和政治职能。其经济职能主要体现为，科学演进和技术创新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原材料的使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开发新的消费品来扩张消费市场，从而提高利润率和增加资本主义的积累率;而科技的政治功能则表现为，它一方面通过生产丰裕的财富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据此支配人们的消费，因而起着使人们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技术选择和技术运用总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需要，因此，它只发展“那些和它的逻辑相一致，以及与它的继续统治相容的技术。它消除那些不能增强现成社会关系的技术，即便它们在国家所宣传的目标方面更加合理。④［法］A．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p19．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资本主义大力发高度集中的大规模技术，如核技术等。

据此，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科学技术非理性运用的质底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要消解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必须否定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必须解构作为制度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批判

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主要是围绕其本根上的反生态性进行的。

第一，从源头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存境遇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形式是市场经济，它决定了企业只有在市场竞争中获胜才能存活，这必将驱使每个企业都必须无限地扩张与增长，否则就要在竞争中被淘汰。因此，企业在最开始的投资行为时就不能考虑生态利益，因为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和规避投资风险而具有注重短期投资回报的特点，但是环境保护和环境恢复则需要长期规划，因此，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资本需要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并证明好于其他投资机会。……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机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①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这正如施韦卡特指出的，资本主义有三个特点，即“资本主义与扩张的原动力;来源于资本主义以雇用劳动为基础的危机倾向;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资本’——的无限流动性。”②戴维．施韦卡特:《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这三个特点形成了对生态破坏的源发性力量:每一企业为了在竞争的夹缝中存活下来，只能根据传统工业文明的规律组织生产，而这恰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不二法门。

第二，从目的看，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态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功能是确保利润的稳定性。这种利润导向型经济必然以浪费资源或污染环境为代价，因为无限扩张的生产与消费规模是不以自然界的可承受力为界限的，同时，“资源受限的与需求受限的经济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差别。就是后者通过广告、包装、款式变化、型号变化、产品升级换代以及信用购物等浪费了资源，但这一切却都是维持经济体系的顺利运转所必需的。这种‘销售努力’不仅浪费了资源也导致了环境污染。”③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页。

第三，从过程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经济是自由放任、高度竞争的经济，这必然会伴生两种现象，一是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而尽可能地压低生产成本;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将企业的成本转嫁给自然和社会而实现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采取掠夺和污染自然的方式。二是这种经济体系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发重复制造等资源过度浪费现象。其中的典型表现为，经济危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环节，它必然导致资源与产品的无价值耗费。④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8页。

第四，从后果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模式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是与资本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论述道:资本的殖民扩张不仅开拓了世界市场，获取了工业生产的原材料，而且也摧毁了被殖民国家的民族经济的基础和社会关系，使其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为资本所控制。而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资本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推行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全球化运动，进一步控制和剥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就造成了落后国家的严重的生态问题: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底端，其工业生产主要是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自然资源的巨大耗费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本利用它所控制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一步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资本还把污染性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问题，并在国际贸易中制定了各种绿色贸易壁垒以维系资本的既得利益，因此，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及其所控制的全球权利关系。

总之，生态社会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的本质批判，最后得出结论:人类要想彻底摆脱生态危机，必须在质底上解构作为工业文明主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树符合生态文明需求的生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三、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之期许

在生态社会主义的眼底，人类之所以不能依靠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必须采用生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解决生态问题，乃因为二者所凭借的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眼光具有质的差异。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深刻反思工业文明教训基础上，探索到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后工业文明。可以说，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深刻变革，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据此，生态社会主义指出，生态重建必须走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一般的意义上，生态重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即走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道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态重建企图一方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合理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因此，虽然它也要求经济合理性服从生态合理性，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它不能改变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目标而实现以“社会——生态”为方向——为了生态保护而限制资本的积累和减少消费，所以，“资本主义的生态重建引起与破坏生活的自然基础同样多的危险。”①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9，p．42．与此不同，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即走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限制经济合理性，使其从属于更高的生态合理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与生态重建要求相一致，从而使生态重建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生态保护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总之，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与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环境主义”有着根本不同，它包含范式的转换，并且可以归结为一句口号:“更少但是更好”。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我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然而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它致力于减少经济理性和商品交换使用的范围，并且使之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和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具体而言:

其一，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源头境遇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是物质资料生产，而且涵纳“生态生产”。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性质、存在状况及发展趋势直接影响人的生存底基，所以，人类不应该仅依据“物质资料生产”规律组织生产活动，同时还必须进行“生态生产”，这就要求人类在生产的源头上就建立一种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变革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境遇，并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这具体表现为:传统生产模式立基于传统生产力范畴，将生产工具的进步作为生产力提高的内生变量，而把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外部因素;这决定了传统生产模式主要是一种粗放型的生产模式，它片面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产品数量的扩张，是一种高消耗、高成本、低产出、低效益的生产模式，给自然生态系统带来沉重的压力。“生态生产”则要求将自然生态因素也纳入到现代生产力系统中，作为生产力的内生变量，强调自然生产力、生态生产力对社会生产的基础地位，由以往把生产力看作是人类控制利用自然的能力转变为人类和谐利用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据此，生态生产要求采取集约型生产模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和管理创新，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提高;如果更进一步，“生态生产”还要求改造传统的非循环经济模式为循环经济模式，积极营造节约型社会。

其二，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形态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劳动生产的目的不是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生产活动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人是为了全面发展自身高于动物的自由本性而进行劳动的。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它完全违背了人类劳动的初衷。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能够奠基于反生态的异化消费，以此作为追求利润的前提，乃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已异化为人们为了谋生而不得不从事的压迫性、强制性的雇佣劳动;而正是为了补偿这种异化劳动，人们才致力于追求过度的物质消费和错位的意义消费，因而使得人与自然的冲突不可克服。据此，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求消灭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使劳动重新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和闲暇变为同一过程而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为人们提供一个自我实现的机会，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必要的条件。这正如高兹所指出的，在未来社会中，“为经济目的所进行的劳动的进步性的减少将使自主的行为在社会上中处于优势地位成为可能;‘自由时间将压倒非自由时间，闲暇将压倒劳动’;而‘闲暇将不再只是剩余和补偿，而是必不可少的生活时间和生活的原因，劳动将降低到仅仅是一种手段的地位’。”①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9，p139．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实行“更少地劳动”、“更好地消费”的原则。“更少地劳动”将使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使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从事某种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发展自己的潜能，谋求自我实现。“更好地消费”则使人们能根据生态文明的要求进行绿色消费，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给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其三，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机制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应采用“混合型”的经济模式来发展生态生产。毋庸讳言，生态社会主义不太重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认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不是决定性的问题，只要掌握了政治上的控制权就可以推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合理措施，形成二者双赢的格局。据此，生态社会主义者重视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主张建立一种市场与计划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折衷、中央政府作用与地方政府作用相互补充的“混合型”经济。这种要求集中体现在高兹提出的“不自主领域和自主领域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在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既有中央与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计划、管理，又有家庭和个体生产者的自主权。政府在国家的和地方的分散的层面上起作用;同时，也存在不受计划控制而只受市场控制的个人的和家庭的生产部门。政府的经济目标是通过分散和缩小生产单位逐步消除商品生产和交换，这样，每个社区都能至少满足它的一半需要。而各种地方性组织，例如每个地区、每个城镇、甚至街区都建立自己的工作室和工厂，以便人们进行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和生产，在人们的自由时间里，他们可以使用这些日益精密的设备生产任何他们想生产的东西。

其四，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后果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应在分清生态责任的前提下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奥康纳指出:“在资本主义展开全球性的重建工作并对跨国公司和银行的权利加以集中的时候，努力降低劳动、能源和材料的成本，缩短资本周转时间，就成了它的一些很合乎逻辑的举措了。尤其重要的是，缓慢的经济增长率还引导资本管理者去加强对劳动的剥削……与此同时，那些控制大的联合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人，那些在投资、生产的对象和场所方面起决策作用的人，为了使处于下降过程中的经济增长率和利润率得到提高，便越来越试图将其成本外化到环境中去。空气、土地和水源，以及由这些因素支撑的各种复杂的生活方式，受到了资本新近的全球化实践的冲击。”②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页。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扩延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欠下了大量的“生态债务”，它表现为发达国家“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破坏环境、占有环境剩余空间来堆积废物由此而累计的债务”③诺斯科特:《气候伦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但是，为了维护资本的利益，发达国家不仅拒绝在当前的全球环境治理中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反而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据此，生态社会主义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当认清全球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把握当代全球生态治理背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矛盾，以捍卫自身的环境权为立足点，遵循“有差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建立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生态文明理论。

综观全文，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观”从批判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非理性运用入手，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的反生态性，并据此提出了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决对策。这主要包括:其一，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源头境遇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是物质资料生产，而且涵纳“生态生产”。其二，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形态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劳动生产的目的不是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三，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机制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应采用“混合型”的经济模式来发展生态生产。其四，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后果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应在分清生态责任的前提下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观”对中国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文化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严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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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社会主义(又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之一。它产生于21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主要代表人物有莱易斯、高兹、克沃尔、奥康纳、福斯特、施韦卡特等人。生态社会主义勃兴的社会存在背景是:随着生态问题的全球性突显，西方工业文明(以资本主义为其主流形态)社会陷入发展困境，这决定了人类的出路既要摆脱资本主义造成的历史苦难，又要摆脱资本主义造成的现实苦难和生态苦难;而如何从资本主义造成的“整体苦难”中解放出来，如何在后继的社会主义社会避免因生态问题而形成的发展难题，如何把人的制度解放与生态解放有机统一起来，遂构成当代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生态社会主义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对工业文明的生态思考，发掘出它在当代依然具有的主导价值;另一方面又立足于未来生态文明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态意识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确立了后工业文明的人类前景。由于生产方式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首要前提，因此，本文探讨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观”;而要说明这一问题，首先必须从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说起。

马克思认为，从工业文明的视角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质底系于科学技术。因为生产力作为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其标志乃生产工具;而工业文明的生产工具之品位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科学技术通过决定生产工具而实际决定了现代生产力的水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具体表现为:植基于科技的机器采用对旧生产方式发生否定性功能;工厂的建立瓦解了传统家庭手工体系;蒸汽机产生了工业城市;机器体系追求生产内容的全面性，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而交通工具的改进和和改良，建立了精神与贸易发展所必需的社会交往，等等。总之，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科学技术的决定性力量体现为机器体系的巨大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必然引发的生产关系变革:资产阶级在其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巨大;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演进，它必然与旧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进而引起对旧生产关系的革故鼎新，而其中的质变形式便是社会革命。据此，马克思说，“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胡建，浙江行政学院教授，哲学博士，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中西文化价值观比较。

此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当代影响(课题编号:11BKS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