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洪伟

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者对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提名引介算起，布氏进入中国(大陆)已有近30年了。在这30年中，布鲁姆诗学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和接受可分为四个时期:提名引/译介期(80年代初至1986年)，引介无意识期(1987－1988年)，专题译介期或译介自觉期(1989－1999年)，译介繁荣期(2000－2010年)。本文将分阶段深入探究各期的引/译介、接受情况、特点，并就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以期对今后的布鲁姆理论译介、研究和应用工作提供有益的启发与思考。

一

(一)80年代初－1986年:提名引/译介期根据文献资料来看，最早提名引介布鲁姆及其相关信息的学者是张隆溪，他在1983年第2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结构的消失: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评》一文，对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如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文本的互文性，意义的游移性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在对解构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的介绍中，法国的雅克·德里达和罗兰·巴尔特是其重点，而对美国耶鲁学派的介绍则比较简略，其中重点阐述的是保罗·德曼和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观点，对布鲁姆则一笔带过，对其理论观点语焉不详。由于缺乏具体的理论展示，论者实际上对布鲁姆作了一次不在场的描述和介绍。

1986年，国内出版了一本系统介绍和评述解构主义的专著——《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作者比较深入地论述了后结构主义与其生成母体结构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同时也对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德里达、巴特、拉康、福柯等的解构思想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阐释，对于耶鲁学派，虽然作者也认同他们的后结构主义性质，但只提及了保罗·德·曼和希利斯·米勒两人，对于布鲁姆则只字未提。……