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海伟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北京 100091）

“南方谈话”与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

崔海伟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北京 100091）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临着风云变幻的国内外环境，已近鲐背之年的邓小平踏上南巡之路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文选》的封篇之作，南方谈话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这些理论在回答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向前发展的同时，推动了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提供了思想指导。

南方谈话；邓小平；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基于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的主要理念是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得到了与会各国的广泛认同。1992年召开的里约峰会上，各国就“可持续发展”达成共识，形成《全球21世纪议程》，并提出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的原因之一就是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的思想资源，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方谈话”作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推动了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标志着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它的主要内容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使得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思想指导和方法论原则。

一、时间维度：“南方谈话”标志着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不断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和反思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与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定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在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思考过程中得出了新的认识。为了更好地制定“六五”计划，邓小平在1980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提出：“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然后着手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这里所讲的国情包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制约发展的人口、资源、科技等问题所做出的新判断。一是底子薄。“由于底子太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二是人口多，耕地少。我国是地大物博，但有许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还没有成为现实的生产资料。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干部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我们看到，国门初开的岁月中，邓小平对我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认识日益加深，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路。1979年3月23日，他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发表讲话，针对国民经济调整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人口增长要控制。在这方面，应该立法，限制人口增长。”1982年11月15日，他在会见前来北京参加中美能源资源环境会议的美国前驻中国大使、密执安州大学教授伦纳德·伍德科克时,指出：“中国正在解决能源问题。要搞四个现代化，能源方面搞不好就会耽误。所以这次会议对我们很有益处。中国的资源，第一是水力，第二是煤。但是煤开采起来要花钱。我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二十年、五十年。”他要求从今年开始就要展开植树造林的工作，首先解决好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问题，通过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实现人民生活富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正是由于邓小平对我国国情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对我国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才特别贴近实际，并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的不断拓宽而日益深入。

十二大召开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邓小平对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与改革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985年7月11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工作情况时发表谈话，就改革与持续发展的关系谈到：“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这番讲话意在坚定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心。不过，邓小平是站在要实现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改革的。同样的思想也体现在邓小平对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提问时的回答中，“总结过去七年的经验，为我国经济发展确定一个适宜的速度，并通过‘七五’计划，为中国在本世纪内和下世纪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也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得到了体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确立长期稳定增长的战略方针，脚踏实地前进，而决不能盲目追求过高速度，以利于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和理顺各种经济关系，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此时，邓小平开始了从社会全面协调的角度来思考持续发展的问题。他在198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强调，“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第七个五年计划》也将社会效益摆在了突出的位置，要求“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内在的包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了它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公平正义原则却体现了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就社会制度的选择对持续发展的影响问题的思考不断进行。他在谈及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提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后来，在与加蓬总统邦戈谈话时他又一次指出：“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可见，邓小平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没有中国的持续发展道路。

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思考中国国情问题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这使得邓小平关于我国的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具备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前提。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判断决定了我们走中国式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经济、自然环境、科技教育等现实条件，确立起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十三大之后，邓小平更加注重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指出，“要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邓小平关于持续发展的认识就由国内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转向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诸多问题作出回答。“南方谈话”的理论成果使邓小平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得以明确。

同时，邓小平在南巡过程中还亲自参与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活动当中。1992年1月22日，他和夫人卓琳，带着全家在深圳仙湖植物园植树。邓小平重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思想早已为人所知。事实上，正是邓小平的建议才使得《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建议》得以通过。1981年夏季，发生在四川和陕西的特大水灾，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随后不久，他特地找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谈话，力主采取有力措施，发展中国的林业事业。他的建议随后被中共中央采纳。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本人多次参与植树活动，并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推动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邓小平的实践活动孕育并推动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

二、空间维度：“南方谈话”的理论贡献推动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态的成型

南方谈话的重要思想观点，是经过长期酝酿之后形成的。有些观点是南方谈话之前已经讲过或者有所阐发的，多数观点是第一次正式提出或更明确地阐述。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持续发展的世界视野、国情依据、重要动力、基本引擎、价值追求等五个方面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促使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成为一个日益完整的理论形态。

（一）正确把握时代脉搏——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展开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邓小平对时代主题进行了重新认识。自从1977年重新恢复工作之后，邓小平就高度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1985年3月，邓小平在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一次深刻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发展问题仍然是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如何实现发展？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才是适应人类社会长期生存和发展需要？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并最终成为人类社会认同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论断要求我们要牢牢把握当前的时代主题，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紧紧抓住这个实现持续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牢固树立国情意识——可持续发展的国情依据

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阐述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报告指出：“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具有什么特点呢？党的十三大报告进行了总的概括：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必须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明确提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而在这个历史阶段当中，我国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生态等许多方面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以此为依据，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目标，采取符合国情的国家发展战略。

（三）坚持改革开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邓小平进行南巡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就是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许多人仍然怀疑改革开放，怀疑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带来了许多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些人甚至将特区看作是晚清时被帝国主义国家以不平等条约所占有的租借地。改革开放面临着巨大的阻力。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针对这种社会思潮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要实现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在深圳国贸大厦，他发表谈话鼓励特区要大胆地闯，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整个南巡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强调要有勇气，不断加快改革开放。邓小平在江西访问时也谈到：“稳定发展我赞成，但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不能胆子没有了，雄心壮志也没有了。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这些讲话都表达了他力主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念。跟随他出访的二女儿邓楠也说：“这个观点，老人家吹了一路。”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在发展水平还相对比较落后的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面临着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困难和挑战。这就必须不断推动改革开放，解决发展中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充分利用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验，推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四）推动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引擎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要走一条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之路，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条件就是不断推动经济发展，从而为实现经济、社会以及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经济发展做保证，那么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九十年代初，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提升。可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投资过快、物价飞涨、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等问题也随之出现。因此，邓小平强调要加快经济发展，注重效益和发展质量，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经济发展来推动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的解决。邓小平坚持经济发展要保持较快的步伐，同时更要注重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提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这是继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之后，邓小平又一次突出强调科学和教育的重要作用。后来的实践证明，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将科学水平的提高作为重要保证。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科技发展规划）》、《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等都体现了科技教育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五）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

可持续发展要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最高的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保证代际公平。以人为本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邓小平在考虑我国的持续发展问题时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南方谈话之前，邓小平始终围绕着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改善民生这个主题思考持续发展的问题。他的关于公民义务植树造林的建议正是基于川、陕人民遭受特大洪灾，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损失而提出的。他的关于在黄土高原进行植树造林治理流失改善发展环境的思路把目标定位在要给人民带来好处，人们生活变得更加富裕。他在参加植树造林活动中特别强调：“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把对社会主义事业与人民幸福生活之间关系的理解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我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就必须牢牢把握这个价值标准而不动摇。

三、理论指导实践：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南方谈话精辟地分析了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从理论上澄清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各种疑惑，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为全党、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为开好党的十四大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1992年2月28日，中央以2号文件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通知》，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学习南方谈话的热潮。

南方谈话的精神也渗透到我国转变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成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实施新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南。199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鹏论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一书，向国内外介绍中国所做的环境保护工作。6月，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李鹏总理在这次大会的首脑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讲话，并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等五项主张，同时签署了《气候变化公约》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这次大会一结束，中共中央、国务院很快批准了由外交部和国家环保局提交的《关于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情况及有关对策的报告》，提出了中国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十大对策。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组织国务院各部门、机构和社会团体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经过共同努力，历时十个月之久于1993年4月完成了《中国21世纪议程》的文本起草工作。1994年3月，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白皮书，标志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

南方谈话虽然已过去二十载，但是它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不仅体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对我国持续发展问题的不懈实践和不断思考，也使得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思想得以结出丰硕成果，成为确立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思想先导。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56.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年—一九九七年）［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32.

［5］朱志武.南行纪［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114.

（责编：赵国梁）

D610.1

A

1008-8431（2012）04-0040-04

2012-06-05

崔海伟（1983-），男，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