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群体用维稳绑架社会

近些年来，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稳定问题引起多方面的关注。如果这些社会矛盾得不到缓解，某种形式的社会动荡就可能会发生。因此，如何分析和判断社会稳定的形势，就成为判断社会未来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国人关注的一大焦点问题，与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形成的一种“不稳定幻像”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谓不稳定幻像，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应当说，这种“不稳定幻像”在我们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影响了我们对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看法与处理方式。换言之，这种“不稳定幻像”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冲突是一种利益的矛盾冲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定位。不要把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刑事治安案件，而是要当做一个利益的问题来处理，这是我们把握这些社会矛盾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不稳定幻像”的形成，与我们对这种新型利益矛盾不熟悉、缺乏有效应对手段而产生的担忧心理有直接关系。

过去的20多年中，人们曾经多次对中国社会做出过危机与崩溃的预测，但事实上，这些预测都没有得到事实的应验。

不能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的是，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迅速增长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社会结构的弹性。

这个弹性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第一，三七开或者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我们有一个很大处理矛盾的空间。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矛盾和危机分散化的效益。第三，经济的发展为解决许多问题提供了条件。第四，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具有很强的运用资源的能力。第五，不同群体的追求出现更大的差异。第六，上层的精英结成了比较巩固的联盟，从坏处说有可能在利益分配上拿到太多;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联盟的出现也有利于稳定社会。第七，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就是一种自我归因。第八，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八个方面赋予中国社会很强的结构弹性。

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维稳需要新思维。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维稳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要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

说到底，某些群体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曲解稳定，用稳定的问题来绑架社会。我们不应当夸大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我们这个社会要有自信，以正常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判断和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高瞻远瞩，进行制度化建设，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

【孙立平 人民网 201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