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绪印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通过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这两项内容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的重大飞跃，它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性的步骤。它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列宁的指示和早期党的探索为二大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初创阶段，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并大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还没有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还没有找出中国革命的途径和认清中国革命的规律、步骤。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有的认为革命应当“毕其功于一役”，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同时进行，以达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更多的人强调的是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与中共“一大”党纲中没有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非偶然。

1921年11月，帝国主义各国召开华盛顿会议，目的是进一步对中国侵略、掠夺。为了对抗华盛顿会议，在共产国际领导下，1922年1月2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国民党派代表出席了会议。

大会贯彻了列宁的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精神，指出了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大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列宁在病中接见了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向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大会闭幕后，张国焘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传达了大会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反帝也必须反封建，指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等。[1]（P194）

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理论之前，虽然对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的问题尚没有明确的认识，但是，也正开始探索这一问题。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已经在揭露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侵略被压迫民族的性质，指出：“尤其是中国，若不急谋剧烈的反抗，迟早不免要受到列强分管或共管的命运”。[2]（P414）1922 年 1 月，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在发刊词中指出了要认识中国国情问题，要“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最合适的实践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就全国的形势来看，还是旧的势力占着优势。如国内武人军阀的横行……使我们感觉这还是法国大革命以前封建社会的状态。”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列宁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有关理论之前，已经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具体步骤问题了，所以听到张国焘汇报后，中共中央便对共产国际的意见“深表同意”。[1]（P199）4 月，《先驱》第 5 号上发表文章指出：根据中国的社会情况，革命“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使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3]1922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指出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必须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文件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些都说明，在中共二大之前，党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应采取的策略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为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准备了条件。一方面积极探索中国的国情，一方面接受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并开始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初步认识了中国革命应分为两步走。

二、党的最高、最低纲领的制定和六项“第一”

1922年7月16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2人，其中有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等，代表党员195名。这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大会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基础上，宣布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4]（P115）

党的二大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重大飞跃。二大宣言和其他文件不仅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互区别开来，而且初步认识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宣言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4]（P114-115）以往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不少人说，当时二大宣言是陈独秀执笔起草的，陈独秀将他的“二次革命论”放进来了。笔者认为不宜将《中共二大宣言》中的上述这段话判断为“二次革命论”。实际上，上述这段话反映出当时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共产党人，估计民主革命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如果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民主革命中发展得强大，民主革命胜利后，就能够马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种可能是，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是资产阶级从封建势力统治下夺取到政权，无产阶级还要经过使自己力量发展强大的过程，再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到政权。在当时的共产党人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还是初步状态，有些人受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或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影响，认为可能有一个资产阶级暂时取得政权的阶段，再转入无产阶级专政。当时对革命途径、革命前途的具体情况，还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地看问题，就不要苛求前人。

为了贯彻执行民主革命纲领，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指出：“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之下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4]（P65）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5]（P633）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任务。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帝制，但是，它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所以辛亥革命没有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历史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才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一年前，在中共一大的《纲领》中，还只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奋斗目标，还没有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没有制定出切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也没有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认识。到中共二大上能够制定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通过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说明在短短的一年中，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革命实践的探讨，政治认识上有了一个大的飞跃。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制定，破天荒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这是中国革命的一条重要规律。中共二大制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性的步骤，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任务和方向，成为当时中国一面鲜明的旗帜。

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章程。一年前，在中共一大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与《决议》，其中既包括了党纲的内容，也包括了党章的部分内容，但尚未制定一个完备、独立的章程。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章程》与《中国共产党章程》，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保证。

党的二大在党史上留下了六项开创性的文献和决议，这就是：第一次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第一次制定了完整的党的章程；第一次通过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第一次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第一次通过了《工会问题与共产党》、《少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第一次提出并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党的二大通过了上述决议、制定了有关重要文件，特别是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通过了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决议，反映了从1920年夏开始创党以来，至此创建党的任务基本完成。

这次大会也有缺点，主要是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也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这三个重要问题，以后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

三、革命分“两步走”和“统战”决议的深远影响

中共二大之前，虽然有个别共产党人发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呼声，但是，就全党大多数人来说，是强调反对资本主义的，是把反帝、反封建和反对资本主义一锅端的。由于强调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比较多的人在文章中是把反对资本主义作为重点任务的，同时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党的二大接受了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的精神，结合一年多来的对中国国情的研究，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这一条重要规律，跨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关键性步骤，为以后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由于无产阶级掌握着领导权，能够紧接着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历史过程正是以党的二大提出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为指导思想的，可以认为中共二大提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共二大所通过的“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决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革命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共二大的这一决议，也是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步骤，是关系到以后革命走向胜利的里程碑。

党的二大后，继续高涨的工人运动在党领导下由经济斗争大批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总工会和产业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纷纷出现。在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中，毛泽东领导的安源路矿大罢工产生了重大影响。罢工高潮引起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的残暴镇压，出现了京汉铁路罢工中的“二七惨案”，党从京汉铁路罢工斗争失败的教训中进一步体会到党的二大上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重要意义。切实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的力量是强大的，无产阶级单枪匹马地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必须同其他民主力量联合，必须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可见党的二大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决定，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为了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胜利，就必须重视和同盟者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决定和曾经领导过辛亥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人是主张和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但是孙中山却坚持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孙中山早年领导辛亥革命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时，曾经命令同盟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到洪门致公堂中，实行“堂内合作”，从而借助同盟会的革命精神改造致公堂，使致公堂变成为辛亥革命筹款的革命团体。[6]（P57）孙中山根据这一经验，想借助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改造国民党，力图使涣散的国民党焕发出革命朝气。但是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大多数共产党员都不同意实行党内合作，认为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内有丧失独立性的危险。为此陈独秀向吴廷康（维经斯基）写信，提出了六条反对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理由。[4]（P31-32）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922年8月下旬，通过在杭州西湖举行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要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以实行中共二大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但是大多数党员对加入国民党仍有疑虑，只有陈独秀等少数中央领导人，从组织服从角度加入了国民党。一年以后，西湖会议上马林的决定才得到贯彻执行。以后革命实践说明，这种党内合作形式，要在国民党内争取到无产阶级领导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建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大方向是十分正确的，以后的革命实践证明，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形式也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前，只能从事秘密活动，参加国民党后，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可以进行公开活动，使党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中共二大召开时，党员仅有195人，到大革命结束时约6万人，1927年11月统计，经过国民党大屠杀和不少人脱党、叛党，仍有1万余人。[7]（P214）仅4年多时间党员由不到200人发展到1万余人。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在各地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广泛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以后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这都是与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分不开的。以后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所建立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也成为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总之，党的二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的意义十分重大。

四、党史上检验“左”右倾错误的“试金石”

中共二大制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以及民主革命联合战线，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思想为全党所深刻认识并非短期就达到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成为检验党内“左”右倾错误的试金石。在党史上的“左”、右倾错误，除了社会条件、历史条件等原因之外，主要在于犯错误者对于党的二大上提出的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以及这两步之间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大革命时期的后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导下的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忽视了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的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都否认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例如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于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国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不但应当 “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企业、工厂，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8]（P126）他们否认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也否认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特点。又例如：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其他一切阶级、阶层都“已转入反动的阵营”，因此没有“第三派”和“中间营垒”的存在。宣称“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在土地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等。[7]（P297-298）也否认了中国民主革命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否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些都反映出，中共二大制定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正确决定，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没有被全党所深刻地认识，还没有在广大党员思想上扎根。二战时期，一部分党员参加了“托派”，他们同样也否认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他们主张马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否认无产阶级有和其他任何党派、团体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此外，在党内有些干部对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认识模糊，也同样否认党与中间党派、团体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直到遵义会议之前，有些党的干部的文章中，还强调反对中国的资本主义，打倒资产阶级。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党对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理论通过长期的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达到了理论上的成熟，特别是毛泽东发表了 《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才进一步系统、完整地阐明和深化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理论，并深刻地阐明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二者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5]（P613-615）理论上的发展成熟使中共二大制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进一步放射出光芒，也使中共二大确定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进一步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五、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的历史影响

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确认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抉择。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需要国际性的互相支持。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说明，中国的革命事业首先需要依靠中国共产党自身在革命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出中国革命的规律和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不能由别国或某个国际中心来指挥。共产国际规定，参加共产国际的每个党的纲领都必须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切决议，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党都必须执行。由于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顾问对中国国情了解不深、不全面，往往做出错误判断，例如：马林说中国工人阶级很幼稚，“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9]（P135）还没有到成立政党的时机。认为国民党的“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的。[10]（P1）他们将片面的看法汇报到莫斯科，也成为斯大林错误判断中国革命问题的原因之一。斯大林作报告时说：中国国民党已成为“工农政党”，成了“共产党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11]（P992）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顾问们即使将了解的正确情况汇报到遥远的莫斯科，半个至一个月后才能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准或根据他们的汇报发出新指示，但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瞬息万变，往往是莫斯科的指示来了，但情况早已发生新变化了。所以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瞎指挥”是难免的，偶然符合了中国实际情况是难能可贵的。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派到中国来的代表、顾问，只支持国民党掌握武装力量，不支持共产党掌握武装力量，直到1927年3月10日，共产党再不掌握武装已经非常危险的形势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仍然不许中共掌握武装，竟然说：中国共产党建立“军队的做法是危险的和不能容许的”。[12]（P149）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只强调要共产党发动群众运动，不支持共产党对国民党争取领导权。当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国际要中共向蒋介石退让，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布勃诺夫使团的领导布勃诺夫给斯大林的汇报中明确地说：“主要危险是‘左’的危险。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在目前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又说：“这方面的任何过火行动都会更加吓跑大资产阶级，引起小资产阶级的摇摆。 ”[13]（P249）当国民党炮制出“党务整理案”限制共产党的活动时，共产党内有人提出必须将和国民党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才能“摆脱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才能执行真正独立的领导工农的政策”。但是共产国际坚决不同意让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并且不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包办”。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切实际地信任已经走上反动的蒋介石和汪精卫，认为他们还是革命的。这种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对大革命的失败应负主要责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与共产国际的支持有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一意孤行的指挥有关，长征初期，特别是湘江战役中，李德的指挥给红军带来严重损失。

但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指导也有积极方面，例如：中国革命中的土地革命重要性的理论，最初来自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顾问的启发。又如：“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当时斯大林虽然是指的国民党掌握的武装，但这一理论对以后共产党重视

武装和掌握武装有指导和促进作用；党在1935年发表的《八一宣言》是在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思想影响下的产物；1936年的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方案的最初思想来自共产国际。总之，中共加入共产国际，产生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历史影响。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是否认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避免苏联的经验公式化和摆脱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基础上的胜利。

[1]张国焘.我的回忆：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2]陈独秀.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A].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J].先驱（第 5 号），1922，（4）.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温雄飞.回忆辛亥革命前中国同盟会在美国成立的经过[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9]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10]孙铎（马林）.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N].前锋（创刊号），1923-07-01.

[11]斯大林.东方大学对于东方殖民地及附属国家的任务[A].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前[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