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

“中国模式”的话题，起源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的爆发式增长。特别是经过三年徘徊，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后，中国经济改革重新回到市场化的道路。

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真正起飞了。经过将近20年的高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中国模式”论倡导者对这个问题给出的回答是：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不过，这种解释虽然能够燃起某种民族主义的自豪感，却也留下了不少的疑问。

在强势政府掌握的“举国体制”下，中国的确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然而为赢得这些成就而付出的成本也大得惊人。

近年来政府启动巨量投资和海量贷款造成的消极后果正在开始显现。短期收益和长期损失之间如何权衡，恐怕也非一眼就能看穿。

此外，质疑“中国模式”论的人们认为，中国社会虽然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迄今为止，市场化改革还有许多大关并没有过，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

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因此，在中国政府和国有部门对于经济的控制和干预较之东亚国家和地区就更为直接有力，形成了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格局。

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不仅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求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地推进。

近年来经济和社会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

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和灾变发生的措施不力啧有烦言，甚至将这种状态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政府加强作为的方向是什么：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制市场和取代市场？不同的取向将决定政府领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

也正因为这样，这一场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对决定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吴敬琏《财经》杂志 2011-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