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生，程诗茗

（长春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130022）

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自身建设是党的全部建设的基础，是决定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关键所在。历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勤政为民，严谨自律，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实施了一系列关于强化党的自身建设的切实有效的做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综合成果，确保了党的健康发展和执政地位稳固，也为后代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

一、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强化自身建设的成果

（一）作风优良 形象出众

历代领导集体都把作风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七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P1093-1094）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个显著标志。历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认为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第一代领导集体本身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批判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教条主义者的“左”倾错误领导之后建立起来的，其成员个个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其中，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和奠基人，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代宗师。他率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他发表《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他领导延安整风运动，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子。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对比，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属性决定了它的生命力在于同实践相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要求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这块土壤上；中国革命只有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才是唯一正确的方针。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历代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此作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前提；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它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发生联系，结合起来，并为中国的人民群众所掌握，真正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又时刻注意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实践中用新的结论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历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使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人民手中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共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历代领导集体恪守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党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毛泽东曾指出，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他一直主张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历代领导集体还把联系群众同制定党的正确政策联系起来，认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1]（P1095）因此，“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 ”[1]（P1095）而且，历代领导集体还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并注意采用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等具体办法。中央领导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与各界群众促膝谈心，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一点架子，真正做到了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群众形成了深厚的鱼水情谊，不仅密切了党群关系，更确保了党的决策的正确。

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中共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历代领导集体认为“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办法。”[1]（P1096）并把实行正确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升到解决党内思想矛盾和斗争的正确的方式和途径的高度来认识。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不折不扣地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允许人犯错误并改正错误，又毫不妥协地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批判错误，着重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既坚持原则敢于批评，又注意方法善于批评，从而避免了过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和抹煞矛盾，回避斗争的右的错误做法。尤其是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勇于进行自我批评，敢于承认错误，并当众赔礼道歉的言行，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统一了思想团结了同志，而且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总之，由第一代领导集体倡导和培育的，经其后数代领导集体在长期革命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党的三大作风以及其他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色，使广大群众认识了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看到了党的伟大形象，从而使党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崇高的威望，保证了党群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党获得了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

（二）民主团结 核心突出

历代领导集体都是一个民主团结的集体。其成员之间相互尊重，克服不足，优势互补，既谦让又坚持原则。这种民主团结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良好的个人修养基础上的。同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信仰与追求，使他们站在同一面旗帜下，为共同的目标的实现而团结奋斗；同为职业革命家的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他们对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全力以赴，从不敷衍了事，做到一切以事业大局为重，十分珍视集体的团结，决不做有损集体团结的事；真正共产党人的良好个人修养，使他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服从原则、服从大局，少数服从多数，不搞无原则的争论，不为个人私利和一时意气闹不团结。历代领导集体既能充分发扬民主，又能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典范。每遇有重大问题，无论是谁，从不仓促决定，个人专断，而是各抒己见，广泛讨论，然后选择最佳方案执行。比如淮海战役的决定是毛泽东等人最早做出的，但尚未实施前，粟裕和陈毅及时提出了合理建议。经反复论证这一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之后，毛泽东马上予以采纳，确保了淮海战役取得重大胜利，这是第一代领导集体民主团结的结晶。历代领导集体成员之间胸襟宽阔，坦诚相见，能够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往密切不拘礼节，党内民主发挥正常，这与他们的悉心培育和身体力行密切相关。尤其是作为一把手的核心领袖，无论是在常委会上还是政治局会议上，从不搞突然袭击，总是首先把议题事先通告与会者，让他们有思考和提建议的时间，等大家都作好了准备后，再正式开会，这就保证了民主的贯彻落实。民主作风集中了全党智慧，团结氛围增强了全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民主团结的风气使党进一步走向成熟走向胜利。

历代领导集体从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对比中，深刻地认识到有一个稳固的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它从形成之初就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在选择、确立和维护领导核心方面树立了榜样。遵义会议前，洛甫、王稼祥等人便鼎力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如果没有洛、王以及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的努力，就没有遵义会议的召开，也就难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毛泽东以出众的才华，驾驭大局的非凡能力，光明磊落的胸怀，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赢得了核心地位，而且这种地位从遵义会议开始一直到他逝世，从未易位，始终稳固存在着。但是，众人的支持，尤其是周恩来、刘少奇等核心领导层成员的支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高出毛泽东许多，但土地革命的胜利和斗争中的不少挫折失败证明了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周恩来从遵义会议开始，把自己摆在了辅助毛泽东的位置，自觉维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建国后，党内高层多次发生分歧，在众人与毛泽东意见不同而需要表明态度的最后关头，周恩来总是从维护毛泽东核心地位的高度出发，转而支持毛泽东。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对毛泽东至关紧要的赞成票。从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全会，在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受到王明的挑战时，刘少奇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1942年底，刘少奇从华中调到延安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后，发自肺腑地拥戴毛泽东担任党的最高领袖，正式建议由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被中央政治局接受，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体系上巩固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从此，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重要助手，紧跟毛泽东，直到生命的尽头。由于叶剑英、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的支持，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复出，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实上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1980年10-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但邓小平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并转而推荐了胡耀邦。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叶剑英、李先念先后以面谈和写信等形式，真诚地建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的名次排列上将邓小平、陈云往前排，以如实地体现他们的重要作用，但他们不同意这样做。中央领导集体的每个成员都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服从真理和全局，自觉维护核心领袖的威信。核心领袖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处理上也是恰当的，做到不计亲疏，一切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作风民主，从不因自己是核心而凌驾于集体之上，总是把自己看成领导集体中的普通一员，把工作成绩归于集体，有了失误首先从自身找原因，勇于承担责任，这也是他们能长期居于领导集体核心地位的原因之一。历代领导集体核心突出而稳定，大大地促进了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也维护了党的团结，进而稳定了中国政局。

（三）独立自主 自立自强

历代领导集体的形成，都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扰，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选择。中共早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思想上组织上都受到严重禁锢和控制，独立自主性很难得到充分发挥。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党事务，撤销了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得以进入最高决策圈。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后，在处理内政外交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正确的就执行，错误的就抵制。抗战初期，实质上来源于共产国际的王明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和做法，使中共面临淹没于统一战线中，最终被国民党同化的危险。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尽管打着共产国际的大旗，但还是遭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坚决抵制。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连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出兵北上，“武装保卫苏联”，被毛泽东拒绝，中国共产党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多次试图继续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毛泽东及其第一代领导集体正气凛然，不为所动。全国解放前夕，斯大林建议中共接受“划江而治”，不要打过长江，理所当然地为毛泽东所否决。建国后，赫鲁晓夫起劲地推行大国主义政策，妄图控制中国。1958年，苏联国防部长致函彭德怀元帅，表示要在中国领土上由双方共同出资建设两座长波电台，共同管理。对这一涉及国家主权的严肃问题，我方表示：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建设，我们同意，费用全部由我们负担，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我们，否则政治上不好。毛泽东则强调说明：“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恰当的。 ”[2]（P113）中共中央的明确立场，迫使赫鲁晓夫当面向毛泽东道歉，并谎称那是苏联国防部提出的，并未经过苏共中央讨论。不久，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在中国海岸建立一支联合舰队的非分要求。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如果你们“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2]（P114）几天后，赫鲁晓夫匆匆来到北京，推说这是因为尤金传达错了他的意思而造成的误会。从此，苏联再也不敢提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之类的事了。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路过北京时，先是指责中国不该炮轰金门给苏联“造成困难”，并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甚至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在遭到毛泽东的驳斥后，赫鲁晓夫又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公然偏袒尼赫鲁，指责中国与印度发生冲突极不明智，是把尼赫鲁推向了西方，周恩来义正辞严地谴责赫鲁晓夫“完全是文不对题”。在这一系列事关国家主权的问题上，第一代领导集体看穿了苏联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听任于它那根“指挥棒”的卫星国的企图，顶住了苏联的压力，针锋相对，毫不让步，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1960年6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策划对中国共产党搞突袭和围攻，极其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针对赫鲁晓夫的恶劣行为，代表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可以被辗得粉碎的，但决不会在错误的围攻面前屈服。”[3]（P338）赫鲁晓夫一计不成，便撤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撕毁几百个援建合同，妄图通过经济手段压服中国共产党。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代表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2]（P118-119）确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勒紧裤带，挺直腰杆，以坚韧的毅力，渡过了难关，并创造了新的辉煌。1964年10月16日，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而赫鲁晓夫同日被解除了领导职务。毛泽东不无讽刺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 1 吨重的大勋章”。[4]（P809）总之，历代领导集体在内政外交相当困难的年代，恪守独立自主原则，顶住了外在压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独立；激发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了暂时的困难；没有把自己同某一大国绑在一起，听其指挥棒转，从而避免了重蹈东欧国家的覆辙。

（四）素质超凡 强强组合

历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尽管参加革命的时间和背景不同，性格各异，但信仰相同。他们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有振兴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自投身革命之日起，便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矢志不渝。毛泽东原是小学部主事，朱德已是有相当地位的旧军官，周恩来更是学有所成，但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他们毅然抛弃名利，走上了共同的革命道路。残酷的战争环境，决定了我党在组成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更加注重真才实学。每个成员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练和考验，最终脱颖而出的。他们合不合格，不是以个人或组织意志为转移的，实践和功绩是真正的检验者。上述条件，决定了我党在组成第一代领导集体时，真正做到从革命大局出发，从党的路线、任务的角度选择最优秀的人才。在战争年代，第一代领导集体就集中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卓越领导人。毛泽东才智过人，刘少奇刚毅沉静，周恩来明睿机智，朱德宽厚稳重，任弼时细心周到，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在党的事业面前实现了优势互补。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思想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堪称舵手。刘少奇有长期白区斗争的领导经验，又是党建专家，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影响了几代共产党人，堪称治国安民的行家里手。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是党内最出色的统战专家，机敏过人，交往广泛，堪称处理复杂事件的高手。朱德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总司令职务，有丰富的指挥经验和高超的军事才能。任弼时长期担任中央秘书长职务，心细如发，兢兢业业。他们的汇聚，使第一代领导集体成了一个杰出人才的集合体。建国不久，任弼时不幸逝世，党的任务也因战争基本结束而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党顺应了这一形势变化的要求，递补经济专家兼党建专家陈云进中央书记处，把具有治国安民才能的刘少奇推向了第一线，同时把年富力强，明睿果敢的邓小平调入中央。到八大，新充实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更加全面，更加优秀。以“四老带二新”为特点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兼具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和经验与胡耀邦等当时年富力强的新一辈能人的朝气与干劲，结构合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都以学历层次高、整体能力强、勤政亲民的形象著称于世。

（五）旗帜鲜明 党性坚强

“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5]（P8）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旗帜。党的旗帜也就是党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它由党的性质所决定，同党在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相联系，表明党的奋斗目标和发展道路。其正确与否，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毛泽东早在建党前夕就曾形象地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6]（P66）可见，有了正确的旗帜，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我们党才会有坚强的战斗力，我们民族才会有更加强大的凝聚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促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奋斗目标，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近期奋斗目标，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方向。

马列主义是我党的指导思想，这是绝对不能丢的，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只有在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申明和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连续三次“左”倾错误领导，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后，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我们党终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这是总结建党24年经验做出的历史性决策，是我们党政治上成熟的标志。正是由于党坚定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才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革命与建设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我党自己的理论，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集中成果。[7]（P236-237）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创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集中成果，十五大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立的科学发展观分别于十六大上和十八大上被写进党章，明确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从被写到党的旗帜上，几十年来从未动摇过，这面旗帜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人手中高高飘扬。

二、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自身建设的经验启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自身建设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后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讲，都是一笔极其宝贵的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因此，以科学的态度对历代领导集体建设上的成败得失进行深刻剖析，认真汲取其经验教训，发挥历史启迪作用，这对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化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必须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色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奉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生搬硬套马列主义词句，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在这方面，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有过不少教训。中国的事情不仅必须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而且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正如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讲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8]（P3）

（二）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提高党的科学决策水平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建设的根本原则，是贯穿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一根红线，是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突出特点。党之所以有力量，能够成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除了有正确的理论和纲领路线外，还要有组织上的保证，这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党组织成为统一的行动一致的整体。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持全党在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纪律，使党内生活正常化。回顾党的发展史，民主集中制执行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历史反复证明，民主集中制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个根本问题。

（三）必须坚持强化党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毛泽东规定为党的唯一的根本宗旨，是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能否忠实履行这一宗旨，是衡量党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志。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自己定性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就一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表明自己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党和党的事业获得胜利和发展之本；执政党的作风，是至关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而要不折不扣地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9]只要全党加大反腐败力度，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就一定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就一定能得到发扬光大，党就一定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四）必须坚持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标准，确立坚强有力的党的各级领导核心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0]（P526）干部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骨干力量，干部队伍建设是攸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伟大工程。必须站在这样的高度，按照“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要求，致力于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干部队伍。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是各级领导班子（集体），而各级领导班子（集体）建设的关键则是领导核心（即一把手）。作为核心领导层的各级领导班子，必须是团结的、务实的、高效的、创新的、廉洁的，唯有如此才能有战斗力和凝聚力。“一把手工程”作为关键的关键，一把手作为核心的核心，其选择、提拔、任用、确立，都必须遵照组织程序，严格标准，民主决策。具体说，核心人物必须是在长期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深受广大群众拥护的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卓越领导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表明的：“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9]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伍修权.回忆与忆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聂荣臻回忆录:下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5]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7]孔德生.开天辟地——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纵论[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N].光明日报，2012-11-16.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