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森

（江苏警官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12）

一、问题的提出

1989-1991年，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8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纷纷易手。执政四十多年的共产党、工人党纷纷下野。伴随着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对此，国内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如，王义祥认为东欧剧变“最根本的一条，是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变质，变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政党，不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在选举中被工人群众所抛弃，也是理所当然的。”[1]刘祖熙等认为，导致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不符合东欧各国国情的、错误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模式和政策；直接原因是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现实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而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外部原因是苏联放弃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鼓励了反对派在东欧接管政权，西方和平演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2]（P448-449）王瑜认为，东欧共产党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丧失政权，令人瞠目结舌，更发人深思，究其原因主要有：苏联模式的推行是东欧共产党垮台的根本原因；民族和宗教矛盾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和平攻势和苏联的“松绑”是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3]姜琦、张月明在 《悲剧悄悄来临——东欧政治大地震的征兆》一书中，对东欧剧变的原因或征兆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各国情况不同，剧变的具体原因、征兆和导火线也各异，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六个方面——带有明显强制性的革命为喜剧中埋下了悲剧种子、强制性的两党合并使党内潜伏下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重大隐患、东欧各国探索人民民主道路被当作“民族主义”讨伐并强制推行苏联模式、经济上的高度集中严重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上的高度集中严重阻滞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部分国家民族问题严重；在《政坛10年风云——俄罗斯与东欧国家政党研究》一书中，他们又明确指出：“问题出在共产党内：放弃马克思主义，把群众的思想搞乱，实行多党制是共产党自毁长城的关键一步，圆桌会议则是共产党为自己‘编织了送葬的花圈’，反对派上台，依靠手中的权力，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内外政策上一步一步地走向资本主义。这恐怕是俄罗斯和东欧诸国复辟资本主义带有规律性的反映。 ”[4]（P378）

由此可见，大家在一些方面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那就是东欧诸国的“剧变”实际上是“慢慢”到来的，是缓慢积聚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前苏联和西方的原因，当然更主要的是由于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自我演变，最终导致自己下台、政权易手。这样的“共识”虽然言之有据，但仍然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执政后的共产党为什么会发生自我演变？发生自我演变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很显然，如果不对这个问题作出认真回答，那么，所有对东欧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原因的分析就只能流于表面而触及不到根本，当然，这也不利于历史教训的汲取和现实问题的解决。

二、东欧各国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源于执政能力的丧失

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以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提高执政能力，实现执政使命。所谓执政能力，就是指共产党执政后，在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运用各种手段管理国家、经济和社会事务，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本领和能力。加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应有之义，是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客观要求，它不仅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是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重大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才能保证共产党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在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具有本国特点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关键是要提高共产党政治敏锐性、科学判断形势、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提高共产党攻坚克难，领导发展特别是领导经济发展的能力；提高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处理复杂局势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只有上述能力具备、提高了，事情办好了，才能夯实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否则，就会失去执政资格，甚至导致亡党亡国的命运。东欧各国共产党发生蜕变、最终丧失政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执政能力的丧失，这主要表现在：

（一）政治敏感性不强，科学判断形势、正确决策能力逐渐丧失

作为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权威主要是通过决策——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的。而是否具有政治敏感性，能否科学判断形势，则是共产党能否科学决策、正确制定和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和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础和前提，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就会偏离正确轨道，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东欧各国共产党在20世纪70-80年代遭遇执政危机，大都与领导人政治敏感性不强，错误判断形势而招致重大决策失误有关。如，进入80年代的波兰，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交织在一起，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就要袭来。但是，1980年2月在华沙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对严峻的经济政治形势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在题为《为社会主义波兰的进一步发展，为波兰人的幸福而奋斗》的报告中，一味夸大成绩，掩盖缺点和错误。不仅如此，他还重申继续贯彻“高速发展战略”，结果给反对派制造了口实，使波兰一度陷入困境。再如，在1989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上，身为主席的涅尔什在致开幕词时，为了讨好反对派，加上误判了形势，不仅对党以前犯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而且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历史作用已经结束，最后他竟提出建议放弃“国家社会主义”，建立民主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就是解散原来的党，另行建立新党，结果制造了“动摇整个共产主义集团的地震中……最大的一次”，[2]（P479）使国际舆论哗然。

（二）政治智慧不足，攻坚克难决心不大，领导改革和发展的能力逐渐丧失

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各国共产党都必须学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本国的实际，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提高领导改革和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否则，也会给共产党的形象带来损害，从而加速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瓦解。东欧各国共产党先后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没有搞好，人民未能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二战后东欧各国都照搬苏联模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尽管一度取得某些成功，但不久“水土不服”的弊端就暴露无疑，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严重困难。为此，有的国家思想僵化不思改革，仍然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并奉行封闭的对外政策，如，60-80年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直到1985年4月恩维尔·霍查逝世后迫于国内外压力，才决定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新的调整，“但是，这些措施来不及实施，一场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具有致命威胁的急风暴雨已经在阿尔巴尼亚政治舞台上兴起”，[2]（P531）使劳动党无法招架， 不得不于 1991 年 6月宣布改组为社会党而退出阿尔巴尼亚政治舞台。有的国家迫于压力尽管很早就谋划了改革，但由于不顾国情，脱离实际，加上改革措施本身又有严重问题，结果祸起萧墙，自毁长城。如，波兰政府1970年、1980年擅自决定大幅度提高生活消费品和肉类销售价格，结果引起工人大罢工，抗议物价上涨，对此波兰党和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致罢工浪潮席卷全国，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敲响了丧钟。再如，60-70年代的南斯拉夫针对社会主义自治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行了改革，但由于 “过早地和过分地强调国家经济职能消亡，取消了联邦宏观调控的权力和能力，以致形成了各共和国的权力中心，增大了离心倾向”，[2]（P321）这中间虽然对此也作了一些调整，但见效甚微，最终成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解体和南斯拉夫联邦国家瓦解的引爆点和致命伤。

（三）统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艺术不强，应对复杂局势和突发事件能力逐渐丧失

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调整和利益博弈，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利益矛盾的显性化，要求改革推进时必须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将各方面的力量整合起来，把各方面的作用发挥出来，既要稳妥推进改革，又要保持利益平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改革出现震荡。当然，改革也充满风险，一旦矛盾或重大突发事件出现，就必须妥善处理、从容应对，否则，风险就会变成危险，甚至葬送改革，改变政权颜色。东欧各国共产党先后发生蜕变、最终丧失政权，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在改革的关键时刻缺乏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应对复杂局势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具体表现为：

一是没有正确处理好党内矛盾和斗争。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因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改革的步骤和方法、政治多元化、议会民主等问题上的观点大相径庭，导致党内矛盾产生，甚至出现了反对派，这本是正常的现象。但问题在于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此既没有思想准备，也不能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协调各方解决这些矛盾，相反，却迷恋于采用专政的手段，一味强调镇压，结果激化了矛盾，加速了自己的毁灭。如，保加利亚仅1949年因科斯托夫一案受牵连者就多达9万人，阿尔巴尼亚从二战结束以来因政治问题被处决的就达4.5万人。事实证明，运用“大清洗”等残酷手段开展党内斗争，不仅达不到党内团结的目的，甚至还会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二是没有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在东欧8个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两国的民族矛盾尤为突出。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按照宪法规定，斯洛伐克享有自治权，但这种自治权在捷共执政后并没有得到满足，最终导致矛盾积聚和爆发，成为捷共垮台、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再如，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而南共联盟在处理时却出现了一系列严重失误：南斯拉夫原来规定，各共和国都要为不发达地区提供发展资金，而出钱最多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不满意，意欲独立；铁托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目的，下令让一部分塞尔维亚人改信伊斯兰教，并把他们划为穆斯林族，导致新的民族矛盾产生；南斯拉夫宪法存在矛盾，各共和国遇到与己利益攸关的问题时，都会根据宪法据理力争，增强自己一方的砝码，导致民族矛盾日益激化。随着东欧政局变化，各民族离心倾向愈益强烈，最终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剧变和解体。

三是没有及时处理好突发事件。在东欧各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日益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的存在，加上反对派和西方势力的煽动，工人罢工、学生游行示威、民族骚乱等突发事件时有发生，但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在处置这些事件时，却存在反应不灵敏、应对不及时、处置手段不当等问题，结果使共产党陷入困境而倒台。如，1971年11月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境内就发生了严重的民族主义骚乱事件，铁托亲自出面干预，并认定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同时逼迫克罗地亚领导人辞职，此外有数百人被撤职，骚乱的某些首要分子被判刑，参与骚乱的党员全部被开除。次年10月，铁托又开始对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进行批判和清算，结果又有一大批领导人被清洗。这种处理突发事件的做法（不是依靠制度的力量而是依靠铁托总统个人的威望来解决；单纯进行组织清洗甚至判刑，而不重视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虽然能够收到一时的效果，但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矛盾，也不能消除群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反，却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逐渐失去凝聚力而最终走向崩溃。再如：1989年12月，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了“牧师事件”。对此，飞扬跋扈的齐奥塞斯库采取了镇压手段，并决定21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群众大会，庆贺他的“胜利”。但他万万没想到，这次集会恰恰给愤愤不平的群众提供了上街闹事、举行游行示威的机会，结果示威群众立即汇成几股洪流向齐奥塞斯库所在的党中央大厦聚集。这时，支持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军队开始倒戈，并开始从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撤走。齐奥塞斯库夫妇眼看大势已去，22日下令调来直升机，从大厦的顶部平台逃走。后被军人抓捕，25日被救国阵线组成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由“牧师事件”处理不当而刮起的罗马尼亚政治风暴，不仅使罗马尼亚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使罗马尼亚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教训惨痛！

[1]王义祥.东欧国家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原因和教训[J].俄罗斯研究,1994，（1）.

[2]刘祖熙.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3]王瑜.东欧共产党丧失政权原因探析 [J].中共石家庄党校学报，2005,（11）.

[4]张月明,姜琦.政坛10年风云:俄罗斯与东欧国家政党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