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仕廷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部，湖北 武汉 430022）

“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论析

管仕廷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部，湖北 武汉 430022）

从宏观的视角来看，“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一种后发追赶型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一种稳定有序、渐进式改革的模式；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中国模式是一种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自主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一种和平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后发追赶；自主发展；和平发展

一般认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发端于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他于2004年5月撰写的《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一文认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以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的工具（如巨额外汇储备）等特点。他的观点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学者相继提出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案例”等概念。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模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中国模式的提出及其历史背景、主要内涵、基本特征、世界意义等，可以说是观点纷呈，各有侧重，莫衷一是。在此，本人仅从宏观的视角，对“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作一初步的梳理、分析与概括。

一、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实质上是指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社会主义则赋予了“中国模式”社会属性的规定。“从世界现代化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角度上看，资本主义化和现代化是一种重合的世界历史进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里，社会主义是现代化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结果，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现代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未来社会。尽管马克思有过东方社会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但是，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①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认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强调“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因此，当今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决定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内容和历史任务，也决定了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过程，是社会主义从不够格的走向够格的过程。

中国模式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其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其经验即党的十七大所总结概括并被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十个结合”。它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中国个性和民族色彩，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和中国的时代精神和进步内容，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和历史性。②作为具有社会主义属性与性质的社会形态，中国有着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具体体制与运行机制的重要规定与根本体现。作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模式也将与时俱进，不断汲取新的时代精神和进步内容。“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选择的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相比，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很强的可成长性；与拉美模式相比，显示出发展的人本性和社会的稳定性；与印度模式相比，显示出高速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发展的全面性。

二、中国模式是一种后发追赶型发展模式

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般会遭遇传统与现代、富裕与贫穷、发展与秩序、解构与重构等一系列悖论，稍不注意就容易跌入“现代化陷阱”并造成社会发展的断裂。后发优势理论是对西方主流和传统现代化理论及发展理论的修正和补充，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和模式的重要理论支柱。其基本内涵是指在先进国家和地区与落后国家和地区并存的情况下，后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后发优势主要是从时间维度来说的，即后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存在后发优势，就是因为它们在发展水平上比先进国家和地区落后，落后也为其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潜在的优势。在后发优势理论的指导下，部分发展中国家制订了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模式，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大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确地发挥后发优势并且为其从潜在的能力变为现实的优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借助人力后发优势、资本后发优势、技术后发优势、产业后发优势，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成功地实施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进入人均国民收入从1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后发优势属于国家和地区战略层面的问题，它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何发挥优势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命题。一般而言，实现这个命题有两种思路：赶超战略和跟随战略。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采取跟随战略的结果可能被越拉越远，而赶超战略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称之为“追赶”型经济，即不断地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表现为快速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人类发展指标相对差距。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后发追赶型”发展模式，政府实施的战略是赶超战略（即跨越式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制度后发优势仍存在很大的发挥、调整空间，尤其是在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产权制度、现代法律制度方面；我国现阶段处于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根据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验，这个阶段既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所以，中国在这一阶段仍然要利用后发优势，实施追赶型发展战略，但也要注意到，现代化阶段的推进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及现实问题，使中国曾经出现的后发优势正在不同程度地流失，中国的后发优势面临新的潜在挑战，这种挑战在未来的发展中可向优势方面转变，也可能是劣势。目前虽然我国的技术增量和技术存量都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我国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位置，企业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很低、利很薄。因此，今后我国在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发挥和制度后发优势的建设。

三、中国模式是一种稳定有序、渐进式改革的模式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③亨廷顿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认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④中国模式是一种在持续保持高度社会秩序前提下的改革发展模式，保持社会稳定是改革的重要条件，改革的探索性、复杂性、艰巨性和改革中的利益调整，都对社会稳定构成压力，要使改革顺利推进，没有稳定的环境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必须考虑如何把对社会稳定的压力，尽可能降低到社会和公众可承受的范围，从而实现平稳转轨，如果采取过于激烈的方式，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震荡，恶化改革的社会环境。

“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渐进式改革的优点是很明显的：群众比较能够承受，有利于锻炼广大群众的承受能力；引起的震荡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改革的领导者积累和总结经验，探索和开拓改革的新路子。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激发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初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中国模式不同于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也不同于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之后的“激进改革”，是一种稳健的在保持社会安定有序的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充分考虑到了社会和人民可以承受的程度。由于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进和社会发展的活力与效率，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防止了激进式改革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J型曲线”效应或更为糟糕的“L型曲线”效应，得到了社会普遍的理解和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渐进式改革大概是一个大国在“稳定优先”的约束下，规避改革风险的有效办法，实际上是对改革的代价采取了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分散风险。有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所遵循的是“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路线，这种模式区别于“民意主导型”的、由体制外力量所推动的权利驱动或利益集团驱动的民主变革模式，改革政策主要由来自执政党和官僚精英等体制内的力量推动，以改善治理效果为目的。依照这种观察，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决策模式的变革”。因此，有人关注中国决策模式的变化，指出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这表明中国党政决策方式开始走向多样化⑤。类似的观察和评论也支持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决策结构上已经从个人专断转向多元参与，在决策能力上已经从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在决策机制上已经从非制度化决策转向制度化决策，这些变化不仅表明中国政治运行机制的重要发展，而且产生了许多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结果⑥。

四、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当今世界有多种市场经济模式，如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管制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等。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它也区别于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优越性与有效性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其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改革最显著的体制创新，是“中国模式”在体制框架上的显著特征。这种结合，不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而且是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了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是理解中国奇迹的重要“制度密码”。⑦中国逐步形成了“四位一体”的体制模式、“四主型经济制度”：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资本技术与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的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经济交往关系。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实行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沿着一个不断市场化的方向演进的，要建立的经济制度不能缺乏市场配置资源这一要素。不过，我们建立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具有一些自己重要的特点：一是市场运行要面对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二是市场主体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化，包含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都有很强的利益请求参与竞争，而包含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同性质主体在市场中表现为特别的竞争格局。市场配置资源是“中国模式”的基础，但是，这种市场配置资源的方法受中国模式中特别的组织结构影响，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具有很大的差别。第一，受政府主导的程度不仅比资本主义国家大，而且也比新兴工业化国家强。第二，政府还充当了推动本地市场化过程的主角，如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为民营经济发展供给了许多的机会。第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存构筑的市场主体，虽然不利于展开充分的竞争，但是，对于市场的稳固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国模式”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有利于经济实现稳固、持续的增长。

五、中国模式是一种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自主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模式是在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融入全球化潮流之中，实现后发优势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没有失去独立的立场，而拉美国家的发展是一种“依附”性的发展，失去了独立自主。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陷阱”，主要根源于拉美国家的改革开放照搬西方国家经验，并形成了对于发达国家的过度依赖。拉美模式的失败表明：一个主权国家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应由本国人民自己决定，不能依赖外国，任何由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注定要失败。在对外开放道路的选择上，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始终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方针，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但同时又通过改革开放积极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发展把坚持独立自主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行了很好的结合，是一种真正自主发展的模式。第一，保持中国“个性”，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中国的“个性”就如邓小平所说，“独立自主，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处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积极鼓励和扩大出口，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但也特别注意避免重现“依附型发展”，依靠国内市场，扩大内需不断成为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实质始终没有变。第二，坚持自主发展战略，实现科学发展。在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同时，不断提升发展的质量，走内涵式可持续发展道路。第三，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原则。坚持对外开放战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与世界先进经验，努力实现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以及与他国家的互利共赢，这是对自身民族性格、历史方位、发展战略等主体特性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为实现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最明智的抉择。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因此，在改革开放中坚持自主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坚决顶住外来压力，坚守独立与自主原则；依据中国的国情与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从历史和实际出发，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及文化社会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这种改革向度是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推进路线是先农村后城市、先经济后政治、先单一后多维的渐进式进路；通过对外开放，积极主动地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不断汲取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为我所用，极大地提升了中国自身发展的能力，从而用事实向世人证明了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获得了有别于西方模式的成功经验，并被西方人所热议。在西方规则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中国坚持自己的道路，实现自主发展并取得成功，有力证明了人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人类社会发展不应该也不能只有西方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中国人的道路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巨大贡献。这还说明，对于一些西方大国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宣扬西方制度的优越性，认为西方政制是最先进、普适的人类制度模式的言论及其目的要有清醒的理性的认知与判断。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适合的制度，西方政制绝不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灵丹妙药与济世良方。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盲目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由此导致了经济衰退、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严重后果，这一教训值得我们思考并应始终作为历史的鉴照。

六、中国模式是一种和平发展模式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走传统发达国家推行的霸权主义及对外扩张的老路，是通过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方式来实现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模式外向特征的准确概括。实现和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共赢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原则、我们的追求。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指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思德教授2011年2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所选择的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对其自身发展有利，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利。柏思德说，和平发展之路是中国的“最佳战略”，“中国已经选择了一种最好的发展方式，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利。”柏思德表示，他非常赞同有关“中国和平发展使世界受益”的观点，人们“不能因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就去阻止全球化的进程，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双赢，而不是你赢我输。这样‘蛋糕’才会越做越大。因此，政策制定者采取适当的管理方式非常重要。”⑧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依靠武力与霸权对外侵略扩张的老路，他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和平发展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和庄严承诺。

①⑦胡东升：《社会主义语境下的“中国模式”》，《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5期。

②程恩富：《中国模式：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13日。

③④塞缪尔·享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 40-41、8 页。

⑤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⑥王磊、胡鞍钢：《结构、能力与机制：中国决策模式变化的实证分析》，《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6期。

⑧ 《丹麦学者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令世界受益》，新华网，2011年2月9日。

责任编辑：陈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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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2994（2012）03-0027-04

2012-04-11

管仕廷（1968- ），男，湖北武汉人，中共湖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